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人口地理》是作者葛剑雄于1983年8月通过答辩的博学位论文，经修改完善后于1986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葛剑雄在《西汉人口地理》中重新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地理的特殊意义，分析了西汉两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分布和迁移。其认为，人口的迁移和分布，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人口数量不仅反映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力量。当时，中国人口史方面没有任何中文专著，外文也只有一些论文和某一阶段的专著，《西汉人口地理》完成以后成为国内第一部人口断代史，开启了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先河。
此后，葛剑雄的关注扩大至整个中国人口史、移民史，乃至人口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口发展史》是作者首部全面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拓荒之作，带世人更清晰地正视“人口”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亿兆斯民》出版后广受到国际学界重视，既因其是国内第一手资料原创，同时又因其最先吸收了国际人口学研究的先进成果。《中国人口发展史》包含了历史人口调查制度与现存资料研究，历代人口数量的发展和变化特点，囊括自秦汉、三国至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至近代各个时期的人口分析，还有横向层次的人口构成、再生产、分布、迁移研究。
《葛剑雄文集 ：亿兆斯民》特别收录《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节选：人口分布的变迁），探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里“人口”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人口的现代化。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965年当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83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6年至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07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至2014年3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人口发展史
前言（1990年）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7年进行的全国千分之一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到1987年7月1日零时，大陆的人口总数已达10.72亿。去年底国家统计局对大陆人口的估计数已超过11.1亿。新的一次人口普查即将进行，到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普查结果可能已经公布。虽然笔者目前无法得知确切的数字，但却完全相信人口学界近年来频频发出的警告：依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完全可能突破13亿。而从最近的实际情况看，要使未来几年的人口增长率低于目前的水平还非常困难。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这曾经是中国人引为自豪的纪录，如今却已经被人比为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这话或许失之偏颇，但庞大的人口已经造成和将会造成的困难则是谁也不能低估的。
中国这11亿人口是怎样发展来的呢?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面临人口压力的呢?在过去这几千年间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再生产、怎样迁移和分布的呢?
不用说大多数中国人还难以回答，就是从事当前人口研究的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当然并不是大家不愿意关心了解，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还没有一本著作或者工具书能够比较如实地、具体地告诉大
家这些答案。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并不准确的说法长期流传。近年来，随着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出版物不断增加，因而这些流传就变得更加广泛。
例如，提到中国过去有多少人，常常有人照搬二十四史中的数字，却根本不考虑这些“户口数”与实际人口的差别、历代王朝的疆域臣民与今天中国的国土人民的差别。近年出版的各种百科全书、年鉴、辞书也一概照抄不误，很少作必要的说明，以至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些看来精确到了个位数的数字，而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户口数字大多并不是当时真正的人口数字，而只是人口中与赋税有关的那一部分。
又如中国人都爱认煊赫体面的祖宗，姓王的都是太原王氏之后，姓李的都与唐朝皇帝同一个祖先。近年来又往往把“炎黄子孙”当成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尊炎帝、黄帝为中国人的共同始祖。这些于宣传教育或许不无帮助的说法却不符合中国人口史的基本事实，因为今天的中国有五十几个民族，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有过数十个民族，岂能都出于华夏一系?又岂能都出于一个祖宗？
再如人们往往以小说、戏剧、故事为历史，以为古人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或以为古人长寿者颇多，却不知道中国历来的核心家庭的平均规模从未超过五人，大家庭只是凤毛麟角；也不知道古人的平均寿命很低，戏剧中胡子一大把的角色按年龄算大多不过是今天的中青年。
实际上，不但我们今天已经搞不清历史上的人口状况了，就是当时人也未必清楚。有时连皇帝也会闹出不大不小的笑话。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这位皇帝在乾隆末年看到他祖父清圣祖(康熙)的实录，知道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民数”是二千三百多万，而看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上报数是三亿零七百多万，于是发出了全国人口“计增十五倍有奇”的感叹。可是他竟然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正是他自己下令将原来按“丁口”登记户口改为按全部男女人口登记，实际在这82年间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有余，绝对不可能是原来的15倍多。由于皇帝说了这样的话，此话又充分证明了本朝的确不愧为太平盛世，所以被堂而皇之地记进实录，成为大小臣工歌功颂德的内容，直到近代还是不少历史论著中经常引用的例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孙毓棠、萧一山等人的研究，已经得出了清初的户口登记对象是“丁”而不是“口”的结论。再者，早在1959年，何炳棣就在美国出版了《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编者注：此书于200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根据作者意见改名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一书，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专门论述了明清时“丁”的特殊意义，指出“丁”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赋税单位，与“口”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何氏此书在海外汉学界已被视为经典著作，以上结论也已被学术界接受为定论。可是到了80年代初，这个问题在国内又作为一项“发现”被提了出来。以后又进而在“丁”与“口”的比例上展开了讨论，似乎至今还没有得出大家能接受的意见。可以说，这场讨论和因此而进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重复劳动。如果大陆的学者事前看到了这本书，即使他们不同意其中的观点或结论，也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进行驳难，而不必再重复探讨那些早已得到澄清的事实了。
一般民众对中国人口史的无知或误解虽然也不是好事，但毕竟还不会造成直接的后果；学者们的疏漏或错误就可能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50年代经济学家马寅初与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那场争论，很快就以一边倒的结论告终，这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如果从学术方面来分析一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当时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下，开展一场完全自由的学术讨论，马寅初的观点也未必能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因为在当时中国人口压力对大多数人，包括专家学者来说，似乎还是遥远的未来，至少不是燃眉之急。要接受这种多少有点超前的理论，必须对全局和历史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是局限于目前和某一地一国的实际或经验。当时如果真的知道，要是没有太平天国开始的一系列内乱外患、天灾人祸，中国的人口在50年代初就将超过11亿的话，如果有更多的学者和民众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真实历史，了解近代人口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可能后果的话；这场论战也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转变也许会更早，造成的损失不至于如此巨大。
因此我认为，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要逐步做到这一点，专门研究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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