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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点评本•全新修订版)(6部11册)


大秦帝国(点评本•全新修订版)(6部11册)

作  者:孙皓晖 著 谢有顺 胡传吉 点评

出 版 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8月

定  价:539.00

I S B N :9787555901044

所属分类: 文学  >  小说  >  知识小说  >  历史小说    

标  签:历史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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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凡六部十一册,作家孙皓晖毕十六年之功,创作了煌煌五百万言。这部作品,与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在艺术品质上是大异其趣的。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他的大秦史观:“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大秦帝国》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家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TOP作者简介

孙皓晖,中国汉族,
出生地:陕西三原县 
出生日期:1949年职业:教育作家 
毕业院校:陕西师范大学

主要成就: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 
代表作品: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五个一工程奖

TOP目录

正文

TOP书摘

中国人的文字传统中,一直有着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三重信仰,其中又以对历史的尊崇为核心。尽管林语堂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但就着一种精神信仰而言,历史叙事比文学表达还要重要。哪怕像“春秋笔法”、“史记传统”这种用来形容文学书写的说法,其背后参证的也是历史——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把作品写成《春秋》和《史记》。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包括《红楼梦》,名为小说,很多读者也是拿来作为历史文本来读的,这些小说所塑造的曹操、诸葛亮、宋江等人的形象,即便与历史中的人物大有出入,多数读者仍然愿意相信小说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中国人“很少向未来的热恋,却多对过去之深情”(《湖上闲思录》),这是确实的;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信仰,正是这种向后看的文化心理的表现。

  中国文化以经、史、子、集四部相传,其实各部均通于史,即便先秦诸子之学,也都源自史学。史有正史与稗史之分,正史多为史官所为,一代一代下来,记录完整,稗史则流传于乡野传说之中,后来也散见于《左传》等著作。后世所说的小说家言,虽多依凭稗史,但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价值。文学也是一家之言,此一家之言,其实是一人之心迹,也是一人之史,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像《离骚》、《出师表》、《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学作品,照史家之见,既通于子也通于史;这种一人之史、一人之精神自传,照样可纳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道统之中,甚至文学所昭示的,比一些机械的历史记载更有见地。

  中国的史学,强调要有治史的心情和抱负,甚至一度把史学称为是圣人之学,不仅在于史学重要,更在于像《西周书》、《春秋》这些最早的史书,都出自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之手;它们不仅记录史事,更寄托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生命观——个人的小生命,寄托在历史的大生命之中,每一个人都生在历史中,也死在历史中,所谓的人生不朽,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的历史,记人重于记事,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的写法,大体有几种,或记言,或记事,或记人。此三种,构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堪称是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奇迹。《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但这些似乎都不如司马迁所开创的记人为主的《史记》,也就是所谓的列传体。列传体后来成了正史,自西汉至今,共积存了二十五史,蔚为壮观。史学一路演进下来,虽有伪造、美化之处,但后来者也有辨别、考证、纠错;治史和疑史之风并重,使得中国历史即便不全是信史,也迹近信史,自有其书写的传统所在,即便是小说,源自虚构,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参证《史记》,而不能全然信口开河。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就在于人,也重在写人,所谓“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学诚:《浙东学术篇》)。明史,既明天人之际,也知古今之变。宋代写史最多,明代略少,清代多考证历史,惟有章学诚写的一部《文史通义》,但传承的仍是经世明道的史学精神。只是,章学诚有感于《文史通义》偏于理论,“空言不及征诸实事”,后又撰《和州志隅》二十篇。他在《志隅自序》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章学诚之“史意”,也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史识”,实为一种精神,一种见地,近世的史学大家钱穆则用“史心”一词名之,似乎更为准确。“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导言》)有了这一种研究历史的心情,才会真正关注国家、民族、个人的当下处境,才会在记录历史的公正中,贯注一种历史精神。

  而诠释历史精神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以人写事。虽然中国的历史也写自然风俗、制度礼仪,但终归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是人在做事,事无论大小,都在于人为。“不论一切事,先论一个心。”这是钱穆的话。他之所以反对笼统地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之家谱,就在于他能因人见事,以心论史。事实上,二十五史写的人物千千万,简单地称之为帝王家谱,确实是偏见。每一段历史,除了讲帝王,也讲群臣,讲各类贤达,甚至也讲小人物。写忠臣,也写奸臣,写圣人事迹,也记草民之乐,并不全然是政治或宫廷之事。《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既编年纪事,也为历史群像作传,有褒有贬,据义直书,后人也不能轻易推翻前人,这种史识、史心,并不是一味地逢迎或谄媚,而是有自己的坚持和标准。按照《左传》的写法,孔子的篇幅也不比别人更多,而写宋史不避写文天祥,写明史不避写史可法,这些例证,也足以说出中国历史的写法,在知人论世上,已形成自己秉直、公正的传统。

TOP 其它信息

装  帧:精装

版  次:1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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