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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田 王敏玉等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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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1月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准备在四川泸州和宜兴之间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发现红军的意图后，急忙调集大量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严密封锁长江。毛泽东鉴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北渡长江对我军极为不利，当机立断，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指挥红军到川陕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当敌军迫近扎西时，毛泽东决定，出其不意，挥戈东进，乘虚直插贵州。
2月20日前后，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激励了红军的士气。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亲抵重庆督战，以堡垒战术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采取南守北攻的方针，妄图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而歼灭之。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3月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3月20日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掉头南下，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直指乌江。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月31日南渡乌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在长征的路上，以3万疲惫之师战胜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地方军阀部队40万之众，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奇迹。毛泽东在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的环境下，用兵如神，虚实结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计划。
聂荣臻在文章中曾写到：“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些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的确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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