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重庆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副研究员,2003年评聘为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民国政治的逻辑》等作品。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张勋复辟期间,国会被强制解散。由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国会与段褀瑞尖锐对立,因此,在平息复辟之后,段褀瑞并不恢复原国会,而是准备另行选举,另组一个新国会。在此情况下,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与之抗衡。所谓护法,就是拥护约法,具体讲,主要诉求就是恢复旧国会。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原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聚集广东。1917年8月,到达广东的参众两院议员约150人,因不足法定的开会人数,为此,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义。8月25日,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 150余名议员出席,议决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当选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随着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京政府为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
两个对立政府的形成,必然爆发战争,对此,南方称护法战争,北方称南北战争。
对于北京政府来讲,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广东,因此,南北交战的主要战场便是湖南。战争前期,北洋军大败,护法军占领湖南全境。鉴于前线战败,段祺瑞于1917年11月22日辞职,研究系的几位内阁总长亦随之卸任。
1918年3月,曹锟部将吴佩孚,率其第三师主力攻克湘北门户岳阳,随即夺取长沙,4月,攻占湘南重镇衡阳。是役,吴佩孚横扫南军,从湘北打到湘南,成为其从军以来,取得的头一个重大的战役胜利。自此,吴氏一战成名,成为北洋軍将领当中的一个明星。
就在吴佩孚攻占长沙之际,段褀瑞乘势复职,3月23日,代总统冯国璋再次任命段褀瑞为国务总理。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由于张敬尧毫无战功,北京的此项任命,立即引起曹锟、吴佩孚强烈不满。为此,吴佩孚攻占衡阳之后,便不再向南推进,而是在衡阳滞留下来。
1918年3月6日,代总统冯国璋发布命令,要求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均于6月下旬完成。此时,对于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来讲有两个中心任务:其一,继续对南用兵,实行武力统一。其二,抓紧举办新一届国会选举。
4月4日,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密电张作霖、倪嗣冲等,就整个军政布局通报如下:“昨在京晤日馆(日本公使馆~引者注)斋藤少将,密告:‘日前曹使(曹锟~引者注)曾派人到馆言:岳长(岳阳、长沙~引者注)既下,北军欲和而不便于言,拟乞助于日政府,转告南军,再提和议,以便调停,当经拒回。为贵国计,粤川不定,国事无从下手,惟前敌有此情形,不得不告知阁下,酌达同志,预为准备’等语。”这就是说,曹锟方面希望停战议和,而日本方面不仅将此消息密告徐树铮,并且鼓动皖系继续打,拿下广东、四川。最后,徐树铮表明态度:“鄙意国会选举,为时已不裕。乘讨贼之时,赶紧著手,尚可有十数省好结果之希望,一言和则万事休矣。”
曹锟及其所属吴佩孚部,为北方参战部队主力。在吴佩孚打下岳阳、长沙之后,曹锟之所以提出停战议和,显然含有不愿为皖系打天下之意。由于停战议和不可能与皖系商讨,为此,曹锟私下派人联络日本方面,指望日方出面调停,不料被日方出卖,密告徐树铮。那么,徐树铮为何拒绝停战?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南北之间的战与和,核心就是国会问题,一旦停战议和,旧国会的恢复肯定被提出,这样,新国会便难以举办,此即“一言和则万事休矣”。因此必须继续向南作战,乘此机会抓紧举办新国会选举,以期取得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所谓“十数省好结果”,从而控制国会。在这里,徐树铮把对南作战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说清楚了,一句话,要新国会,不要旧国会。
5月9日,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就时局而论,有战然后芝揆(段祺瑞字芝泉~引者注)可以支持,选举可以赶办。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著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 5月31日,徐树铮再电张作霖:国会选办事宜,“日来初选已讫,成效甚佳。”“弟曾一再言及: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大局庶以速定;战局稍弛,选政立败者,即根此而言也。”这里的选举、选政,就是指新国会选举。
综上所述,徐树铮反复强调的就是“战”与“选”的关系,此即:“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战局稍弛,选政立败”。
但是,南北战争是打还是停,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统兵的吴佩孚说了算。为此,一向胆大妄为的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对吴佩孚展开直接拉拢。
5月16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湘局赖兄而定,久为其难……特近今之世,人心不古,往往先私利而后公义。因尝痛自绳检,力矫此习……叨在知好,敢布腹心,鸡呜风雨,愿共勉之。这是一份有趣的密电,“人心不古”竟然出自翻云覆雨、两面三刀的徐树铮之口,其言本身就是人心不古。
由于吴佩孚长年在基层领兵作战,因此徐树铮对吴并不熟悉,为直接了解并掌握吴佩孚,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亲赴衡阳,会晤吴佩孚。关于二人相见的情况,5月28日,徐报告段祺瑞:“昨晨到衡阳,与吴师长披诚接洽,十分稳畅”。5月29日,徐树铮又电段祺瑞,再次称赞吴:“该师长人极朴诚,”“其德量尤令人爱服矣”。看来,徐树铮对吴的头一个印象相当不错──人极朴诚。
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赴衡阳拉拢吴佩孚,实际上就是挖曹锟的墙脚,因而引起曹锟强烈不满。曹锟当时驻节武汉,但是,当徐树铮由长沙来到武汉时,曹锟称病,北返保定,避而不见。5月29日,徐树铮报告段祺瑞:“树铮午后六点到汉,曹使先于三点称病言归。闻渠曾以树铮赴衡为口实,至有此变,其实毫无理由。树铮本因微观渠之左右颇有异动,恐其被掣有变,故赴衡联吴师长以为之备。幸先已固结,渠纵陡然而去,即再进而另调一二旅北上,亦毫不致牵及前方。”徐电还对曹锟个人有所议论:“仲珊(曹锟字仲珊~引者注)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易为傀儡。”徐树铮的意思是,衡阳之行,与吴佩孚的关系“先已固结”,因此,曹锟不满与北返,不至牵动前方战事。
5月31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就衡阳之行这样解释:“此次仲帅(曹锟~引者注)称病突归,固诿罪于弟之赴衡,其实弟即不赴衡,彼亦决计停顿。不过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适中其要害,故急急而去。幸先与衡深相结纳,全局得不蒙其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徐树铮早已获得日本方面的密报,早已获知曹锟希望停战议和,为此,“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总之,在徐树铮看来,衡阳之行,与吴佩孚“先已固结”,“深相结纳”,因此曹锟的不满与北返无关大局,“渠纵陡然而去……亦毫不致牵及前方。”
徐、吴二人衡阳会晤,不可能仅仅是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徐树铮既然要求继续向南作战,那么,吴佩孚必然提出具体条件,此即以对南作战的名义,要求徐树铮接济20万军饷。为此,徐树铮抵达武汉之后,立即为吴筹集这笔饷项。5月30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前谈尊需款目,顷已由汉口中、交两行(中国、交通银行~引者注)以敝军饷作保,暂借廿万元……此款由弟向院部(国务院、财政部~引者注)商还,兄可勿庸虑及也。”
吴佩孚军饷拿到手。
在对吴佩孚施以金钱拉拢的同时,徐还有一手,即施以名誉的拉拢。6月2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今午抵京,谒总理,面陈一切,极见嘉慰。我兄擢授将军一节,已允饬院(国务院~引者注)即日公布,称号即用‘孚威’字样,特先驰贺。”6月3日,北京政府发表大总统令:“吴佩孚授为孚威将军”。
吴佩孚名誉拿到手。
拉吴的同时,仍然不忘拉曹。6月20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所谓四省经略使,从名义上讲,便拥有四省掌控权,其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各省督军。曹锟的这项任命,其中的含意不难解读:当时,广东、四川并不在北京政府管辖之下,将川、粤两省划归曹锟,就是指望曹、吴二人出力,拿下西南,从而完成武力统一。
综上所述,经过一番紧密的私下与公开的拉拢,吴佩孚拿到二十万军饷,拿到“孚威将军”称号,曹锟则拿到四省经略使头衔。然而,就在曹、吴二人金钱、名誉、地位到手之际,情况忽变。这一回,一向工于心计的徐树铮,却被那位“人极朴诚”吴佩孚,结结实实地算计了。
徐树铮由衡阳返京之后不久,随即传出消息:吴佩孚正与南方商谈双方军队划界停战。6月19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询问:“闻仲帅左近人言,兄有划界停战与逆军议和之电,殊觉诧异。日前在衡纵论大势,兄尚谓会当提雄师直下广州,由香港海行北归,万不肯遵陆回兵,豪情壮志,闻之起舞。今方几日,何忽出此,岂传言有误耶?”此时,徐树铮仍然抱有一丝“传言有误”的指望。
不久,消息被证实。6月30日,徐树铮再电吴佩孚:“在衡晤语,兄尚言将来功成后,当由香港振旅登舟,越海北还,不能重践京汉铁路,真觥觥男子之概,私用叹服。曾几何时,壮志讵已消磨耶?”接下来,徐树铮就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向吴佩孚晓之以理:“且即以和平论,不去忿戾何由和,不夷险坎何由平,欲去忿戾夷险坎,不向克伐中致力,何由渐臻允洽。古昔圣王临世,亦不能不以杀止杀……故知杀伐用张,乃和平最要之事”。
吴佩孚所谓由香港振旅北归,不能重践京汉铁路等等表态,就是要拿下广东、打到底之意。徐树铮两次提及,看来,吴佩孚的确说过此番豪言壮语,并给徐留下深刻印象,所谓“真觥觥男子之概”。当初,徐树铮愈是“叹服”,如今便愈是懊悔。至于“以杀止杀”一类道理,这里不作深究。
以上一切的发生,前后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徐、吴二人由“披诚接洽”,一变而反目相向。如此结局,真的是应验了徐树铮那句话:“近今之世,人心不古”。
让徐树铮追悔莫及的事情还在后头。
1918年8月21日,吴佩孚领衔发表马电,公开主张南北罢战议和,电称:“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法律问题即国会问题。吴电要求:由总统“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此时,新一届国会选举已经完成,而新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举新一届总统。关于选举总统问题,吴佩孚这样表示:“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言,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言之意,就是要求停止总统选举。
一个师长,不仅公开议论和战大局,并且公开议论总统选举,在当时来讲,吴氏此举实在有违军人规则。这一回,段祺瑞实在看不下去了,8月24日,段祺瑞亲自出面,直接向吴佩孚发出敬电,严厉斥责道:“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守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早年,吴佩孚曾就读于保定武师范学堂和测绘学堂,而段祺瑞曾任北洋陆军各学堂督办,段、吴二人之间,有一层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为此,段电以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斥责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段电所谓“教育未周”,就是贬低吴,意即吴佩孚没有资格谈论政治。
段电发出之后,徐树铮大受鼓舞,8月25日,徐树铮致电湖南督军张敬尧:“子玉(吴佩孚字子玉~引者注)妄自通电,破坏战局,芝揆(段祺瑞~引者注)已专电严饬,如再不悛,则立罢其职”。这里,徐树铮显然过高估计了段祺瑞的权威,徐称立罢吴佩孚之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所谓军阀,其核心就是兵为将有,在吴佩孚手握重兵的条件下,任何人均难以“立罢其职”。
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一幕开场了。段祺瑞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老师的身份管教学生,然而不幸,吴佩孚偏偏是一位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学生,吴佩孚顺势接过这层师生关系,随即以“学生”的名义,公开与“我师”展开辩论。
8月26日,吴佩孚发表著名的宥电,吴称:“我师为内阁首领,上大夫也,争〔诤〕臣、争〔诤〕友有几人乎?学生不忍见中国沦亡,用敢执争〔诤〕子之议,为我师苦口陈之。”关于服从问题,吴称:“钧电云,军人应服从天职以驭下等语。学生直接服从者曹经略使(曹锟~引者注),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冯国璋~引者注),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关于罢战通电问题,吴称:“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额外生枝。”最后,吴电以极为犀利的言词这样陈述:今日的内阁就是昔日的宰辅,而宰辅之责则是扶助元首,“否则宰辅假人之国,夺人之祀,而秦、而汉、而魏、而晋、而宋,其惟赵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马、宋武乎!”
段电的核心,就是斥责吴不服从命令,意即犯上抗命,而作为军人来讲,犯上者则不能驭下。对此,吴电的辩解是,他直接服从曹锟,间接服从冯国璋,曹、冯二人均主张和平,因此,我吴某通电主和,就是服从,并未犯上。
吴电当中最为厉害的是这样几句:通电主和,“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吴电所指是这样一个故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后,段祺瑞奉命率北洋军前往武汉镇压, 1912年1月26日,在湖北孝感地区,段祺瑞忽然率数十位将领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段氏此举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吴佩孚引出这段故事,意指犯上抗命者正是段祺瑞自己,“学生此举……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这里的“教育而来”,就是对段祺瑞“教育未周”的反唇相讥。
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宰辅篡权,夺人之祀,是一种可鄙的行为。吴佩孚将总理(段祺瑞)与总统(冯国璋)的权力之争,比喻为赵高、王莽等人篡权,这种联系恰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就辩论而言,却是广大民众易于听懂、易于接受的。
一方称教育未周,一方称教育而来,“我师”与“学生”的这场斗嘴,成为民国史的一段趣闻。
8月28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以兄觥觥男子,累战成功,受人之愚见,觍颜作反复之辈,自毁前劳,为兄惜之,尤为我军人羞之。以弟之愚,敢断言兄之后悔必不在远。兄方利令智昏,执迷不悟,兹姑不屑与辩,借留余地,以便台端日后进退狼狈时,尚可乞弟转圜耳。”这是警告,也是无奈。
总之,由于吴佩孚不再进兵,南北战争实际上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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