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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身


生活本身

作  者:[美] 罗杰·伊伯特

译  者:张文思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年02月

定  价:68.00

I S B N :9787510088292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传记  >  文艺体育  >  艺术家    

标  签:传记  艺术与摄影  影视/媒体艺术  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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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罗杰·伊伯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是第一个获得普利策奖获的影评人。这是他一生的回忆录,他坦承了关于自己的一切,包括童年轶事、对电影明星和导演的采访、有趣而感人的校园故事以及能引发回忆的旅途见闻,这些优美的随笔是由一个机智聪慧、头脑清醒、擅长讲故事同时又极富浪漫情怀的人写就。

TOP作者简介

  罗杰·伊伯特,美国最富盛名的影评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影评家,是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唯一一个获得星形奖章的影评人。伊伯特的电影评论在美国和全球被超过200家报纸发表。他撰写了超过15本书,包括他的电影年鉴。如《伟大的电影》(Great Movies)系列,列出他认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电影。他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罗杰·伊伯特最受忽视电影节”(Roger Ebert's Overlooked Film Festival)。2007年,伊伯特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有影响的评论家。2013年4月4日罗杰·伊伯特因癌症复发,在芝加哥去世,享年70岁。

TOP目录

我的回忆

第一章  华盛顿东街410号

第二章  我的先人

第三章  我家老爷子

第四章  我的妈妈

第五章  圣玛丽小学

第六章  悠悠球玩家蛋蛋

第七章  夏天

第八章  车子、桌子、打包或堂吃

第九章  黑子

第十章  我的神职

第十一章 在报社的日子

第十二章 高中

第十三章 大学

第十四章 《伊利诺伊学生日报》

第十五章 我的好莱坞之行

第十六章 开普敦

第十七章  伦敦漫步

第十八章  鹰巢城大厦

第十九章  踽踽独行

第二十章  《太阳时报》

第二十一章 我的新工作

第二十二章 宗卡

第二十三章 约翰·麦克修

第二十四章 欧陆客酒吧

第二十五章 理论课闲暇之余

第二十六章 酗酒

第二十七章 用来布置房间的书

第二十八章 拉斯·梅耶

第二十九章 采访者

第三十章  李·马文

第三十一章 罗伯特·米彻姆

第三十二章 约翰·韦恩

第三十三章 “欧文!上酒!

第三十四章 英格玛·伯格曼

第三十五章 马丁·斯科塞斯

第三十六章 罗伯特·奥特曼

第三十七章 “人们觉得我很受欢迎的时候我就不受欢迎了”

第三十八章 沃纳·赫尔佐格

第三十九章 比尔·耐克

第四十章  城里最甜美的车

第四十一章 吉恩·西斯科尔

第四十二章 喉颈

第四十三章 脱口秀

第四十四章 自习室里我的笑声

第四十五章 我的罗曼史

第四十六章 查兹

第四十七章 好消息和坏消息

第四十八章 切勿吞食

第四十九章 凝视我的思想

第五十章  放上一张新面孔

第五十一章 高中同学会

第五十二章 斯塔兹

第五十三章 我最后的话

第五十四章 我是如何信上帝的

第五十五章 轻轻地走

TOP书摘

  我出生在这部名为“我的生活”的电影中。电影中的画面历历在目,各种声响萦绕在我的周围,当然难免会有一个剧本,但是并不一定非要按照上面的来。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进到这部电影里来的,但它一直以来都在容纳我、取悦我。起初取景框中只是闪烁着不连贯的光,就像他们在伯格曼的《假面》(Persona,1966 )中那样,电影中断然后再次开演。我面朝下平趴在人行道上,我的眼睛距离一群列队前行的蚂蚁只有一英寸。我并不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这只是我真实生活中的一段人行道,就在我家门口。我在那里见过蚱蜢和瓢虫。我叔叔鲍伯把一只苍蝇拍伸向我,我拽着用来拍苍蝇的那一头,努力向他走过去,周围有声音鼓励我这么做。哈尔·霍尔姆斯有一辆红色的三轮车,我想把它据为己有,便大哭起来。我很好奇父母是怎么把嘴上叼的那个小棒棒点着的,他们还从嘴里吐出了烟。我不想吃饭,玛莎姨妈把我抱在膝盖上,吓唬我说如果我不张开嘴她就要痛扁我一顿。加里·维克福跟我一起坐在厨房里,他问我今天几岁了,我对他伸出三根手指。在幼儿园,我试图骑到一只狗的背上,它是梅周女士的,然后它在我脸上咬了一口,我则被大人带到慈善医院去缝了针。在那里,人们吵吵闹闹拥挤不堪,因为巴拿马公司的火车行经城市北边时出轨了。玛莎姨妈领来了她的老板柯林斯大夫,他是一位牙医。他告诉我妈妈无论从脸颊外侧还是内侧,缝针效果都是一样的。我听了就开始大哭起来,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听起来从脸颊外侧缝针就要比在其他部位更恐怖一些。

  电影正式开演。我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厄班纳的华盛顿东街410 号。我家的电话号码是72611 。我一直忘不了这串数字。从客厅要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来到我的卧室,然后凌空一跃就可以落到我的小床上。老爸让我不要再这样做了,否则会把床板砸坏。我家的地下室总是有一股大葱味儿。床边的灯像是一个抽水泵,开灯关灯都得用把手。我总是穿着法兰绒衬衣。我的两只手套用一根穿袖而过的线绳连在一起,不这样做的话我总是弄丢它们。有一天妈妈告诉我:爸爸今天要教给你如何自己系鞋带。爸爸是这样对我说的:“这种事没法用语言说清楚。只要学着我的手指去做就是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那样系鞋带,而且没法用言语或文字说清楚是怎么系的。

  1990 年,当我和妻子查兹回到华盛顿东街410 号的老宅时,我发现那道长长的走廊只不过几码而已。我感到自己被现实改变了,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那就像是海浪冲刷你的身体时瞬间酥麻的感觉一样,我可以很精确地感知到它。我猜这辈子可能经历过十次这样的感觉。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史密斯药店,当时我才七八岁,我打开一本裸体杂志,发现里面的女人都有一对儿酥胸。是的,还有一次是在戛纳的电影节宫(Palais des Festivals ),当《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 )中飞机空袭那段响起《女武神的骑行》(Ride of the Valkyries )时,我也有过这样浑身一阵酥麻的感觉。

  我是个独生子。“罗杰是个独生子。”这话我不止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我最好的两个玩伴哈尔和加里也是独生子。我们都出生在“二战”刚刚打响的时期,比“婴儿潮”早了四五年的光景,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战”成了我儿时那几年最神秘的事件,我只知道我们在跟德国还有日本打仗。我知道比尔舅舅已经背井离乡去打仗了。还有人告诉我,爸爸太老了,所以他们没有抓他去参军。每天早晨,爸爸都在工装的裤腿上戴上绑腿夹,骑着车子去上班。东西都是定量配给的。如果“哈里·拉斯科”杂货店有鸡肉,周日我们就能领到鸡肉。很多个晚上,我们都喝燕麦粥,里面没有黄油,只有用塑料袋盛着的人造奶油,你可以把那种黄澄澄的脂状物挤出来跟粥搅匀,这样它看起来就好像加了奶油一样。“如果把它弄成好像加了黄油的样子再出售,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动手)”我的父母这样解释道。爸爸和强尼叔叔从肯塔基州邮购盒装香烟。那时人人都抽烟。我妈、我爸、叔叔、婶婶还有邻居们,每个人都抽。当我们聚在祖母家举行家宴时,也就意味着宴席上有九到十人会抽烟。他们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连抽上好几个小时。就好像把抽烟当作任务来完成一样。

  战后,你就可以再买车了。战后的车型又长又大,座位又深,我身高不够,坐在车里几乎看不到外面。车前座可以坐得下三个人,后座可以容纳三个成人加一个孩子。你可以在诺曼·厄力的绿盾加油站把车加满。有人会用泵把汽油灌进一个透明的玻璃计量管当中。还会返给你绿盾券①(①绿盾券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兑换券,是S&H 公司给消费者的一种补贴奖励形式。消费者在超市、商店、加油站等地消费时可以获得返还的绿盾券,收集一定数量后可以用来兑换商品。)。开车最危险的就是爆胎了,有一次我们行驶在丹维尔石砾道上,那是一条单行道。当与另一辆车相遇时,你得放慢车速,并且把外侧的两个车轮开上路肩。这时候就最怕爆胎了。

  人上了年纪,一大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你过去的事情了。我记得有一天爸爸坐在我身边,对我说了一些真心话。当时我们刚刚在日本扔了一颗原子弹,这就意味着战争可能结束了。我问他什么是原子弹。他说原子弹就是一种比一般炸弹威力大上百倍的炸弹。我说我希望能扔上一百颗才好呢。爸爸说,“不要说这样的话,罗杰。原子弹是个恐怖的东西。”这时我妈也从厨房出来加入我们,“很恐怖对吧?”爸对妈说。“哦,是啊,亲爱的,” 妈妈对我说,“这些可怜的人被活活烧死了。”

  为什么我能这么清楚地告诉你他们所说过的话呢?我记得的。在我卧病在床多年之后,当我已经不能言语且对日常事务置之不顾时,我便越发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到那时我会发现有这么多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它们都安然地待在某个地方。在十五届高中同学会上,佩吉·玲记起她是如何萌生了自我意识的,她说那时的她参加了高中的一场话剧演出,并且必须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儿在台上亲吻一个男生。说到这里她冲我笑起来:“那个男孩就是你。你有一大段独白,然后我就得走上前去亲你,在场的每个人都在看我。”这时我发现那段独白现在仍然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可见,从未改变。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突然发现过去发生的某个时刻,在记忆中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仍然鲜活,随时都能让人大吃一惊。高中时的我就像是中邪一样痴迷于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 ):“一石,一叶,一扇未经发现的门;一石,一叶,一门,还有门后那些被遗忘的脸。”现在我感到所有似乎曾经遗忘的面孔都回到了我的记忆中。

  英国艺术家奥博伦·沃(Auberon Waugh )曾写信给《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的主编,希望能够让读者提供从他出生到现在的各个方面的信息,他说是为了写回忆录,但自己根本记不得这些年的事。我则跟他正好相反,我什么事儿都记得。我这辈子所经历的一切、那些与当时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关的记忆、毫无征兆的闪念,我都记得。我可以随手拾取那些记忆,并重新把它们放回本来的位置。当我着手写这本书时,记忆的洪流将一切都冲至表面,我并没有刻意努力回想,而是任它涌上笔端。我只要定一个方向朝那儿奔去,记忆就在那里等着我,有时迎面而来的竟是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的东西。据说催眠可以让我们重拾那些过去的记忆。当我写书时,我就陷入了一种状态,很多作家、画家、音乐家、运动员,甚至各种工种的工匠都曾说起过的那种状态:我享受着正在做的这件事,在这方面我游刃有余,我从容不迫地思考着,思想的火花纷纷掉落在我的身边,就在这片我深深陷入的地方。我思索即将落笔的下一个字,就跟作曲家斟酌下一个音符一样。

  其实我涉入文字领域远比我所意识到的时间要早得多。由于我是独生子,所以一到了能够识字的年龄我就开始读书了。而且我执念于不仅要写,而且要让我写的东西出版。在小学,我把一篇散文印了在油纸上,并且直接导致了我将兴趣转向胶版印刷,这是一种粗糙的印刷玩具,有一个托盘,里面盛有印泥。你用一种特殊的紫色墨水写上字,印泥会把墨水吸收,你就可以把纸放在上面拓印,能印十来张,直到颜色变得模糊不清。通过这种方法,我创作并出版了《华盛顿街新闻》(Washington Street News),并且郑重其事地把它送去我的邻居那里,就好像它是独立存在的而且与我无关一样。我过去一定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小孩,所以从高中到大学,我的兴趣都自然而然地放在了报纸上。早些年我还做过一些广播节目。这些冒险般的经历我会在这本书中写到。

  我意识到我事业中的很多个转折点都是别人造成的。我的生活好像根本不用有意识地去规划就那样发生了。我是这样的学生:除了感兴趣的几门课程和课外活动之外,我对其他的都漠不关心,我会把原本应该用于学习的时间抽出来做别的事。我的代数不比函数好到哪儿去。大学里我的法语挂了四次。我没有多少耐心刻意去记什么东西,但是我却能轻而易举地记得回答别人的话。大学里我的成绩统计表看起来总是呈山脉状。

  我的第一份真正跟报纸相关的工作是受雇于一位朋友的父亲,为本市日报报道一些当地高中的体育活动。大学里,一个朋友要出版一份特别周刊,他说我也应该加入,后来干脆把这份报纸交到了我手里。后来我又去了《伊利诺伊学生日报》(Daily Illini ),紧跟着是《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 )。我从1966 年就在那里任职,在我进入报社六个月后,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变成了一个影评人,获得这份工作当真让我意想不到。

  一开始我还做过一档常规电视节目,当芝加哥公共电视台制片人大卫·威尔森读了我几篇关于英格玛·伯格曼的影评之后,他叫我在伯格曼的20 部电影的系列放映活动中主讲。当时我在电视上的表现非常差劲。私下里我可以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但是一到镜头前我就像是定格在那里一样,大脑也一片空白。有一天,大卫让我一边说话一边缓缓走向摄像机。在那种非常时刻还要边走边聊?我被激出一身冷汗。后来,上电视成了我习以为常的工作,但是我很清楚这是在我个人经历了极大痛苦和其他人为我付出了巨大耐心之后才有的结果。我发现,只要时间够久,这些都不再是难事儿。我和吉恩·西斯科尔做节目的时候,在早些年,由于某些所谓的化学反应作祟,我虽然可以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充满自信,但是如果西斯科尔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暗地里就会感到被攻击了。这种感觉导致我会紧张,却鬼使神差地对这个节目很有帮助。

  我和吉恩之所以搭档做电视节目,其实是希娅·弗洛姆女士的主意,她为这个节目选角。下文还会提到她的。现在重点在于:我对这种电视节目一点概念都没有,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和西斯科尔一起工作。我职业生涯的三个重要舞台(编辑并为报纸供稿、当一个影评人、做一档电视节目)都是由别人开创搭建的。

  从大学时期到2006 年,我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沿着这条轨道前行。我成了一名影评人,并且还上电视。然而这一切险些由于酗酒而毁于一旦(我相信事实几乎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远比很多人想象得更为严重),但是在1979 年,我戒了酒,之后开启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要不是有了癌症,相信今天我能做的远比之前所做的多得多:评电影、每周做节目、到访许许多多的电影节、高谈阔论、云游四方、和我亲爱的妻子——查兹——快快乐乐地结婚。

  婚姻重新定义了一切。尽管向查兹求婚这件事似乎只是我率性而为,但在爱情里总会有一个时刻,你发现心里其实早已做好决定。那时的我并不是为了找个老婆而求婚。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必须”结婚。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个单身汉来看待,只是觉得自己独自一人而已。但是当我向她求婚时,这一切似乎变得就跟我从事报业工作一样顺理成章。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神奇的感觉。我是在说,这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相信健康算得我一生的幸事。除了在小学五年级切除阑尾做过手术之外,从那时直到1988 年,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进过医院,而就在那一年,我的唾液腺长了一颗肿瘤,为了切除它,我在医院待了两天,几乎二十年之后,这颗肿瘤伴着同样的病症卷土重来。是的,我胖了很多年,但是(就跟很多胖人常说的那样):“我在数字上来看还是不错的。”之后我开始偏素食,并且严格遵守那些繁琐的养生法则,就这样我的体重减了一百磅,我的身材也变得符合我的年龄了,而这时一切都土崩瓦解了。

  出于某些原因,我生活的下一个阶段也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我的唾液腺和颌骨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并接受了一场非常艰难的手术,之后的我失去了说话、吃饭、喝水的能力,而且由于颌骨再造手术的失败,我的肩膀也受到损伤,这样一来连行走都变得费力,而且即便站着也会感到疼痛。这就是现在写这本书的我的状态。

  有一天,在芝加哥康复中心,塞勒斯·弗雷德汉姆拜访了还在轮椅上的我,他从费城来到芝加哥,此行就是为了出版我的一篇论文,之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几个骗子弄得几乎破产。这几年我的影评已经出现在网络上,但是现在才有人建议我开博客或者用推特(twitter )、脸书(facebook )来发布影评。当时的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跟社交有关的事。是的,我非常害怕这些事会浪费我大量的时间。

  在2007 年年末,我在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了第三次不算成功的手术,然后再回到芝加哥做行走康复。有了这三次手术,我已经做好了无法行走的准备,所以也不觉得移植物很碍事了。长期的卧床不起令我的肌肉萎缩,我完成了三个康复疗程。从2006 年夏到2007 年春,我原本应该待在医院里,现在却可以再次行走了。

  查兹带我南下,去了位于佛罗里达州阿文图拉的普里蒂金长寿中心做复健运动和营养治疗,在那里,他们给我打流食补充营养。查兹带我晒太阳,并且就我的皮肤如何通过阳光制造维生素D高谈阔论一番。在那里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在我需要更换导管时,我站起身,脚却被一块小毯子绊了一下,结果我摔了一跤,屁股也摔伤了。我们只好回到芝加哥的西北纪念医院,他们给我的屁股里插入一根支撑杆,由于屁股上重量的增加我忍受了两天剧烈的疼痛,之后回到康复中心第四次重新学习走路。

  2008 年4月,那时我正为出席第十届伊伯特电影节做计划,这是每年一度在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我自己的电影节。但我却在为弄坏了自己的屁股而几次三番大动肝火。也就是在那时,我注册了自己的博客,登上了人生中一个崭新或许也是最后一个舞台。

  很快,这个博客就变成我的发言地、我的情感出口、我的“社交媒介”,而这种方式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我将悔恨、渴望以及回忆和盘托出、倾注其中。甚至有一段时间我简直对它着了魔。网络评论是一种我在过去从未获得的意见反馈形式,通过它我对我的读者们有了更好、更深刻的了解。我有了一些“网友”,过去我对这个词还颇为不屑。大多数人都把写博客作为一种选择;对我来说则是一种需要。我并非刻意将博客逐渐弄成我的回忆录,但是写着写着就身不由己放任自己随记忆之波而逐流了。能够迅速获得大家的反馈可能是我写博客的理由之一,网络鼓励人们使用第一人称,而我一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如果以第三人称写影评,就好像它是一种客观事实一样,这怎么行呢?如果影评不是主观的,那么就有点骗人的意思了。

  博客让记忆的洪水尽情奔涌。有人曾经对我说我应该写一点回忆录性质的东西,我一直都不知道怎样做才行。我有很多记忆,我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但是茫然不知如何将生活累积下来的记忆组织起来。正是博客教会了我该怎么做。它促使我用第一人称坦白相告,它坚持私人化,看起来好像利用可以自行操控的碎片将自己组织起来一样。这本书中的有些文字虽然首次以博客的形式出现,但是经过了重新编写和扩充,而大多数则是首次公之于世。它们都在一种信念之力的推动下倾泻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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