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世界

     由于鲁迅思想所拥有的巨大能量，由于鲁迅情感所显示的充沛张力，更由于鲁迅作品所呈现的全新艺术创造，鲁迅的精神遗产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文遗产之一。只要我们尝试着用多元、立体的认知方式去观照鲁迅及其作品，就能够进入鲁迅极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就能够体察鲁迅对生命、历史、社会深刻的体认，就能够感知鲁迅作品在审美和艺术上的巨大创造力。

　　《鲁迅的世界》围绕生命、情感、行动和阅读4个关键词来辑选鲁迅的作品。在“生命”系列作品中，鲁迅为我们勾画了自我和亲朋师友栩栩如生的形象，他所描绘的女性世界和孩童世界彰显了作者伟大的人道情怀，他状写的动物世界更是充满了活力和趣味。在“情感”系列作品中，鲁迅展示了生老病死带给人的丰富生命感受，表现了爱恨情仇等人类复杂的情感状态，他书写了妙趣横生的各种世故人情，并对民俗、宗教带给人们的诸种人性经验作了艺术的表达。在“行动”系列作品中，鲁迅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的那一面得到充分呈现。他懂得品尝美食之味，能够获得游戏之趣；他体验漂泊的况味，收获旅行带来的精神自由；他对发式、服饰等社会风尚的表现和分析凸显了作为艺术家的他对人体的深刻感知能力。

　　读者从“阅读”系列中的作品可以了解到，鲁迅不仅阅读着书刊上的文字，他还亲切地阅读着自然这本大书；他的读书经验和写作经验总结，对于大中学生读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他对艺术和历史两类文本的独到阅读，显示了远见卓识和特别的功力，值得后人学习和揣摩。鲁迅的作品是思想的集散地，是精神的漫游场，是艺术的实验室。每一位用心阅读他作品的读者，都能够获得奇思妙想和审美愉悦。

王家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主要著译有《鲁迅的生命和创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民国视域中的鲁迅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等9部。

引言鲁迅精神世界探寻

自我画像

鲁迅自传

《呐喊》自序

《自选集》自序

写在《坟》后面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琐记

影的告别

希望

墓碣文

亲朋师友

父亲的病

阿长与《山海经》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忆刘半农君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我的第一个师父

孩童世界

随感录二十五

自言自语（五）

五猖会

上海的儿童

“小童挡驾”

《看图识字》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女性世界

我之节烈观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颓败线的颤动

关于女人

上海的少女

关于妇女解放

女人未必多说谎

阿金

动物世界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狗？猫？鼠

夏三虫

一点比喻

“蜜蜂”与“蜜”

谈蝙蝠

半夏小集（七）

生老病死

随感录六十六

死火

死后

腊叶

北京通信

空谈

病后杂谈

“这也是生活”……

死

爱恨情仇

《两地书》七十八

《两地书》七十九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随感录四十

杂忆

复仇

杂感

忽然想到（七）

民俗宗教

送灶日漫笔

中秋二愿

失掉的好地狱

智识即罪恶

吃教

无常

女吊

饮食游戏

喝茶

看变戏法

玩具

零食

弄堂生意古今谈

马上日记（六月二十六日）

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

马上日记之二（七月八日）

旅行漂泊

戛剑生杂记

过客

上海通信

厦门通信

厦门通信（二）

再谈香港

身体言说

说胡须

从胡须说到牙齿

头发的故事

略论中国人的脸

忧“天乳”

以脚报国

“抄靶子”

洋服的没落

自然书写

《野草》题词

秋夜

雪

好的故事

夜颂

秋夜纪游

新秋杂识（三）

读书作文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致颜黎民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读几本书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不应该那么写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白莽作《孩儿塔》序

艺术评赏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看司徒乔君的画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

“连环图画”辩护

《木刻创作法》序

电影的教训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连环图画”琐谈

《木刻纪程》小引

漫谈“漫画”

历史品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忽然想到（四）

长城

这个与那个

现代史

晨凉漫记

拿破仑与隋那

引言鲁迅精神世界探寻

　　生前的落魄窘困与死后的声名显赫，似乎是所有思想文化先驱者的普遍命运模式。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中深有感触地说：“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从孔子的奔逃于列国到屈原的怀沙自沉，从苏格拉底的服毒身死到布鲁诺的烈火焚身，中外文化史上无数事实无不显示了先驱者在人世中的悲剧遭遇。鲁迅的这种悲剧体验得之于他本人一生的坎坷与不幸，而世人对已逝的鲁迅的顶礼膜拜则成了这一古老文化命题更具悲剧意味的现代注释。鲁迅生前阅尽人世的悲欢和世态的炎凉：官府的迫害接踵而至，论敌的围攻四面而来，他暴怒，他躲闪；亲人和朋友的误解、隔阂乃至背弃遍布周遭，他欲哭无泪，他的心在滴血……

　　鲁迅去世于1936年。在他离开人世后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里，鲁迅一步步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享尽了人间世俗的香火和供品，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文化偶像，成为具有神灵地位的“圣人”。

　　然而一旦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对鲁迅简单化、神圣化的认知模式，一旦我们以平等的视角面对鲁迅，便会产生新的困惑和茫然。鲁迅的思想太丰富了，鲁迅的性格太复杂了。在鲁迅的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悖谬”：他是坚韧不拔的反封建斗士，同时又是听从母命，与自己根本不爱的小脚女子拜堂成亲的“孝子”；他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然后当爱神叩击他心灵的门窗时，他又显得那般地犹疑、怯懦和畏惧；他一向乐于助人、牺牲自我，却又举起复仇之剑，攻杀仇敌和亲朋；他不断地同虚无、绝望抗争，却无时无刻不生存于“精神的囚室”之中……这一系列的矛盾和背反，撕扯着鲁迅那颗异常敏感脆弱的心灵，把他推向了人间最痛苦的精神炼狱，并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这也铸就了鲁迅犀利无比的思想锋芒、深刻精敏的感知力和“残酷的天才”那般的文学表现力。

　　深入到鲁迅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去，走进他丰富的心灵王国里去，最吸引人们的是他作为一名20世纪的中国人由爱与恨、悲与欢交织而成的情感状态和复杂的心理结构。

　　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它使种族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它能激活个体的高尚情感和创造热力。然而，爱更是一座精神的十字架，它交织着欢悦与悲哀、酣畅与沉痛、希冀与绝望。在鲁迅心灵的领地上，就矗立着一座爱的十字架。作为人之子、人之兄、人之夫，鲁迅不断地成为悬挂在爱的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服饮了“慈母误进的毒药”

　　母亲，多么神圣的字眼；母爱，人间最纯洁无私的情感。然而，母爱也可能成为子女的“精神囚室”，使他们逡巡不前，令他们尝遍苦痛。1925年鲁迅曾在《杂感》一文中感叹道：一个人若死于敌手，这并不足以悲哀，最大的悲哀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2]。

　　鲁迅带着自身的情感体验，道出了这番人生的沉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进了监狱，接着父亲又撒手人寰，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鲁瑞瘦弱的肩上。在世人的冷眼里，在族人的倾轧下，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五个孩子(鲁迅有一弟一妹在幼时夭折)，勉强支撑着日趋败落的周家。作为周家的长孙、长子，鲁迅充分感受到了母爱的神圣伟大。晚年的他还对青年作家萧军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3]母爱成了鲁迅寂寞人生中巨大的精神慰藉，也成了他一笔永世难偿的道德债务。

　　为了报答母亲，他以母亲的姓氏为自己起了“鲁迅”这一笔名。留日时期，作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临行前他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4]鲁迅并非贪生怕死，然而对母亲的爱使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这导致光复会取消了派他回国行刺的计划。从此，他的心灵深处投上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母爱也影响了鲁迅的职业选择。他的政治立场与封建官僚是尖锐对立的，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按照他的个性来说，应该避免与这些统治者共事才是。然而从1912年至1926年，他一直未能脱离官场。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的论敌陈西滢攻击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5]这番刻薄的言辞多少击中了鲁迅的痛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鲁迅在1925年一封致青年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苦衷，他说自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6]。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是指母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寻到一个较稳定的职业谈何容易？为了赡养老母，鲁迅不得不做自己所憎恶的官员。这又使鲁迅承受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啊！

　　更大的精神重压还来自母亲对他婚姻的强制性安排。1906年，“母亲病危”的电报把鲁迅从日本召回国内。回家后，他才发觉这是一个圈套，母亲身体好好的，召他回来是让他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一名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她万不能为饱受了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所接受。但是母亲相中了朱安，认为她比家族里的姐妹和媳妇都贤惠。鲁迅也做了抗争，然而一看到慈母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悲哀，他的心快碎了，他必须做出最大的退让。一切都按古老的婚礼仪式进行，鲁迅头戴假辫，身着长袍马褂，像木头一般与朱安拜完堂，并走进了洞房。四天后，他撇下新娘匆匆前往日本。回到东京后，鲁迅沉痛地对挚友许寿裳说：婚姻“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奉它，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7]为了尽孝，为了慰藉母亲孤寂的心，鲁迅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从此，他把自己绑在了封建婚姻的柱子上，尝尽了无爱的夫妻生活的痛苦。母亲起初根本未意识到自己的专断如此深地伤害了长子，二十多年后，她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当年强迫长子成婚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时晚矣！她误进的毒药已经被儿子喝下。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长子，也是弟弟们的长兄。作为人之兄，他又背起了爱的十字架。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诗经》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描述了一种自然天象，启明和长庚皆为金星的别名，分别指代金星在凌晨和黄昏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后人借用这两句诗比喻兄弟失和。鲁迅周岁时，父母亲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一名姓龙的住持和尚为师，龙师父给他起了一个“长庚”的法名，而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则以“启明”为字。难道鲁迅和二弟的名号暗示了后来兄弟关系彻底破裂是某种天意？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厚爱有加。父亲去世后，他在弟弟面前扮演着父、兄双重角色。二弟周作人只比他小四岁。幼时，他们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少年时代的诗文总透露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1906年回国完婚后不久，鲁迅把二弟作人带到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互相关怀，相濡以沫。他们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使兄弟二人成为文学上的知音。1909年，周作人即将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而国内的老母也难以支撑衰败的家庭，为了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鲁迅忍痛打消了赴德国留学的念头，回到国内谋职养活全家，每月还给羽太信子一家寄去生活费。经过长时间的独居生活后，鲁迅与已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于1919年底把全家迁到北京，他用四处兼职、多方借贷凑足的一大笔钱，在西城八道湾购置了宽敞的宅院，从此做起了安度大家庭生活的美梦。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鲁迅心中这片仅剩的“人性乐土”不久就彻底沦丧。1923年7月中旬，周家大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二弟及其妻子羽太信子与鲁迅闹翻了。鲁迅在事发的7月14日的日记中用寥寥数语记载了这场冲突：“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8]五天后，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内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9]关于这场“家庭内战”的起因，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怎么说，这兄弟二人从此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冲突半个月后，鲁迅迁出了八道湾寓所。几个月后，他回旧居取自己心爱的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制香炉向兄长砸来，幸亏友人及时劝阻，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这场冲突使周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就鲁迅一方来说，他为二弟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本也不指望什么回报，只要二弟能与自己长相知也就知足了，却未料竟落到恩将仇报的地步。鲁迅悲痛万分。在随后的三年里，鲁迅一直处于十分孤独而绝望的境地。《野草集》里的散文诗充分显露了这种情绪。

　　正当鲁迅孤苦无告之际，爱神之箭射中了他。四十四岁的鲁迅真正品尝了爱情的甘美，一颗冰冷的心终于得到了女性的温存。然而，伴随着爱之欢欣与愉悦而来的是疑虑、自卑乃至怯懦。爱情不仅仅是芬芳甘甜的，鲁迅更深地体味了爱的苦涩，他再度被推向十字架。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鲁迅与朱安度过了近二十年毫无爱情的夫妻生活。自然，鲁迅身边不乏女性的身影，他那个冷寂的家中也偶有女师大学生青春的笑声传出。在这群女生中，勇敢地向鲁迅放出“爱之箭”的是许广平。从此，鲁迅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拉锯战”。

　　“战事”发端于1925年3月11日。那天，许广平给鲁迅寄去第一封信，请求先生给她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10]。这是一封普通的师生往来信件，然而在信的末尾，许广平有意提醒先生自己是位女生。或许她担心先生把自己误为男生(许广平像是男性名字)？或许这是在透露对先生的爱慕之意？从鲁迅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回信的举措看，他是比较看重这位不大熟悉的女弟子的。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鱼雁往来。在随后的女师大事件中，鲁迅与许广平等学生一道同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无畏的抗争，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亲密的感情。一得空闲，许广平就来鲁迅家抄写文稿。某一日，许广平大胆地握住了先生的手。从此，他们开始了热恋。

　　许广平爱得是那般地毫无顾忌、热情奔放，而鲁迅则显得有些犹豫。他这是怎么了？其实，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在母亲、妻子、爱人三位女性中，如何才能调整好儿子、丈夫、情人的三重角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瞻前顾后、如履薄冰。他未尝没有休弃原配朱安之意，可一想到母亲那颗脆弱易碎的心，想到朱安被休后的可怜处境，他只好退却。然而，许广平炽热的感情和青春的风采又非轻易就能够从记忆中抹去。他痛苦至极。

　　鲁迅还受制于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试想，一位年近半百的有妇之夫，爱上了自己年轻的女学生，这会引起多么强烈的轰动效应？事实上，当时鲁迅的一些论敌正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不断制造流言来诋毁他，说他与许广平“大有双宿双飞之态”[11]。为了躲开北京的流言和母亲、妻子的无形压力，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南下。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做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12]。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13]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做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14]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15]。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

　　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虹口景云里23号楼，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安定平静的太平日子，流言就像影子无处不在。定居上海不久，一位文学青年致函鲁迅说：“昨与成仿吾冯乃超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16]这份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感情，竟然被创造社的革命作家视为男人娶姨太太，这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和污辱。

　　更令鲁迅痛苦的是，面对种种流言，他本应坚决地予以回击，但他只能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设法掩盖同居的事实。刚来上海时，鲁迅常对友人说许广平是帮他校对文稿的助手[17]，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而将许广平安排在三楼居住。不久鲁迅应邀去杭州做蜜月旅行，他特意订了一间有三张床的大房间，夜里，他要求青年作家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把自己和许广平隔开[18]。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然如此地惧怕社会舆论、如此地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可笑？可怜？可悲？透过这种种“荒唐”的言行，我们窥见了这位“精神界之战士”在爱情抉择上的退缩、怯懦和伤痛。

　　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自然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投下了阴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上海的九年是互相扶助、相亲相爱的九年，也是相敬中有伤害，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的九年。在以往，人们遵循“为贤者讳”的传统，不愿承认鲁迅爱情生活中的不和谐成分。事实上，以鲁迅倔强怪诞的脾气，以他们这种非常态的组合，他与许广平难免会像普通夫妇一样磕磕碰碰。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有时会直接对她发火，更多的是一人生闷气，甚至独自躺到阳台上长时间地不理睬别人[19]。鲁迅晚年在一封致青年作家萧军的信中透露了他对家庭生活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给我安静一下，所以我近来的译作，是几乎没有一篇不在焦躁中写成的，这情形大约一时也不能改善。”[20]或许伟人的居家生活与凡人并无二致，柴米油盐、老婆孩子，够鲁迅苦恼的。忆及当年对新式家庭生活的憧憬，目睹眼前生活的凡庸和琐碎，鲁迅的失望和悲哀大概是不难被感知的吧。

　　鲁迅的烦恼和痛苦还来自他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鲁迅觉得自己为别人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却反遭他们的误会、背弃以至暗算，因此他万分悲痛。悲痛之至，他变成一尊怒目金刚，他举起了复仇的利刃。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由爱转向恨的心理动因：“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淌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21]

　　受虐与复仇

　　鲁迅的受虐心理和复仇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幼时，父亲经常强迫活泼好动的他背诵乏味的经书而禁止他玩耍；少时，祖父科场案发而家道中落，他避难于亲戚家而被称为“乞食者”；为治愈父病，他进出于当铺和药店，受尽世人的冷眼和侮辱……成长于这种严酷环境里的鲁迅，自小就具有了受虐体验和复仇冲动。成年后的鲁迅对复仇有了理性的认识，他在《杂忆》中写道：“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22]鲁迅成了现代中国的“复仇之神”。他借助于文学作品，向黑暗残暴的专制体制宣战，向迂腐庸俗的社会势力开火，向诋毁和迫害他的敌人复仇，成了鲁迅生命历程中极富个人魅力的华彩乐章。

　　鲁迅的锋芒毕露、字字见血的作品戳痛了社会的神经，许多文人学者嘲笑他是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刀笔吏”。鲁迅并不在乎世人的评价，他在《写在〈坟〉后面》中声明，自己活在人世并不断撰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偏爱他的读者“得到一点喜欢”，让憎恶他的文章的人“得到一点呕吐”，“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23]。

　　复仇的快感令人陶醉。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描写了一种充满着残酷且不乏恶意的人生体验：在广漠的旷野上，站立着一对全身裸露、手持利刃的男女。路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地，等待着鉴赏这对男女互相搂抱的刺激或者互相杀戮的残忍。过了许久，这对男女仍静立着，既无拥抱也无杀戮之意。末了，看客们纷纷觉得百无聊赖，“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而这对男女却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他们决意让路人们“无戏可看”，而自己却“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24]。鲁迅正是借助两个裸体男女的形象，向空虚无聊的“看客”、向麻木愚昧的国民复仇，并在这“无血的大戮”中，获得了极度的复仇快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鲁迅至死也未放弃复仇之念。他在去世前的四十四天带病写下了《死》一文。文章叙述了他在病中发热时，曾想起了欧洲人临死时的宗教仪式——与别人互相宽恕；他联想到自己“怨敌可谓多矣”，然而他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25]。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去世前几天曾做过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都埋伏了敌人，他们正欲向他发动进攻；他立即拔出匕首，掷向敌人的身躯[26]。

　　这个梦境是鲁迅一生的浓缩写照：他曾为亲人、为朋友、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收获的是误解、背弃、迫害……他成了最孤独的人、最受误解和迫害的人。

　　鲁迅的爱与恨、悲与欢，连同他的文学创作，构成了现代中国最具魅力的人文景观。鲁迅荷戟独行、呐喊彷徨的生命历程，显示了现代人真正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处境。鲁迅深刻而痛苦的生命体验，宽广而博大的精神人格，丰盈而略微偏执的心理构成，为后人提供了一份研究现代中国人精神状况的标本。

　　王家平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