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上下册）

一、汉初的封建及无为政治

　　（一）高祖的封建

　　汉高祖即帝位后，名义上虽是全国又告统一，但事实上仍是分裂的。秦末，举国苦于暴政，人们反而怀恋着战国时代的岁月，因此封建的理论又盛行起来。自陈胜吴广发难后，各地起兵者纷纷拥戴六国王室的后裔为主，重演七国时代的局面。其后项羽也迎合这种潮流，分封了十八个王。高祖也无法例外，楚汉战争时，已曾封过几个异姓王；到战争结束，他为诸侯拥戴为皇帝，为酬勋起见，异姓王有增无减。当时的异姓王有七，即韩王信、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七国掩有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盘。此外他封了大批的侯，数目多至一百四十以上。王在当时称为“诸侯王”，侯称“列侯”，这两级封君的权威和封土范围，甚为悬殊。王国的领土，大都广至数郡，侯国领土则很少大过一县。王在其国中，除享有经济权如赋税及徭役等，并握有相当大的统治权，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其余概由国王任免。列侯则仅在其封国中享有定额户数的赋税徭役。从这些地方看，汉的封建与周的封建，实质上已大不相同。也许有鉴于秦的速亡，高祖对封建制是抱有限承认态度的，因此他采用封建与郡县并置的办法。但他对异姓诸王却非常嫉视，处心积虑要把他们消灭，而代以刘氏宗亲。这种想法的产生也很自然，因为异姓诸王大都久经战阵，擅长军事，其中不乏具有野心的人。同时他们各自拥有广大的地盘和雄厚的兵力，对中央政府，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异姓诸王中，楚王韩信最为高祖所畏忌，因此成为第一个牺牲者。

　　韩信本于汉四年（前203）受封为齐王，次年徙封于楚，王淮水以北及以南的东部地区，都下邳（今江苏邳县）。六年（前201）初，高祖伪称南游云梦（今湖北省长江南北一带），会诸侯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就在陈将韩信擒住，带回长安，废为淮阴侯。至十一年（前196），为皇后吕氏所杀。

　　此外几个异姓王国被消灭的经过，大致如下：韩王信（与楚王同姓名）于二年（前205）受封，王韩故地，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六年（前201），汉北徙其国于太原郡，都马邑（今山西马邑县）。同年秋，匈奴围马邑，信降，高祖自将击之，信逃入匈奴，其国遂废。赵王张耳于四年（前203）受封，王赵故地，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次年，张耳死，子敖嗣立。九年（前198），因其臣下谋反，汉废敖为侯，国除。梁王彭越本于五年（前202）受封，王魏故地，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十一年（前196）春，梁太仆告越谋反，汉擒越杀之。淮南王英布于四年受封，王淮南地，都六（今安徽六安县）。至十一年，因见彭越被杀，怕轮到自己，也于其年秋天造反。次年初，布被杀，其乱乃平。燕王臧荼本为项羽所封，王燕故地，都蓟（今河北大兴县西南）。五年，项羽灭亡，荼乃反，高祖自将击擒之，改立卢绾为燕王。十二年（前195），绾反，汉遣樊哙击之。四月，高祖死，绾亡入匈奴，国除。唯有长沙王因国小力弱，不为高祖所忌，得幸免于废灭。长沙王吴芮于五年受封，王洞庭湖附近地，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县）。同年，芮死，子臣继位。臣三传至著，因无后，国除，其时已是文帝末年。

　　与消灭异姓诸王同时并行的，便是刘氏子弟的分封，他们的领地，大都是原来异姓诸王的国土。从六年到十二年的七年间，高祖先后分封了九个王国，即楚、荆（吴）、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楚、荆、代、齐四国都是六年分封的，那年楚王韩信被废，高祖分楚地为楚、荆二国，封弟交为楚王，统淮水以北三郡地，都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又封堂兄贾为荆王，统淮水东南三郡地，都吴（今江苏吴县）。十一年，刘贾为英布所杀。到十二年初，汉更荆为吴，立高祖兄仲之子濞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代辖今自太原、雁门以东至常山境，凡三郡，都代（今察哈尔蔚县），其王为高祖之兄仲。七年，匈奴攻代，仲弃国逃归，更立皇子如意为代王。九年，徙如意为赵王。十年，代相陈豨自立为代王。十一年，汉定代地，更立皇子恒为代王，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县）。齐王为高祖子肥，辖今山东省一带地，凡六郡，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赵王张敖于九年被废，汉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统六郡地，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县）。梁王彭越于十一年被杀，汉分其地为梁、淮阳二国，以皇子恢为梁王，统二郡地，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以皇子友为淮阳王，统二郡地，都陈。淮南王英布于十一年反，高祖即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及布被诛，长乃继统其地，共四郡，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燕王卢绾于十二年反，其地既平，汉乃以皇子建为燕王，统六郡地，都蓟。总之，到高祖临死，异姓王国除长沙王外，全为同姓所取代。为了防止异姓王国的再起，高祖曾与心腹大臣们举行过一次秘密盟会，会中订立一项重要誓约，即“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书称之为“白马之誓”。参加盟会的有高祖本人及大臣王陵、周勃、陈平等，吕后也可能参加。这次盟会没有公开的仪式，时间也无法考知，但其确实性则无疑问。尽管如此，在高祖死后不久，这誓约便为吕后所破坏。

　　（二）吕后握政与诸吕事件

　　汉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据说他享年六十三岁。子盈嗣位，是为惠帝。惠帝是高祖八子中的唯一嫡子，他生性忠厚，但相当懦弱，因此由他的母亲吕后中国通史主持国政。吕后为人刚毅，知人善任。惠帝之初，仍以功臣萧何为相国，至二年（前193），何死，另一功臣曹参继任，曹参原任齐国丞相，他信奉黄老学说（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就是老子的政治论。）以“清静无为”作为理政的原则，结果齐国大治。他入相后，仍然固执着这个原则，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竭力避免苛烦的兴作，以休养生息；对外族保持和平关系，对诸侯王国也采放任政策。

　　汉初所以推行无为政治，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惠帝死于前188 年，在位凡七年。其后吕后连续立了惠帝的两个幼子恭和弘为帝，二人各在位四年，都称少帝（前187 ～前180），而由吕后临朝称制。据说这两位傀儡皇帝，实际上都是外人之子。

　　在吕后主政的十五年中，她始终遵循着无为的政治原则，与民休息。据史册说当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不能说不是这项政策的成功。她的若干政治措施，也颇值得称述，例如惠帝即位之初，就把田赋减低为每年征收十五分之一。这办法虽在高祖时制定，但一度废除，至是又行恢复，比起秦代半数以上的征课来，不知轻了多少。此外秦代的苛法，也有若干被取消，如惠帝四年（前191）的废除“挟书律”，以及吕后元年（前187）的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等。

　　但吕后也把一个政治难题留给后人，因为她对母家吕氏子弟的加意提携，委以重权，以致造成朝廷间派系的对立，终于在她身后爆发了流血政变。吕氏子弟，自始即追随高祖，他们大都才调庸劣，但由于吕后的栽培，到高祖晚年，他们在朝廷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为太子时，高祖一度想废掉他，改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但未成功，据说诸吕便曾为保护惠帝尽过力。惠帝时，诸吕的势力日增，到吕后称制，他们的政治权位乃压倒功臣派。这种形势，自然由吕后一手造成。

　　吕后元年（前187），吕后想立诸吕为王，功臣派的右丞相王陵引“白马之誓”，加以反对，因而去职。继而吕后又与继任右丞相的陈平和太尉周勃商议，二人虽也属功臣系统，但不敢再持异议。这一年，吕后首先追封她的父亲吕公、哥哥吕泽为王。接着封吕泽的儿子吕台为吕王，割齐的济南郡为吕国。四年（前184），封妹吕媭为临光侯。吕台于二年（前186）死，子嘉嗣之，因居处骄恣，于六年（前182）被废，改立吕台弟吕产为吕王。七年（前181），赵王友（赵王如意于惠帝元年为吕后所鸩杀，同年，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吕后时，先后立“惠帝子”疆及武为淮阳王。）因不爱其后吕氏，为吕后幽死。同年，徙梁王恢为赵王，而以吕产为梁王，吕国除。恢也因受制于其后（吕产之女）而自杀，于是吕后另立其兄释之的儿子吕禄为赵王。同年，燕王建死，国除。八年（前180），又立吕台子吕通为燕王，通弟庄为侯。这类措施，自然引起功臣们的无限妒恨。

　　八年（前180）七月，吕后病重；病中命吕禄统辖拱卫都城的“北军”，吕产统辖禁卫宫廷的“南军”，以防制大臣的生事。是月，吕后死，遗诏以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少帝弘后。吕后于生前，曾把好几位吕氏女儿嫁给刘氏子弟，遗命又以吕氏女为皇后；她的目的，似在使刘吕相亲，并没有以吕代刘的意思。

　　功臣派早把诸吕当作敌人，吕后末年，陈平、周勃即密切合作，对诸吕暗加防备。此外他们更与反对诸吕最激烈的宗室朱虚侯刘章联合。刘章为刘肥之子，当时的齐王刘襄之弟，又是吕禄的女婿；他的反吕，目的是拥立他的哥哥做皇帝。吕后死后，局面立即动荡起来。首先是齐国出兵西指，以讨诸吕为辞。吕产派另一功臣灌婴将兵抵御，婴暗中与齐联络，要齐王还兵待变；而婴本人则屯兵荥阳，停止前进，这形势对诸吕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九月，陈平等以计将吕产、吕禄骗离南北军，由周勃入统北军，然后讨诛诸吕，男女少长，尽行夷灭。功臣们所宣布诸吕的罪状是“欲为乱”，但据史书的描述，却看不出诸吕有什么“欲为乱”的迹象。

　　政变成功后，功臣们以少帝弘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实际都是吕后取外人子而立的；他们既非刘氏之子，又怕他们将来为吕氏复仇，因而决定另立皇帝。当时齐王襄以高祖长孙，谋取帝位最力；但功臣以王舅驷钧横暴，恐再生事端，乃改立高祖的庶子代王恒。代王为人仁孝宽厚，母家薄氏也谨慎善良。九月底，代王到京即位，是为文帝。至于少帝弘等，则于代王到京的当晚，遭遇与诸吕相同的命运。…………

　　一、太宗贞观之治

　　（一）太宗的即位（玄武门之变）

　　这里所说的盛唐，大致指从太宗贞观初年，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宝末年的一段时间，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国的极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唐帝国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烁千古，太宗则是这个盛世的创始者。太宗在位不过二十三年（627 ～ 649），但他一方面结束了隋末以来率土分崩的乱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国长期富强康乐的基础，蔚成后世所谓的“贞观之治”。他虽是中国史上希有的贤君，但他的皇位，却是凭借着一次骨肉相杀的政变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后，全国大致统一，但在唐室中央却又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与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齐王元吉间的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与建成的争夺皇位继承权。双方的摩擦，至迟开始于武德五年（622），其后日形尖锐化，到九年（626）终于发生了所谓“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的发动者和胜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继承高祖的皇位。至于这次政变的经过，流传的史料，有若干隐讳歪曲的地方，不能看作实录。经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才大致显露。［参看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拙著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拙著《汉史论集》页一四三至一五四）］

　　高祖的皇后窦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此外还有一女，嫁给柴绍。世民才武出众，在晋阳起兵前，刘文静曾称赞他“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其后与群雄作战，屡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说大半是世民打出来的。高祖即帝位后，以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因为世民功大，不但声势足以威胁太子，而他本人也确有夺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见。至迟从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联合，与世民对立。他们的办法，是曲意联络高祖的妃嫔，求他们为内助，尤以张婕妤、尹德妃与建成等来往最密。这办法甚为有效，高祖本来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为改观。同年建成采纳东宫属官魏徵的计策， 亲自统兵击刘黑闼， 以分世民之功。七年（624）， 庆州（ 今甘肃庆阳县）都督杨文幹叛变，有人告发建成与文幹有所关连，建成几因此为高祖所废；经元吉与诸妃的求情，始得无事。杨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无法穷诘；但现有的史料，却隐约透露出世民也与这次事件有关，他极可能是告发建成的幕后主使人。

　　高祖对世民的大功是承认的，但他始终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鉴于隋文帝易储的教训。建成兄弟原来都居住于长安城中，大约在杨文幹事件以后，高祖把世民迁到长安西郊的宏义宫，他显然想以隔离方法来消弭诸子间的争端。但事实上双方的明争暗斗仍在继续进行着，在斗争过程中，建成显占优势。因为他具有嫡长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宫闱的支持，同时他握有精锐的部队，至少二千余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称。所以建成方面的实力，远超过世民，在京城内，世民是无法与建成相抗的。建成似乎并没有杀害世民的意思，他只想把世民羁留于京师，逐渐消灭其实力，使其无所作为。他曾以财物收买秦府的骁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但没有成功。继而又向高祖进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世民因在京师日益困迫，颇有出居洛阳经营东方的企图，武德九年（626），他曾派亲信张亮赴洛阳，结纳山东豪杰以待变。其后不久，高祖命他出镇洛阳，但因建成等反对而未果。世民既不能东行，最后便只有政变的一途，这政变终于那年六月四日在宫城的玄武门爆发。

　　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它是宫廷卫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坚强的工事与雄厚的兵力。谁能据有这个地方并运用它的兵力，谁便可以控制整个宫廷乃至整个首都，因为玄武门驻军的实力远较首都城防的军力为大。这次政变，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门的地势，首先消灭建成元吉；然后利用它的守军，抵抗东宫齐府的军队，终于获得胜利。至于世民所以能轻易据有玄武门，则是因为他与玄武门屯军将领夙有勾结的关系。事变时玄武门屯军的将领为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常何本为建成旧属，被世民于暗中收买；敬吕两人也可能是世民一党。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诉说两人意图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处理这个纠纷。四日，世民与他的妻兄长孙无忌、府僚张公谨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门内，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击之。世民告状的事，已被张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当日元吉劝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观动静。但建成认为随从的兵备已严，而玄武门守将又是他的旧部，料想无事，因而决定入觐。二人入玄武门，至临湖殿侧，才发觉有变。这时他们的侍卫，均在门外，二人想策马逃回，世民自后赶来，与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既而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人赶来，与世民夹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接着东宫和齐府的精兵两千人，由建成的僚属冯立、薛万彻等率领，向玄武门进攻，守兵拒战，敬君弘、吕世衡战死，但宫府军始终无法攻入。最后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头颅，宫府兵才溃散，至此胜利完全归于世民。

　　建成元吉被杀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宿卫”。那时高祖正在御湖中泛舟，当他听到建成元吉因“作乱”而被杀的消息，惊愕万分。在他身边的朝臣萧瑀、陈叔达告诉他把国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说：“此吾之夙心也”，于是立即下令内外诸军，都听秦王的节度。当时尚有零星的战斗，这个敕令宣布后才完全平息。接着世民入见，号恸良久。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处决一切军国庶务。建成元吉的诸子，都在这次政变中被诛杀净尽，但东宫齐府的僚属，则大都得到宽赦。同年八月，高祖传位于世民，自为太上皇以终其身，他死于贞观九年（635）。

　　总之，玄武门之变实为世民一生最艰危的奋斗，从事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与忍决，但也留给后世不良的影响。唐室的骨肉之变，几乎无代无之，世民应负首开恶例的责任。而此后唐室许多次的中央政变，其成败仍然维系在玄武门的得失上。…………

　　二、清前期的政治

　　（一）清室的统驭策略

　　这里所说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经圣祖、世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时间，共一百五十二年。除去世祖一代的十八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的盛世。这自然是个大致的分法，因为圣祖初年，国内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国内已渐有乱象。但这三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是富强治安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可以与之媲美。圣祖的年号曰康熙，世宗的年号曰雍正，高宗的年号曰乾隆，因此史书又称这段时间为“康雍乾时代”。

　　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更能造成一百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满族是一个具有颇多优点的民族，它的最大长处，是勇武善战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对外方面，在清的前期，曾建立多次彪炳的武功，对边疆民族也能施以有效的统治。但满族也有它的缺点，它缺乏创造力，一味吸收汉人的文化，结果沾染了汉人的性格，成为汉化的极端崇拜者。清代后期，遇见西洋的强国，但它仍以中国传统对待外族的办法，来对待西洋人，而且几乎毫无变通，虽屡遭败创而不悟。因此它的政权，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倾覆，甚至整个满族，几乎完全与汉人同化。这里先谈谈清初满人统治中国的若干策略。

　　清室统治中国的手段，可以说是宽猛相济，也就是怀柔与高压并行。无论清室的手段或宽或猛，其对汉人的基本态度，是十分猜防的。清太祖虽为明室大患，但他本人尚无吞并中国的野心，也不知笼络汉人，因此他所俘获的汉人，大部充作奴隶，对儒生更恣意杀戮。到太宗，才改用怀柔政策，命汉满分居，另设官吏治理汉人，从此汉人得以稍免满人的欺凌。他对于明室降臣，尤能加意利用，清的入主中国，大部得力于他们的帮助。世祖入关之初，仍继续这种政策，其实际执行者是多尔衮。政策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下列数点：1. 礼遇明室君臣，为明思宗发丧，以礼改葬；明臣的死难者，均予题谥，生存者仍予以录用；明遗民为清望所归的，也都加以征辟。2. 举行科举，以笼络汉族的士人。考试办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于空洞形式的文体及口头禅中，而无暇想到其他。3. 对于汉人百姓，也做了几件收买人心的事，如废除明末的苛捐杂税，撤销东西厂、锦衣卫一类的特务机关等。

　　与怀柔政策并行的，便是高压政策，其目的在于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以及仇清复明的思想。这种政策的主要对象，则是怀念故国，义不与清廷合作的士大夫阶层。明代士风，崇尚节义，清入关后，南方的文人书生，愤极而起兵者，比比皆是。南明颠覆后，明朝的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力谋恢复，屡次企图举兵，但因清廷防范严密，皆无所成。此外一般文人，多喜结盟社，把民族的悲哀，寄托于诗文的吟咏，这类文社遍于东南，以复社最为有名，其分子有许多是明末的东林党人。这种举动，也是对清室的一种消极抵抗。士大夫仇清复明的思想不去，自然有害于清廷的统治，因此清室采取严厉的手段，以对付那些科举与征辟无法网罗的士大夫。其办法也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1. 禁结盟社。顺治九年（1652），由礼部颁布条例，禁士子立盟结社及建白军民利病等，其后更屡伸禁令。2. 摧抑绅权。明代士绅的社会地位甚高，经常干预地方政务，清室于大局平定后，即着手摧抑绅权。顺治十八年（1661），江宁巡抚朱国治奏报江南欠粮士绅一万三千人，清室皆治以抗粮之罪。世祖死后，苏州诸生以不满吴县知县，聚哭于文庙，结果诸生以“大不敬”而被杀者十七人。3. 兴文字狱。文字狱是清室摧残士气的一种利器，士大夫往往为了片语只字，身遭屠戮，同时任意株连，极其冤滥。文字狱在康、雍、乾时代为最盛，但顺治时已开其端。顺治十七年（1660），朝臣张晋彦为已革职的阁臣刘正宗序诗，中有“将明之材”等语，世祖以其言“诡谲不可解”，绞正宗而斩晋彦。4. 下剃发令。顺治二年（1645），开始下令剃发，令汉人剃发留辫，不准蓄发，并限于旬日内实行，违者格杀勿论，汉人死者甚众。这个命令虽是对全体汉人而发，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折汉人的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民族意识较浓，自尊心也较强，而剃发令也就是对这两种性格最残酷的打击。

　　怀柔与高压政策并用的结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数为清室所用。因为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士大夫便以应举做官为唯一的出路，也只有应举做官，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至于一小部分仇清的，在严密的法网下，也无法反抗，最多只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他们过着出家、行医、务农、教书、隐居、游幕、经商一类的生活，而这类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们的子孙，仍然大部分以应举出仕为业。因为清初的政治社会机构，大体仍沿袭明代，并无剧烈的变动，士大夫自然无法完全变更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明末遗民坚贞不拔的志操，以及他们综博笃实的学风，对后世却有极大的影响。［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时期的政绩

　　圣祖即位时，以年龄幼小，不能亲政，由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政。鳌拜凶险好杀，对汉人厉行高压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发生大文字狱。浙江人庄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满洲史事者，皆直书无讳，于康熙三年（1664）为人告发，清廷乃乘机屠戮士类。时廷鑨已死，诏戮其尸，并杀其弟廷钺，其余为此案株连而死者七十余人。五年（1666），鳌拜诬杀苏克萨哈，独揽政权。八年（1669），圣祖囚禁鳌拜，开始亲政。当时三藩形同割据，局势甚为不稳，但圣祖毅然撤藩，终平大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胆略。三藩乱起时，他极力笼络明末遗民和知识分子。他于十二年（1673）下诏全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授翰林者五十人。次年，开明史馆，命他们纂修《明史》。从这些地方，又可看出他的政治手腕。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狱。名世著《南山集》，叙述明朝史事，触犯忌讳，结果名世论斩，受牵连而被杀者甚众。但大体说来，圣祖的政治作风，较之他的子孙，还算是宽和的。

　　圣祖亲政后，颇能节俭爱民，除因灾荒蠲免租税外，末年更屡次普免钱粮。对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 以后， 他曾经六次南巡，亲查黄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对汉民示威市惠的意思。清人自入关后，政府特许宗室及八旗将士，占有百姓田地，谓之“圈地”，这种秕政，也为圣祖取消。五十年（1711），更规定百姓虽添丁而永不加赋。此外明代蓄奴之风，也在圣祖时大致戢止。元代蒙古将吏横暴，竞掠中国良民为奴，又以大兵之后，贫弱百姓，依附豪强，岁久乃变为家奴。这种风气，以江南为最盛，豪富有蓄奴至万家的。明承其敝，未尝积极革正，中叶以后，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于达官豪门，以求全活，谓之“投靠”。自北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最多，投靠之风也最盛。明末清初，江南奴仆，纷起为变。清室对江南豪绅，复加意打击，绅权既衰，蓄奴之风也渐趋消灭，但卖女为婢的习俗，依然存在。圣祖虽然励精图治，但他的宽大政策，对当时的政风，反有坏的影响。朝中大臣，多结为朋党，相互倾轧；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诸皇子则各招党羽，做皇位继承的斗争，终致在他的身后，演出骨肉相杀的惨剧。圣祖有子三十五人，长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为嫡出，因而得立为皇太子。胤礽性情暴戾，所为多不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下诏废之，并幽禁于宫中。此后诸王多营求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圣祖第八子）图谋最力。圣祖以诸子纷争，乃于次年复立胤礽，但胤礽顽恶如故，又于五十一年（1712） 废之， 从此储位虚悬。六十一年（1722），圣祖死，四子胤祯继位，是为世宗。世宗的继统，传说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 宫廷隐秘，现已无法究其真相。但世宗为皇子时，即与大臣隆科多等相结，与胤禩等暗斗甚烈。即位后，胤禩及其同党胤禟（圣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传为世宗所害）。世宗并更胤禩、胤禟名为“阿其那”、“塞思黑”（猪、狗之意），以示不齿于人类。胤禔及世宗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锢。从这些地方，却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参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

　　世宗为人精明刻薄，即位后，对宗室痛加裁抑，并以严厉的手段，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于弊绝风清。他在位仅十三年，但为后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础，虽然屡次用兵，而财用不虞匮乏。内政方面，也颇有值得称述的。明代蓄奴之风，虽在康熙时已大为戢止，但若干地区，仍有所谓贱民阶级。贱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为最多，例如浙江绍兴的“惰民”，常熟（今江苏常熟县）的“丐户”，都世执贱役，不得与平民为伍。雍正时，屡次下诏废除贱民，许其入籍为良民。

　　另一方面，世宗对知识分子的钳制，较前更变本加厉，由他所兴起的文字狱，也较康熙时为多。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狱。景祺曾为大将军年羹尧记室，著有《西征随笔》，称誉羹尧，及羹尧得罪赐死，景祺也因而被诛。嗣庭曾为江西考官，考试出题为“维民所止”，世宗以“维止”二字，暗射“雍正无头”，因而杀之。四年（1726），有浙人吕留良之狱。留良为明末遗民，著书排满，湖南人曾静服膺其说，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叛清，为钟琪告发。时吕留良已死，与已故长子葆中、弟子严鸿逵均戮尸；次子毅中处斩；曾静免死，至乾隆时始被杀。七年（1729），又有广西陆生枬之狱。生枬著《通鉴论》，主复封建，并论及立太子、兵制、君权等问题，为人告发，世宗以其借古非今而杀之。世宗以后，这类吹毛求疵的冤狱，仍然层出不穷。

　　………

装　　帧：平装

页　　数：688

版　　次：1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