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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


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

作  者:金岱 著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定  价:35.00

I S B N :9787218097886

所属分类: 文学  >  作品集  文学    

标  签:文集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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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为关于转型中国文化建构的文化批评集暨思想随笔集。书名“如此世界”取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同名小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社会,多少有点相类于伏尔泰笔下的柏塞波里斯城,“成就巨大,问题严峻”八个字大概是最简约恰当的概括。作者认为,当下中国社会诸多严峻的矛盾与问题,应看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义上的大转型的“转型阵痛”,这一转型阵痛无疑昭示着严峻危机,尤其是深层上的文化危机。面对这一转型阵痛,这一严峻危机,经济改革先行30多年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高度重视“中国性+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建构,即中国社会的文化逻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理想的重建,启动“再启蒙”,着力培育基于中国现代性之文化逻辑框架意义上的分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社会,凝聚社会中层动力,使中国社会非总体性地(一个一个问题域地)、理性和平地、有机渐进地推进至理想境界,令文明转型稳健而成功。

TOP作者简介

    金岱,本名胡经代,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一级作家,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思想随笔集《“右手”与“左手”》《千年之门》《如此世界》,文化研究专著《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主编)、《城市:作为符号与表征》(合著),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晕眩》《心界》)等。
    金岱长期从事以文化批评为内容、以思想随笔为方式的写作,多年来一直关注、思考转型中国的文化建构问题。本书首倡“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力主“再启蒙”,旨在探索一条与“左”的倒退、制度决定论、文化保守主义皆不同的独特而理性的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

TOP目录

自序  从伏尔泰到曼德拉 

 

卷一  中国问题与文化求解

中国问题解释维度文化进路——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一 
文化保守主义能调治今日中国之偏失吗?——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二 
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三 
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四 
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 
社会凝聚与文化逻辑——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六 
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七 

卷二  转型阵痛与时代危机
全民皆X——一个外星人的地球J国价值生态考察记  
如此世界:“毁灭”还是“新生”?——面对转型阵痛的向度抉择 
从标至本:强国梦与“强”人梦——由乔布斯所想到的 
为什么我们总想有神?——也说刘翔摔跤与“1356”  
还是让孩子吃“百家食”好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体吗?  
点燃冰雪,救援人心——读长篇报告文学《冰点燃烧》 

卷三  知识生态与文化症候
科学名义下的迷信——当代人文科学研究文风病相考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回眸与进路一种
知识分子跨学科交谈的一间客厅——由《粤海风》百期所想到的  
审美距离与大众文化的位置——近年来大众文化个案分析及其一般性结论  

卷四  海洋文化与城市表征
岭南文化:珠江性还是外向海洋性? 
城市符号文化研究的本与用  
历史铭刻文化基因当代使命——“重估广州”之一 
世界唯一逾两千年不衰的滨海商都——“重估广州”之二  
观念启蒙的现代化前沿——“重估广州”之三  
国体变革的现代化前沿——“重估广州”之四  
经济转轨的现代化前沿——“重估广州”之五  
中国海洋文化视域中的南部沿海都市带——“海洋文化与广州”之一  
“三驾马车”视域中的大珠三角都市圈——“海洋文化与广州”之二  
大珠三角都市圈视域中的广州——“海洋文化与广州”之三  

卷五  自我与世界
我世界:作为一种生存的本体论 

附录一:旧著《“右手”与“左手”》收文所发刊、期一览 
附录二:旧著《千年之门》收文所发刊、期一览 
后记

TOP书摘

  “如此世界”是伏尔泰一个中篇小说的篇名。

  伏尔泰的《如此世界》描写掌管上亚细亚的天神伊多里埃交给他选中的使者巴蒲克一个任务,要他去考察属于波斯的柏塞波里斯城。天神听说柏塞波里斯城“疯狂而放荡”,道德败坏得不可思议,考虑是否要对该城进行惩罚甚至毁灭。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笔下的柏塞波里斯城,正是一个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世界,天神的使者巴蒲克在细心考察柏塞波里斯城之后,认为传说中该城的堕落,一部分是由于转型过程中的复杂矛盾所致,一部分则属观念的认知问题,巴蒲克似乎在这座城市的腐败中看到了某种希望,于是乎他巧妙地建议天神不要毁灭甚至不要惩罚这座城市。相反,我想伏尔泰是在心里深情祈祷该城——实际上是这位思想家的祖国,即启蒙中的法国——幸运地走向新生!

  我在《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的一篇短文中由伏尔泰的这篇小说引申地讨论了今日转型中国的“退”或“进”的问题。现在我进一步借用伏尔泰这一小说的篇名作为《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的书名,乃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多少有点相类于伏尔泰的柏塞波里斯城,“成就巨大,问题严峻”八个字大概是最简约恰当的概括。

  面对此八个字,更深刻地说,面对转型阵痛,今日中国该有什么样的共识?

  共识之一,我想是千万不要有“毁灭”!伏尔泰的“天神的毁灭”可以看作一个隐喻: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矛盾激化、恶性纷争、动乱、暴乱,甚而至于“武器的批判”的战争,便是“毁灭”。而历史告诉我们,“毁灭”带来的很可能只是重蹈,异质同构的重蹈,数千年中国历史已有过无数这样的“毁灭—重蹈”,亦即著名的“周期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要义便是必须彻底摆脱、跳出“毁灭—重蹈”的梦魇性的“周期律”!我想,达成共识之一应该不很困难。

  共识之二,要避免“毁灭—重蹈”的“周期律”,中国便只能进步,而绝不能倒退;只能沿着1978年开始的已显见成效的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之路进步,而万不可以倒退到我们的某一个邻国——那个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国家的二号领导人头天逮捕、次日枪杀且几乎家族性地满门灭绝,连孙辈都不放过的邻国——那样的境地去。

  自由、平等、博爱、绿色(我想现在应当增加这一项)——这些现代性的理想,我相信今天仍然是整个人类的理想。自由、平等(不是传统所谓“均贫富”之“平均”)、博爱、绿色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只不过,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自由”问题(“平等”亦是其题中本有之意),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平等”问题(“自由”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人道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博爱”问题,生态主义的思想理路侧重于思考“绿色”问题。“自由”的思想理路与“平等”的思想理路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还当是互补互促、良性循环的关系。而自由、平等、博爱、绿色的思想理路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涵涉、制约、平衡、补充、转化的系统关系。今天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即传统文明必须向现代文明转型(今日所谓“现代文明”在将来绝对是要被超越的人类历史阶段,然现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却不能不完成这一转型,所谓“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一切其他的矛盾,如现代文明自身的矛盾、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不应该遮蔽了这主要矛盾(成功的、理想度高的现代文明转型当是解决其他矛盾的基础)。

  达成这一方面的共识显然会产生困难。有朋友要说,今日中国的主要矛盾早已转为现代文明自身的矛盾,或者说是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可是我想说,即使是现代文明自身的矛盾,或者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在根本意义上,很可能也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并非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照我的说法——蝌蚪与青蛙的关系(参见金岱:《文明的转型:蝌蚪与青蛙》,《“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蝌蚪必须进化为青蛙(不进化就被淘汰),然蝌蚪的有益资源仍然必须在青蛙之中。

  在共识二中,至少有一点要达成应是困难不大的,即绝不可倒退到我们的某个邻国那样的境地去。

  第一,必须进步,中华民族必须实现理想的现代文明转型,必须实现伟大复兴;第二,此种进步绝对不可取“毁灭—重蹈”的“周期律”方式,千万不可招致此厄运。如果达成这两点共识不会太困难的话,那么最困难的当会是共识之三:转型中国究竟取什么样的路径、方式,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此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当有朋友发出今日中国严重缺乏共识的悲叹时,我想说,其实最困难的不是前提性的共识,而是这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

  不久前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可以说是他同道的德克勒克,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信心。

  我们可以从曼德拉想到甘地,从德克勒克想到华盛顿,还可以想到倡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雨果主义,想到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

  倘若如许严重的种族冲突可在相当程度上以宽容、和解的方式解决(除了曼德拉,还有奥巴马。不管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美国总统,他以黑人身份成为美国总统,同样也表现了曾经非常严重的种族问题渐进、和平地部分成功解决的可能性;而撒切尔夫人、默克尔、朴槿惠等一批女性政治领袖的出现,以及女宇航员飞天等一系列女性的壮举,亦表明了人类自母系社会之后古老而顽固的性别矛盾在逐渐以平和的演化方式得到改善),那么,当代中国的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城乡矛盾、东西矛盾,改革与腐败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精神沦落、生态危机的矛盾等等,绝对是能够找到理性、人道、和平的解决之道的。

  这当然要考验中华民族的道德高度、中华民族的智慧高度了!

  虽然达成共识之三仍然会是巨大的、困难的问题,但自由的、理性的思考、讨论,尤其是创造性地建构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语境下是存在的,也是绝对必需的。

  我的这本小书,就是希图在此共识之三的视域内提供一点思路。我将在否定一切决定论——无论是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文化的决定论——的前提下,特别质疑“病急乱投医”(因社会精神沦落而企图靠不加甄别、扬弃的“九斤老太”式的退行复旧而立求拯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变态蔓延,更特别提出首先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区别于单纯的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的文化建构主义的“再启蒙”问题,即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提出建构中华现代文明的文化逻辑,重铸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我认为,此“再启蒙”,乃是中华民族能否以理性、人道、和平的方式实现理想的现代文明转型的奠基性问题。

  总之,这是一本与关切转型中国之问题、命运与路径的人进行理性交谈的书。

  二、 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路向: 回到 “文革”

  说文化保守主义有西学路向,可能是要让人吃一点惊的,因为一般的看法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与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或儒学热相关的。但是,若我们稍事仔细观察,文化保守主义是确有西学路向的,所取资源不同,然道德中心主义的诉求和退行救赎的路径却颇多同构之处。

  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路向首先表现在现代性批判热和后现代主义热。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于先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是一种合乎他们社会自身逻辑的展开,而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个还处于前现代与现代过渡之中的国家或社会来说,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并非无意义和不重要,但倘若热到了一边倒的局面,以使人们感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矛盾不是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而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矛盾,这就要让人奇怪了,要让人疑心这样做的内在动机了(是否想用“后现代”来掩盖前现代对现代的顽固阻抑呢?)。

  海德格尔的流行就是一例。1980年代,思想界对“文化大革命”成因的追究,使萨特曾小小地热过一阵,借用萨特以自由选择理论对西方社会二战成因的追究来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每一个成人国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局面是否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但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一刹那就把萨特遮蔽了。海德格尔在近二十余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恐怕是仅次于马克思,甚至是比马克思更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了。海氏概念和思维的影子几乎显露在近二十余年来我国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海氏前期哲学对西方科学理性的反思,后期哲学对西方技术阱架的批判,就西方社会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在当代中国,海氏陡然间取代萨特而成为我们思想的主要资源,却绝对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情。你甚至会觉得这里面有某种故意。并非说中国没有人类普遍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中国,稚弱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负面问题,谁是更为关键的呢(尤其今天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原因,前现代性的阴影与现代化进展本身,究竟谁是更为突出的要害呢)?特别在1990年初,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只是刚刚起步。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的政治取向是有关联的(并不是所有哲学家的哲学与他的政治取向都是关联的),海氏在二战法西斯主义鼎盛时期受希特勒之命担任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且终生没有对此问题有过丝毫反省、自审,甚至在晚年还宣称,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本身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明显站在前现代立场上反现代的哲学家的思想,这样一个对于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加反思反而加以辩护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为什么会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主潮呢?这不是太值得我们深思了吗?

  中国式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起初主要热闹于文学批评界内,且多少有着积极的意义,1990年代初文学批评界操用西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话语对出现于当时中国文坛的“痞味文学”予以支持,对于解构“文化大革命”式的唯政治功利文学或曰高度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文学,多少可以说是对西学的某种有意义的误读。但可惜的是,中国式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很快就更多转向了反启蒙的立场,有意义的误读很快就转向了抹杀了中西时间差与意义差的,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反动的故意误用。同时这种思潮也走出了文学批评界,反启蒙成为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主潮,其激烈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人们将当代中国的腐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一股脑儿都推到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头上,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近百年来中国一切负面问题的元凶,同时将鲁迅描绘成当代中国一切恶的最典型的集中代表。

  再一突出的思潮是对底层民众生活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延续了人类现代文明以来的社会主义左翼思潮,对于贫富差距加速扩大、社会腐败日益严重的今日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方面的某些论说又确有一味退行救赎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意味。例如这些论说将1978年以后三十余年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绝对化,认为是道路的错误,应当回到1978年前的三十年去,甚而至于回到“文革”去,并为“文革”做翻案文章,从理想诉求或“继续革命”的理论构想,或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等方面为“文化大革命”辩护,重新申说“文化大革命”理想上的正当性和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文化大革命”才集中标志了真正的“平等”,乃至于“民众民主”的道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要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由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高居群众之上的官僚等级制度、社会分化重新冒头和城乡差别愈益明显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方式也是必不可免的真正的“民众民主”。

  此外,这方面的一些论说,着力将1978年之后三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归于1978年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1978年前三十年为此后三十年奠定了某种基础,一般而言当然如是,例如国家统一、战乱结束,尤其是“两弹一星”这样的奠定了国家安全基础的国防现代化巨大成就等等,但这些论者立论的基点和倾向,显然是要通过肯定1978年前三十年而在相当程度上抹杀1978年之后三十年所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否定1978年之后中国道路的根本意义。

  这方面一些似乎较为持平或较多混合特点的论说,则在较具体的层面上认为,1978年前三十年地方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分权性质为后三十年的农村市场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宏观层面上,则提出“通三统”——孔子(仁爱)—毛泽东(平等)—邓小平(自由),认为此三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

  不管是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翻案论”,还是强调为1978年后的中国发展奠定基础的“基础论”,抑或是“通三统”论,其核心都是“平等”二字。而“通三统”论尤其标示出这方面一些论说的文化保守主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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