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这是难得一见的图文述说。读者从中可以发现，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结构，以及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拓展形态和分布，竟是中国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空间拓展过程的写照。

     薛凤旋教授参考了大量中国的文献材料，以及西方相关的资料和发展经验，将视点时而交错于历朝的重大事件、经济状况、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作为营造城市和城市化的动力的细节之间，时而聚焦在中国的独特城市观与城市演化的特点上，其中不乏迥异于西方观点的精辟论述，以及从城市看历史和文明演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本书亦系作者累积三十年教研经验的一次专题总结。他精心研制的百余帧历代城市地图，是全书内容的精髓所在。读者只要图文互相参照，自能领悟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城市发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来的独特个性。

　　薛教授专著及编著共约四十本，国际学术论文逾一百篇，主攻城市、区域发展、基建和发展策略研究。著作包括：《北京：从传统国都到社会主义首都》《中国的大都市》《中国区域发展报告》《香港与澳门》《香港发展地图集》等。

　　一、临 淄

　　二、曲 阜 

　结论：中国城市结构的定型 

第七章 秦汉的行政型城市 

　秦开创的新型皇朝奠定了中国的概念 

　统一大国下的新行政和经济 

　汉代的城市与城市化 

　汉代的城市结构 

　　一、长 安 

　　二、洛 阳 

　　三、临 淄 

　　四、宛 

　　五、成 都 

　　六、邯 郸 

　结论：新型帝国与行政型城市 

第八章 唐代：儒家模式的黄金期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至隋唐的大统一 

　唐代政府体制与社会 

　唐代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 

　　一、南方涌现新型大都会 

　　二、运河城市 

　　三、长江沿岸城市 

　　四、东南的海港城市 

　　五、行政及军事重镇 

　唐代的城市结构 

　　一、曹魏时都城邺城 

　　二、北魏（北朝）都城洛阳 

　　三、六朝（南朝）建康 

　　四、长 安 

　　五、扬州（中晚唐） 

　结论：成熟和完善地体现了中国都城的特点 

第九章 宋代的城市复兴与新城市文明 

　中华文明的又一高峰 

　两宋社会的特点 

　　一、抑军政策 

　　二、文人官僚政治的形成和儒学的复兴 

　　三、商业国家 

　宋代的城市化动力 

　新市民社会的出现 

　　一、开 封 

　　二、临安（杭州） 

　　三、平江（苏州） 

　　四、明州（宁波） 

　　五、西夏、辽和金的城市 

　结论：中国开始产生城乡分离 

第十章 明代的城市重建 

　元代是城市的黑暗时代 

　明代的军事和经济复兴 

　明代的城市化 

　明代城市案例 

　　一、南 京 

　　二、京师（北京） 

　　三、临 清 

　　四、大 同 

　结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 

第十一章 清代的城市化：由新儒学到半殖民地 

　清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清代前期的城市化：传统中国的城市文明 

　　一、城市动力 

　　二、区域间贸易的发展 

　　三、新儒学的城市文明 

　清代后期的城市化：半殖民地化的城市 

　　一、对世界霸权的依赖 

　　二、列强影响下的城市 

　　三、其他现代城市和城市化的空间分布 

　城市案例 

　　一、广 州 

　　二、西 安 

　　三、汉 口 

　　四、上 海 

　结论：城市体系和行政体系混合为一个有机体 

第十二章 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共和国的波动 

　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化的特殊价值观基础（1949—1981年） 

　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城市化（1949—1981年） 

　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和城市化 

　　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二、对城市功能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城市区域（city—region） 

　　四、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土地利用）结构 

　向市场经济转型：转型期的中国城市（1981年起） 

　深圳案例 

　结论：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十三章 中国城市文明的启示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 

　真正城市：西方的一些偏见 

　城市是文明的产物，不是某种文明的产物 

　马克思所归纳的四类城市 

　　一、亚洲类：城乡的统一性 

　　二、远古类：城市的乡村化 

　　三、封建类 

　　四、资本主义类：乡村的城市化 

　中国传统的城市文明 

　探讨中国现代城市的路向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第八章 唐代：儒家模式的黄金期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至隋唐的大统一

　　王位继承的内争、外戚与宦官之专权，最后导致了汉室的衰落。旱灾和水患亦相继令帝国的农业经济疮痍满目，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的黄巾和五斗米道蔓延广大地区，令各地将领和侯王自保，或如曹操等“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起而问鼎，汉家天下从此四分五裂，开始了公元220—280年的三国分立（图8.1）。晋朝（或西晋）在公元265—316年间短暂地统一了中国。然而，西晋不久便遭越过长城而来的北方民族匈奴、鲜卑、羯、氐和羌侵略而弃守中国北部。这些北方民族在中国北部建立起新的朝代，并且日渐汉化，如汉化了的匈奴族在掠夺洛阳之后所建立的北汉。自公元304—384年，他们在中国北部先后建立了16个小朝廷或小国。同时晋朝退守淮河流域以南的南中国至公元420年，史称东晋。

　　随着晋室南迁，儒家文化的核心也跟着南移，依靠只控制半壁江山的汉族王朝，即东晋、宋、齐、梁和陈（公元310—481年）。与此同时，北方的小国逐步被强大的北魏所吞并。北魏的先祖是东胡的分支——鲜卑中深受汉化的拓跋氏。拓跋氏提倡胡汉通婚，尊孔崇儒，兴复礼乐，并将汉族的士族门阀制度推广，将胡汉士族定为九等，根据家族名望任官。北魏国都平城的建设，也严格地依循《考工记》。这种采纳儒家理论、以汉代为典范的士族官僚体系，导致高效率的行政，使北魏日渐强大。在北魏统治的后半期，王室更迁至洛阳，以之为新都。括言之，南北朝的对峙说明了万里长城并不能将民族分隔，汉与非汉的政权与分野只是观点与时代的角度问题而已。在亚洲大陆上，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从未间断，而农业和畜牧经济的地域分界线也从来是模糊的。十六国时代说明了北方的民族在采纳儒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在南中国，儒家思想亦和本土的道家思想、“进口”的佛学融合。此时，道家已世俗化而成为道教——一个本土宗教。然而一些南朝君主，特别是梁朝的皇帝更笃信佛教。单在梁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便建有480所佛寺，有僧侣10万人。在北朝，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亦往往推崇佛教，以避免过分倚重儒学。遗留至今的云冈和龙门佛教石窟，显示出当时北方学佛的现象。

　　在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时代，中国总人口从西汉时的峰顶跌至公元221年的最低——1410万。北魏较长期和有效率的统治曾使北方人口在公元476年回升至3240万；在相近的公元464年，南中国的人口仍只有470万。后者似乎没有包括蜀国的约200万人（图8.1）。

　　公元581年，杨坚迫使周静帝下诏禅位，自立为帝，建国号隋，是为隋文帝。在统一北方之后，文帝灭了南方的陈国和西面的蜀国，结束中国自晋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在隋（581—618年）统治期间，两代君主的文治和武功都是历史上少有的。炀帝努力安定边疆和拓展版图，多次征伐吐谷浑、突厥和高丽、越南北部，重开丝绸之路。此外，他们还完成了巨大的基建。其中重要的包括长300公里的广通渠，连接潼关和首都大兴（西安）；以及长2800公里的大运河，连接杭州、洛阳和涿郡（北京）（图8.2）。建设这两条运河就动用了360万名民工，即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这两大项目，还有修筑长城和建设新都城大兴等，使本来在慢慢恢复元气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引起广泛的农民暴动，缩短了隋代的统治。然而这些巨大工程却使后代得利，特别是它的继承者——唐代。隋代还恢复了传统的礼乐制度和汉魏以来的官制，使君主专权的三省六部的中央机构得以确立；沿用府兵制，而对军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役制度作了调整，使皇帝权力扩大；又开始科举考试和贡士，放弃“九品中正”体制，并建立了县佐必须回避本郡、任期三年、不得连任等规定，使用人制度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些都被唐代继承。

　　唐代的开国君主李渊是有鲜卑血统的关陇大族出身，其祖父为北周八大柱国之一，死后封唐国公。在隋时李渊为太原道安抚使。隋炀帝被杀后，李便建立唐朝（618—907年）称帝。在唐的文治武功下，中国政治统一，国力强盛。开元天宝之际，其疆域东起安东（朝鲜），西至安西（中亚），南起日南（越南），北至单于府（蒙古），计有边区少数民族的羁縻府856个，本土郡府328个，县1573个（图8.3）。有唐一代不但开创了儒家文明的黄金时代，而且还通过对外交往向亚洲乃至欧洲推广。其实隋是唐的先行者，而唐则使它们得到落实。比如，唐如隋制，在国内重要城市建设官仓、官立学校、法典；并将传统的礼乐制度发展至历史的新高峰，通过礼乐制度，明确了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唐代所定的贞观、显庆和开元礼，涵盖范围远超三代的礼制，由君主到百姓都要了解礼和行礼，改变了早期“礼不下庶人”的局面。通过真实意义的“礼治”格局，从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官吏之间关系，以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申明了统治的合法性。官学体系和科举致仕的体制，更在大儒孔颖达和颜师古的官定五经正本及其解释，即《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对儒学的影响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为重大。不但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成为社会主流，科举制度亦彻底打破了士族贵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到玄宗时，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职已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员出任。不过，唐代的崇儒并不构成对佛、道的排斥，后两者更不时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多次资助和鼓励高僧出国以求佛经（图8.4），使佛道两家在唐代进入全盛时期，显示出儒学的包容性和实用性，在中国形成了佛教四大门派（包括在本土形成的禅宗）。按公元854年的统计，唐代有佛寺4600座，圣地4万处，僧侣26万人。西方学者认为唐代是东亚文明由中世纪转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唐朝亦成为东亚的政治和文明核心，为周边地区如日本、新罗、南诏、吐蕃、越南、回纥等仿效。通过丝绸之路，唐文明亦传播至地中海沿岸。在盛唐时（752年），中国人口回升至6000万（表8.1），其主要原因除了国家的大统一外，还要记功于儒家礼教统治的推行。

　　唐代政府体制与社会

　　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确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总方针：“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唐朝的皇帝因而有远见地将儒学提升至国家宗教的高度，又大力推广教育，不但提高了百姓对统治者的认受，也为国家培养了忠心、可靠和高效的官员。它也使国家避免过分地倚重军人，同时还削减了高门大族的影响。

　　第二任皇帝太宗在公元630年诏命天下普建孔庙，又令地方官员定时祭孔。十年之后，太宗恭亲祭孔以树立天下表率。公元647年，太宗更下令将儒家22名先贤列为圣贤，并立石于孔庙之内，接受拜祭。自此，该习惯延续至今。祭孔之外，祭天地和祭祖先亦奉为皇帝和主要官员的重要职责。这些礼仪，使皇室家族扩大成为包括主要大臣、官员的融汇传统天人（包括人地）关系、祖先崇拜以及儒家等级宗法观念的“大一统”的“政治大家庭”。这就成为“以民为本”、“以文治国”的“礼治”的具体写照。城市是这些礼仪的展示平台，因而“礼治”所包含的考虑就成为城市功能和其主要土地利用区划的原则。

　　唐承隋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制。中央机构主要有三省、六部和九寺，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另外，设立御史台以为中央的最高监察机关。在地方政府方面，基本上是州（府）县两级制。

　　因为“以文治国”，国家的主要功能乃是通过皇帝和各级官员身体力行，推广儒家道德观点和教育百姓。在中央和地方层次，唐代建立了一个教育网络。中央在国子监下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二馆（崇文馆、弘文馆），收皇族、大臣、官员子弟约8000人。地方州县设官学，学生达6万多人。同时，政府亦“任立私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通过公开考试（制举、常举）而出仕为官，使士（或儒家知识分子）替代了名门望族的血亲关系，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办法，是世界上最早全面落实文官制度的国家。

　　上述是唐代儒家统治模式的主要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而完成了它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复兴。随着唐朝版图的扩大，以及宽容的外交政策，这一儒家统治模式亦为周边国家所景仰和模仿。日本的“大化改革”（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基本以唐朝的体制为依归，奠定了日本至今的文明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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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360

版　　次：2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