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而城的旅程,正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向全球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十亿,占全球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国十亿城民的生活状态将决定着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中国城镇化最为显著的奇迹莫过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它一度昏昏欲睡,显得与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机勃勃格格不入。如今,这座差强人意的沿江港口城市正经历着举世瞩目的转型。在过去的十年间,几百座高层住宅楼从这座城市的红壤深处拔地而起,一座座崭新的桥梁凌空飞跨于浑浊的江水之上。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堪比香港的城市天际线。然而,其盖楼的狂热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走进重庆,就好像走进了大型建筑工地。在这座城市的北郊,一台台推土机将草木繁盛的小山包和水草丰美的深沟幽谷改造为平地,以满足地产商对于土地永无止境的渴求。机场边上,一队队建筑工人正在单轨铁道上铺设路轨,使之最终接通九条线路。在市中心的老城区,旧房拆除者正手执铁镐对着肮脏破旧的贫民窟猛敲狠砸。
重庆一直被错误地当作世界最大之城。实际上,它是一座偏远的省级城市,面积比苏格兰略大一点,常住人口为2800万。其1/4的人口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快速扩张,为正在急剧涌入的新兴城市人口的衣食住行提供条件。到2020年,规划者估计该市的主城区人口总量将高达1200万。在重庆市的城市规划中心里,一座中心城区的模型展示着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以及点缀着绿地的豪华住宅楼。其中附带的文字性说明雄心勃勃地宣称,将有6座大型城市、25座小型城市和495座城镇环绕着位于中心部位的超大城市,其势头有如“众星拱月”。当地政府如此目光开阔地看待自己的城市发展,“一个崭新的重庆将横空出世”。
面对如此炫目的发展,人们很容易忽略眼前的贫困。城市化过程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来自于偏远农村的,工作在建筑工地、服务于大小餐馆以及在按摩房从事皮肉生意的数百万流动人口依旧贫穷潦倒。来自大都市周边偏僻郊县的城市新兴人口勉力维生。就在城市中心区的不远处,人行道上满是黏糊糊的餐厨垃圾,瘦骨嶙峋的男子正在兜售盗版光盘;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排列成行的妇女操作着缝纫机,一个个挥汗如雨;露天的用工市场上,成群结队的外来务工人员正在等待雇主。在长江边的青苔石阶上,上身赤裸的老汉用竹棒挑着装满货物的沉甸甸的竹筐,他们小腿的肌肉像棒球一样凸起。与坐在富丽堂皇的酒吧中呷着鸡尾酒的富商一样,赫赫有名的“棒棒军”同为重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组成部分。
重庆的领导者希望有更多的农村人口移居到这座大城市及其辖区内的各大城镇。他们相信,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大幅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重庆市城镇的人口数量将从2010年时的1000万增加到2020年的2000万。如此直接的促进城市化的做法颇为新鲜:过去50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一直有意识地控制人口流动的步伐,部分原因是担心城市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移民涌入。重庆的计划跟国家政策的变化不谋而合:2011年至2015年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进一步城镇化,并支持建设特大型城市。李克强总理一直表示,他将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加快城镇化步伐。不过,决策者们玩的是一场高风险游戏:强制推行城镇化可以大幅提高几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极大地加剧城市的贫困状态。
即便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支持态度,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也正在变得难以预料。2011年,国家迈过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城镇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城镇的中国人的数量增至6。91亿,城镇化比例超过了51%。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分别在1851年和1920年成为城市化国家的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富裕经济体。不过,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却令人费解。1980年,全国只有不到2亿的人口居住在城镇。3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个亿——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
城镇化背后的首要推动力是经济。流动务工人员的收入远高于留在家里耕地的农民。对于全国的经济而言,城镇化和工业化这一双重过程所带来的生产收益至关重要: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农田里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岗位迁移至城镇里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迈向城镇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不论是对农民个人还是国家,都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没有什么能够放慢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步伐——除非经济崩溃、政局不稳,或者其他灾难性事件发生。历史经验、经济逻辑和政府决策全都指向同一结论:到2030年,10亿中国人将居住在城市。
这将带来两个中心问题:中国的十亿城民将过上怎样的生活?中国未来城镇的面貌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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