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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精装)


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精装)

作  者:[美] 伊恩·莫里斯 著

译  者:栾力夫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丛 书:历史的镜像

出版时间:2015年06月

定  价:69.00

I S B N :9787508652009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古籍  >  古籍整理工程  >  古籍整理    

标  签:军事史  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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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几万年来,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最大的梦魇,但在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罕见地融合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惊人的智慧的书中,《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作者伊恩·莫里斯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他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快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从长期来看,尽管战争带来了杀戮和血腥,却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

  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引人入胜的战争故事,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的15 000年的争斗和暴力,从原始社会到古代文明,再到“美利坚帝国”。莫里斯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代,人们生活在争斗不休的小社会中,有1/10甚至1/5的可能会死于暴力。与之相反,在20世纪,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等大小战乱,每100个人却只有不到1个人死于暴力。这都是因为战争,也只有战争打造出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才能够确保稳定,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富庶。

  这本书对15 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更表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可以度过这一阶段,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但莫里斯认为,要想知道战争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必须先明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无疑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战争的方式,并改变我们在未来应对冲突的选择。对于那些认为战争是普世灾难的人来说,这本书将改变他们看待历史的角度;而对于每一个参与战争与和平的事业,或是在任何一方面会影响人类命运走向的人,都应当读读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TOP作者简介

  伊恩·莫里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度致敬作者。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等多部著作,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荣获《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经济学人》年度图书、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图书、“益得书摘”国际图书奖、英国奥威尔图书奖(入围)、FT中文网年度荐书等,入选首期“解放书单”;《文明的度量》入选“中国大众好书榜”等。

TOP目录

推荐序 对战争的长程观察 // VII 

前言 送葬人之友 // XIII 

为我们时代的和平 // XVII 

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实现和平 // XXIV 

战争猪 // XXVIII 

进攻计划 // XXXIII 

 

第一章 不毛之地?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 

 世界边缘的战斗 // 003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 007 

 坐寇 // 017 

 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 // 020 

 我们就是怪兽 // 025 

 怎样才能变成罗马 // 035 

第二章 将怪兽放入囚笼:建设性的战争 

 并非西方式的战争 // 039 

 为什么一些帝国比另一些更幸运 // 041 

 囚笼 // 048 

 利维坦遇到红桃皇后 // 053 

 同一个充满矛盾的假设 // 058 

 烈火战车 // 064 

 推动一切的囚笼效应 // 070 

 扩张,再扩张 // 078 

第三章 蛮族的反击:反建设性的战争(1~1415年) 

 帝国的极限 // 083 

 帝国跨上战马 // 086 

 建设性与反建设性的血腥循环 // 094 

 帝国的坟墓 // 101 

 僵尸帝国 // 106 

 没有出路 // 109 

 把世界装入“囚笼” // 113 

 自然试验 // 118 

 幸运的少数人 // 125 

第四章 500年战争:欧洲(几乎)征服世界(1415~1914年)

 将成为国王的人

 为什么欧洲人的火器最优良

 回报

 训练啊,宝贝儿,训练

 对世界开战

 “看不见的拳”

 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日不落

 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

第五章 钢铁风暴:争夺欧洲的战争(1914年至20世纪80年代)

 有序世界重归混沌

 未知的未知

 风暴来临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世界警察”之死

 暴风骤雨

 学着爱上原子弹

 一路走向彼得罗夫的时刻

第六章 赤牙血爪:贡贝黑猩猩为何走向战争

 杀手人猿与嬉皮黑猩猩 

 死亡博弈

 我的朋友们帮了一点儿忙

 人猿星球

 裸猿

 2.7磅的魔法

 和平主义者的困境

 超越彼得罗夫

第七章 地球最后的、最好的希望:美利坚帝国(1989年~?)

 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金星与火星

 美国的布尔战争

 不可避免的类比

 打破锁链

 危险年代

 合而为一

 死亡博弈的终局

 末日之战即将打响

 

致谢

出版说明

TOP书摘

推荐序 对战争的长程观察

  我很高兴伊恩· 莫里斯的又一本简体中文译著《战争》出版,在此之前他已有《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 在中国出版,且都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如既往,这本书也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材料和激发我们思想的观点,而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观点,也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作者认为,从长程的观点看,战争是好的,常常是建设性的,他并力图展示为什么说战争是好的理由和数据。

  这一“长程”的观点是很“长”的,莫里斯强调他看战争不只是从近代500 年的观点,也不是从人类有文字史以来5 000 年的观点,而是他在前两本书中也采取了的、人类近15 000 年来的历史观点,而且主要是从客观结果来看。他认为,人类经过1 万多年的进化,终于摆脱了部落与个人之间频繁的互相残杀,人类的暴力死亡率即便在激烈动荡的20 世纪,也比在石器时代下降了90%。而战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莫大的作用。可以从史料清晰得知,人类几千年来的战争,虽然有建设性的和反建设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建设性的。

  而战争之所以在总体上起了这种好的作用,莫里斯认为,是因为通过战争,人类创造出了更庞大、组织更完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政府的统治者采取措施,维持和平,虽然不一定出于心中的善意,但即便在不经意间,这样的举措也达成了创造更大、更和平的社会这一目标。战争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社会,这一社会由更强有力的政府统治,而这样的政府用强制力确保了和平,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战争塑造国家,国家缔造和平”。战争创造出强大的国家—利维坦 ,而利维坦让人们更安全、更富有。战争虽然在有些条件下可以走向建设性的反面,让更大、更富有、更安全的社会倒退回更小、更穷困、更暴力的社会,但从长期的总体趋势来看,战争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我们不难看到,作者还是在肯定生命和反对暴力的基础上赞扬战争的。他说战争是好的,恰恰是因为他认为战争从长远来说可能比和平还更有效地保障了生命。战争促进了大的政治社会的建构,而一种大的政治社会往往能够更有效地维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换言之,少数大战代替了频繁的小战,一次短暂的剧痛代替了持久的小痛,“坐寇”代替了“流寇”,而前者比后者反而更能保护人们。作者并不美化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善意”,但十分强调国家的“善果”,强调国家相对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甚至也强调大国相对小国的优越性。

  的确,在莫里斯那里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他对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极其担心。他引爱比克泰德的话赞扬“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说罗马“为我们带来了伟大的和平,不再有战争、打斗、巨寇或是海盗;从日出到日落,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意出行”。同此,他也赞扬曾经的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在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方面的作用。他最后的一个观点是:战争正在自我终结。他将21 世纪上半叶和20 世纪上半叶进行比较,认为未来的40 年将是最危险的40 年,正像德国曾经挑战英国的霸权,而事实上却是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霸权一样,现在也有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而有些奇特,甚至有点儿反现实主义的是,莫里斯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一种硅基生物的技术发展上,说传统的人的碳基智能和电子技术的硅基智能将合并为一个全球意识,其思维能力将让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相形见绌。他认为这种“技术统治的世界”如果及时地取代“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世界就会有希望。万事万物的计算机化进程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有可能在“世界警察”衰微而引发新的钢铁风暴之前实现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到“技术统治下的和平”的转变。但是,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技术成就上,期望政治的问题通过目前看来还相当渺茫的科技奇点得到解决,这是否也是一种比较奇特的乐观期望?

  莫里斯为战争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战争造就了强大的国家,创造了大规模的、组织完善的政治社会。但我们或许可以质疑说:第一,国家,包括强大的国家是不是只是由战争造就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同等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原因?第二,即便我们承认国家,尤其是强大国家主要是战争推动造成的,那是不是也并非是战争直接造成的,而是经过了人们对战争的反省,接受战争的教训而采取了防范战争的措施和建设维护持久和平的制度,包括推广反战的意识与观念,如此才造就了强大且长治久安的国家?这也就引出了第三点质疑,即国家,包括强大的国家也有多种形态,而我们究竟要哪种强大的国家?是要短期强大的国家,还是要可持续的强大国家?而可持续的强大国家是不是恰恰要优先考虑全民的安全与福祉,而不是把战争放到首位?而现代意义上可持续的强大国家是否恰恰要通过反战、维权、法治和宪政建设?人类是否应当主要是通过“数人头”而非“杀人头”取得进步和发展?第四,在今天的核武器时代,战争是否还能推动造就强大的国家?大国、强国之间的战争,是不是更有可能造成其同归于尽甚至人类的灭亡?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很难赞同一种在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单因论和直接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上万年来人类社会暴力事件的减少,但即便这一减少的趋势的确存在,它也不是直线型的,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而在战争因素对这一趋势的影响方面,看来也更多的是因为反省和吸取战争的教训而出现的制度与观念的努力起了作用,而不是战争直接起了作用。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在事后谈论一场战争或一系列战争所带来的客观上的好结果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将这作为日后事先选择战争的理由(自然只能是一种结果论的理由)?事后评价和事先选择是有区别的,而莫里斯似乎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区别。比如他谈到战争是地狱,但又说从长期来看,其他选择可能更糟糕。他甚至直接批评丘吉尔的话“吵吵总比打打好”说,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表明人们自愿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而不是被实际或潜在的暴力迫使就范。那么,这种对战争的事后评价会不会变成一种对战争的直接诉求?对只是某一些战争所带来的建设性后果的分析,会不会变成对一般的战争的普遍肯定?而如果变成这种普遍肯定的话,这种普遍肯定显然就容易变成一种选择战争的支持理由,或至少是催化这种态度:发生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许还更好。因而不畏惧激化走向战争的因素,甚至不畏惧发动战争,从而真的带来了大难。

  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判断战争,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观察:第一是战争本身作为行为与活动的性质,即战争的本性;第二是发动战争者乃至介入战争的各方的意图和动机,即所要达到的目标;第三是战争实际上促成的结果,这一结果可能会接近某一方的目标,但由于合力的作用,它绝不会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愿望,而且,由于战争其暴力相搏的本性,它一定要带来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即便有长期的好的结果,也还是一定有战争中所付出的生命财产的代价。而且正如作者所承认的,还有一种完全是反建设性、纯粹破坏性的战争,不仅造成社会停滞,而且造成社会倒退很多年。

  战争有哪里好?除了作者所说到的,其实还可以补充一些。当然,这还是只能主要是指战争的客观结果。除了一场大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连年的、相持不下的混战,终于带来了强大的国家与它统治下的地区和平,甚至推进了世界和平。战争还可能推动科技的发展。由于双方在战争中集中了人力物力,极力想战胜对方,从而带来了技术的突破,这种突破的成果常常可以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转移,我们实际看到的许多科技发明最初都是在战时出现的。近代以来,战争还可能推动了社会平等,包括阶级、阶层和两性的平等,缓解了阶级冲突,或者松动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有时富人和穷人、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乃至男人和女人来到了同一战壕,站到了同一战线。战争甚至还引发了一些不无好处的革命,一些和平时期不易解决的沉疴终于得到了解决。战争还可能刺激了经济,长远来说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像核武器的威慑遏制了核大国之间的战争等。战争对精神和道德也不无起到锤炼作用,面对生死和平时很难战胜的困难,战时却通过极大地调动人的精神和道德潜力而战胜了这些困难。但我想,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重申:这只是战争一个方面的结果,还有另一方面的、更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家破人亡,对经济的直接摧残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多少年都很难恢复过来,还有广泛和持久的心灵创伤和道德伤害,为下一场战争酝酿的持久的敌意和复仇心等。而问题还在于,前述的种种战争好处,在核武器时代一旦战争爆发,可能都要化为青烟。

  以上是从战争的结果方面分析,如果从战争的意图方面观察呢?一场战争必定涉及不只一方,而且,发动战争一方的意图是主导性的,这种意图是否有好的呢?对此可能要有极严格的限制,有人甚至否认今天有任何“发动正义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莫里斯看来也没有从这方为战争辩护,相反,他充分认识到人们发动战争的自利乃至邪恶意图。

  最后从战争的属性来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战争的第一本性就是人类的相搏,就是成建制的、大规模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厮杀。战争不仅本身就是残酷,还助长残酷,它容易把残忍的习惯从战场带到非战场,从战时带到战后。战争无论如何都不是人之为人的骄傲。而且,我们不仅要持一种人类的观点,还要持一种个人的观点,因为生命实际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那里真实存在的,我们因此也就不仅要持一种长期的观点,还要持一种短期的观点。这是由战争的本性决定的。某一场战争可能会带来长远的好的结果,但我们是否还要念及和哀悼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呢?他们死去就是死去了,那就是他们全部生命的结束。而没有这场战争,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世界上也没有谁能够活15 000 年,大多数人的寿命也就是50~100 年。所以,我们总是要优先考虑尽量减少战争,包括减少战争中的伤亡;我们还要尽量优先考虑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

  我与莫里斯教授曾在2014 年11 月中旬中信书院举办的前沿论坛中见过面。当时对这本书的观点,我当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莫里斯教授解释说,他的意思其实是:战争并不是全无是处,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好处。如果是这样,他的立论应当是建立在比较不易受批评和攻击的立场上,但细看全书,似乎在有些地方又表达得过于强势。我希望我的批评没有太误解他的意思,或者可视作一种对赞许战争的一般观点的批评。我推荐人们读这本书,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我们澄清自己的反战理由的机会,或者看清自己隐蔽的好战“理由”的“缘故”。战争总是引人注目的,这不仅是因为战争中有各种偶然因素、剧烈冲突、戏剧性变化、胜者与败者、英雄与枭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战争是攸关千百万人生死的事情。研究战争的文献卷帙浩繁,但这本《战争》将以其独特的观点与方法,成为其中一部新颖的杰作。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1793年,一个新的力量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幻想。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参与的事业。”

  在亲历了这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看来,这才是 18世纪末的真正遗产。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 “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非是随意为之的: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是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并且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

  起初,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本应想到。许多欧洲观察家们坚持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认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一股团结一致的力量,而仅仅是一盘散沙:如果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以及冯·施托伊本 —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军官,他将大陆军训练得更接近于职业军队—参与进来,美国人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即便在欧洲人意识到美国人进行了一场新颖的人民战争之后,他们也对此不以为意。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军队简直微不足道。一直到 1791年,以寡敌众的迈阿密印第安人还在沃巴什河的上游附近歼灭了一支美国军队。印第安人杀死了 600名白人士兵,并且把土塞进他们的嘴里,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很多欧洲人认为,如果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结果,那么不要也罢。

  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给欧洲人留下印象的,并非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而是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发布的关于超越战争的声明。就连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称得上知兵的乔治·华盛顿也对法国记者说 “是让骑士精神和疯狂的英雄主义精神终结的时代了”,因为 “商业为人们带来的好处将取代战争和征服……就像《圣经》中所说,‘列国再也不学习战事 ’”。

  在 18世纪 90年代中期,欧洲的文学沙龙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有关世界和平的提议,其中很多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启迪。不过,最具影响力的还要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小册子《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康德或许是欧洲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既以其出色而广受争论的专著而闻名[就连其他的哲学家起初也觉得他长达800页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晦涩难懂],也以其严谨的生活方式而著称(他餐后都会大笑:并非因为他喜欢笑,而是这样有助于消化)。不过,《永久和平论》既不庞杂,也不严厉,康德甚至在其开篇还开了个小玩笑:他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取自“荷兰一家旅店标识上的讽刺文字,那标识上画了一处公墓”。

  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康德指出永久的和平在当前就有实现的可能。他认为,原因在于开放的共和国比封闭的君主国更善于经营商业。“如果进行战争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就像在共和国里那样,那么“公民们很可能会对进行这样不高明的赌博持谨慎态度”。而一旦共和国弃绝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都可能,也应当为其自身的安全考虑而要求其他国家一起加入一个类似于公民组织的组织之中,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如此就形成了国家联盟”。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直至今日,《永久和平论》仍然颇具影响力,经常在大学的课堂上被要求阅读(有时候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道)。但就在它问世的 1795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就已经很显然是错误的。共和主义非但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而把欧洲推入了战争之中。

  事情的诱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削弱英国,而给予美国革命者异常慷慨的军事援助,这简直是整18世纪最具讽刺性的事件之一。路易十六为此大量举债,到了 1789年,他已经无法支付借款产生的利息了。他试图增税,结果引发了纳税人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演变成了暴力行为。革命者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并在不久后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前前后后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法国人还有16 592人。

  惶恐的欧洲大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图恢复局势。1793年,法国革命者们突然感到恐惧,于是发动了一场威力超乎克劳塞维茨想象的人民战争。“整个国家都投入其中,”克劳塞维茨说道,“只要是有用的资源,都被投入战争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00万法国人就此加入了战争。

  康德认为,共和国的公民们对进行战争这种不高明的赌博会持谨慎态度。在这点上他可能说得不错,但一旦公民们决定发动战争,他们就会带着一种在职业军人身上鲜见的暴力的狂热参加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除了在南北卡罗来纳两州进行的大战之外,罕有什么激烈的大战。而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人们却带着一种狂热的正义感投入其中,并把矛头直指战争中的敌人。一位法国军官在1794年写给他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带去了火焰和死亡,一名志愿兵亲手杀死了3名妇女。这无疑是暴行,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那一年,革命军把25万乡下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他们嫌枪决和断头台处决的效率太低,干脆把平民绑在一起丢进河里。“卢瓦尔河变成了一条革命的河流,”指挥官揶揄道,“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我将这些恶魔从自由的土地上清除了出去。”

  不过,当革命者面对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军队时,他们遇到了麻烦;在美国革命者最初面对英军和效忠英国的黑森雇佣军的时候,他们也曾遭遇同样的窘境。法国的人民军队人数众多,纪律涣散,指挥乏力,特别是在他们将那些反动军官都斩首或驱逐出境之后。拯救法军的是出色的炮兵部队,因为炮兵部队保留了那些非贵族出身、在革命爆发前就在军中服役的军官们。1796年,这些炮兵军官中的一个 —个头矮小、喜欢争吵、来自外省的拿破仑·波拿巴—找到了将人民军队变为胜利之师的方法。

  革命者们声称:“我们不需要策略,不需要战术,只需要火、铁和爱国精神。”而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口号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部队抛弃了经常拖住职业军队后腿的补给线,转而在所经之处购买或是抢夺他们需要的资源。 17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了,因为军队的规模已经太大,无法在行军沿途经过的农场中弄到足够的物资。但拿破仑将自己的部队分解成兵团和建制更小的师,让他们分别沿一条路线独自行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个兵团或师也可以独立作战,但拿破仑的胜利秘诀是,各支部队要迅速聚集到遭遇敌人的地点,从而可以集中兵力作战。

  在战场上,拿破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士兵无法像传统的职业军人那样完美地运用复杂的线性战术,因此他也不要求他们做到这点。相反,成群的散兵会狙击敌人整齐的队列,而大群的法国步兵则在密集枪炮的掩护下排着参差的队列前进。一旦接近敌军,法军阵列就会分散为混乱的战线,对敌军进行齐射,用人数的优势弥补准确度的不足;法军也可能会继续前进,举着固定好的刺刀冲入敌阵。敌人的职业军队也经常会在法军的冲锋下丢下火枪逃走。

  就在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时期,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的目标正在不经意地由保卫革命果实演变成了扩大革命成果。 1796年,拿破仑席卷了意大利北部; 1798年,他入侵了埃及; 1800年 12月,法军打到了距离维也纳不到50英里的地方;1807年,也就是康德去世后三年,拿破仑占领了康德的家乡柯尼斯堡。

  欧洲的人民战争的方式与美国的截然不同。在英国人于1781年于约克镇投降后,美国人便铸剑为犁。将军们都回到了自家的农场,而杰斐逊和他的同道中人则顽固地抗拒着中央集权、税收、国债、常备军以及利维坦常用的其他工具。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与那些腐朽的欧洲人截然不同。而实际上,美国在遇到危险时(比如在 18世纪末,当美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入侵时)也回到了利维坦的道路上。因此,美国与欧洲的真正区别可能只是政治地理上的区别。在1781年之后,美国的存在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威胁。因此,美国人可以只维持很弱小的军事力量,甚至开始讨论他们究竟是否需要一个利维坦。与此相反,欧洲国家的周遭都是虎视眈眈的邻国。一点点儿的劣势可能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为了生存,共和国也必须像君主国一样拼命战斗。

  在美洲和欧洲,爱国热忱的勃发都是开放秩序兴起的一部分。不过,拿破仑发现,人民战争并非必须伴随着共和制度,从而使欧洲的人民战争与美国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分道扬镳。 1799年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让拿破仑成了法国实际上的君主。1804年, 拿破仑公开加冕称帝。自此,法国大军的战争目标就变成了旧式的帝国扩张。乔治 ·华盛顿相信,商业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而拿破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从 1806年开始,拿破仑开始试图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即利用战争控制商业。他要求被打败的敌人加入 “大陆封锁体系 ”,即对英国展开贸易禁运,将其逐出欧洲市场,从而让英国破产。

  经过了将近 1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欧洲历史上一些规模最大的战役,例如1813年有 60万人参战的莱比锡战役),事实证明拿破仑是错的。如果要想靠战争制约商业,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用法国的舰队取得制海权,从而终结英国的贸易。但由于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比起法国人,英国总是能造出更多更好的船只,训练出更多更好的水手。拿破仑在海上的努力徒劳无功。由于英国的全球贸易依然可以进行,欧洲人很快发现,他们对英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要高于英国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开始想方设法绕开“大陆封锁体系 ”,继续在英格兰的市场中进行贸易。

  拿破仑为了推行“大陆封锁体系”而进行的战争很快超越了人民战争的顶点。从 1799年开始,他证明了他可以利用人民战争将自己送上皇帝的宝座,但是现在,欧洲那些立国更久的君主们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将他赶下皇位。 1808年,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以使西班牙留在 “大陆封锁体系 ”之中。随后,他就陷入了全民起义的泥潭之中(见图 4 – 6)。英国正规军支援着西班牙起义军在接下来的6年中拖住了数十万法军。

  拿破仑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依旧是为了维护 “大陆封锁体系 ”,拿破仑又入侵了俄国(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正是这一事件让克劳塞维茨提出了顶点理论。在他的祖国普鲁士向法国屈服之后,克劳塞维茨于 1812年作为志愿者加入俄军。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反法情绪以及其他更激烈的反应,正是拿破仑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拿破仑走得太远了)。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在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短短两年之后,俄国人就进入了巴黎,放逐了拿破仑。但随后,形势再次发生了逆转。

  1815年,在戏剧性的 100天之内,拿破仑先是突然回到法国,再次召集起一支军队,随后险些在滑铁卢击败了英国人。再次失败之后,拿破仑被放逐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

  面对拿破仑那旧式的军国主义和时髦的人民战争的结合体的挑战,英国这个新式的、开放的贸易帝国取得了胜利。到拿破仑于 1821年去世时(有人说英国人下毒加速了他的死亡),英国已经如同一个巨人俯瞰着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世界警察 ”的身份开始给英国带来好处:用英国战舰监管航道确实要产生成本,但这笔钱花的值得,因为从 1781~1821年,英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两倍,英国的工人也成了这个星球上产出最高的工人。

  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国度,同时也解决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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