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集中全党全国智慧，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围绕着这一总目标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各项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以及时间表、路线图，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的里程碑，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

　　为什么党中央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全面深刻理解这一总目标？怎样正确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们与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是什么关系？怎样客观评价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有步骤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科学评估国家治理绩效？怎样进行国际比较，进而增强制度自觉、制度自信？

　　对此，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参见新华网北京2014年2月17日电）。尽管当日新华社播发的《讲话》信息相当有限，只有不到2 000字，但是如同“内容提要”，传递了《讲话》的核心观点和重要结论。在我看来，《讲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前沿性的学术命题，如同一部书的“写作提纲”，关键在于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将其拓展为一部系统的、科学理性的论著。

　　2014年2月19日，我应中共北京市委之邀，为北京市区县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第3期）作讲座，根据《讲话》的核心观点以及我的学术研究，作了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座，300多人参加。而后围绕着这一主题和专题，又在清华大学和不同的地区与部门作讲座，我采取了惯用的办法，就是边写边讲，边讲边改，边改边讲。这就为撰写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月来，我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团队撰写《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高效的写作，深入的讨论，仔细的推敲，反复的修改，贯穿写作—讲座—修改—成书的不同阶段。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建设，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至少经历了20年以上的时间，唯此才有可能写出本书来。我也希望对自己的长期研究做一总结。借着本书“后记”，简单地梳理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思想脉络。

　　1989年，我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中，曾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性作过估计（1980—2020年）。其中基于六个假设条件：继续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不犯类似“大跃进”那样导致大的经济波动的重大战略决策失误；不再重演“文革”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能够严格有效地控制人口总量；不发生特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不爆发大规模的外国入侵战争，不卷入他国的军事对抗。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我们有可能从当时起，进入持续的现代经济高增长阶段（1980—2020年）：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方位深刻变革，体制、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综观21 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将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这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关键阶段。

　　1991年3月出版的我的《中国：走向21世纪》（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将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视为一个多目标体系：一、政治和社会稳定；二、经济稳定增长；三、社会公平；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五、保护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其中，我认为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渐进改革，以稳健的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过，当时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1993年5月，王绍光和我完成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在“结束语”开门见山地指出，《易经》告诫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今天，无论怎样强调这一告诫总不会过分。我们撰写此书的出发点不同于通常的做法，即不是从最好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而是从最坏处着眼，至少避免最坏的结果。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呢？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经济上的“分崩离析”，到财力上的极度分散，进而发展到政治上的相互对立，最终走向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又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角度——国家能力学说着眼，探讨在中国如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提高国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这是后进国和落后国以期实现经济起飞，缩小与先行国和先进国的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和赶超效应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今后中国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重新构造既适应现代社会又符合中国国情条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制度。创建这一制度，就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提供提高国家能力的基础。

　　2000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等成立了“国家制度研究”课题小组，成员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领域（该课题小组主要成员为：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曹锦清、王希、王辉、丁元竹、崔之元、项中新、史天健、高柏、郑永年、朱云汉等），历时两年，于2003年正式出版了《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一书，该书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制度建设的长远思考和深度分析。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即实现国家基本制度现代化，并实行“良治”，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国家基本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目的，旨在为保证“良治”和“长治久安”创造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这包括五个方面的国家根本利益和目标：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我们还将国家基本制度概括为八大机制：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并为中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2007年，我们翻译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治理》一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我在中文版的“序：推动政府变革实现良治”中进一步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治理的转变背景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全球视角来观察？中国在政府治理、国家制度现代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在治理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顺利实现国家良治？对此，我也是自问自答，我最核心的观点是，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国家或政府是它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它的主要实施者和保障者。我们进行制度建设，就是要降低党的治理成本，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以及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过去2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主线不仅是经济起飞、经济建设，同时也是制度建设、制度创新的过程。我还认为，制度建设不仅要求我们有政治意愿和政治目标，关键是要求我们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施能力。我们称之为“能力建设”。作为执政党，既要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及时出台改革的措施，制定应对的政策，同时也要有强大的执行能力，政策、措施、办法一经出台，就要能够得到切实的实施。“言必行，行必果”，这种国家能力建设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也正是这些国家面临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它们的许多蓝图、设想大多只是一个“乌托邦”。因此，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又是一个实践型政党，是通过实践来学习，通过学习来进一步指导和促进实践。

　　2009年，我们又再版了《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加入了我和王绍光四篇重要文稿，以反映我们关于国家制度建设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在增订版“前言”中，再次将国家现代化概括为两方面的现代化：一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二是指国家制度现代化。作为前者，就是增加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作为后者，就是增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是两个互补的国家建设，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还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互为动力、互为因果。我还认为，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远比我们想象的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但也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这还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但是我们已经逐步找到了渐进主义式的、“干中学、学中干”的方式，还需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创新，进而不断地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2010年3月，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省部级干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专题研究班讲课中，与他们交流，其中一位来自地方的副省长特别提到，胡教授，我看过你们出版的《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两个版本，写得非常好，也很深刻。不知你们是否还在研究？是否还有更新的研究成果？我坦言道：还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性的创意和想法，不过我们的确还需要更关注、更持续地研究这一问题。

　　由此可知，国情研究特别是国家制度建设的研究，都不是一次性认识和完成的，需要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断地从不自觉的认识到自觉的认识。可以认为，中国社会需求是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创新的最大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更何况，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项需求，都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需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典型的“存在决定意识”；从国情研究的角度看，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键是有没有社会的敏感性、学术的敏感性，进而将社会命题转化为学术命题，持之以恒地不断研究，也包括不断突破自我。

　　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时，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与创意被极大地引发。实际上，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2014年3月25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讲座之前，我们彼此交流时，他特别提到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问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什么含义？与中国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据我所知，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就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等新命题，但是习近平同志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对中国而言是首次，对世界而言也是首次。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领导人创意性的政治命题，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需要我们不仅从历史视角、国际视角，还要从学术视角、理论视角回答这一命题。

　　本书对这一学术命题研究做了大胆尝试，因为这是一个“新命题”，又是一个“大命题”，我也能体会到“凡事开头难”。也正因为此，才激发了我们国情研究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创意，对这一“大命题”形成较系统的学术知识与学术成果，才有了这本书。书可载道。

　　本书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也是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个问题。我们力争从历史视角来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和总道路；也从国际视角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变迁，从而展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也从深层次角度展现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诸如中国如同东方巨人，“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最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比较了中美国家治理绩效（2000—2012年），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我们的总结论是“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验证了“毛泽东预言”（1962年1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邓小平预言”（1987年，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全书各章已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之间，以《国情报告》的形式在内部发表，供中央领导人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参阅，受到多次重要批示。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与党中央形成学术与理论之间的知识分享、知识互动，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深入地理解党中央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样，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好地拓展党中央的治国之道。这与我们作为大学智库的角色是相一致的，即成为学术界与决策界之间的信息通道、知识桥梁、理论桥梁。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更加民主、更加智慧，能够充分地吸收全党全国乃至学术界的智慧，因而集智慧大成，这充分反映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之中。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也激励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践行“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

　　本书又是一本集体研究、集体写作、集体修改的集体成果。但是学术研究过程比学术成果更重要。我与国情研究院这一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特有的“朋友关系”，它的含义是：读书之友；写文之友；写书之友。

　　本书由我主持和设计，撰写并修改了全书。鄢一龙博士协助我组织了国情研究院自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并作为本书作者之一。我的博士生唐啸、杨竺松直接参与本书的文稿撰写、资料整理、研究计算、编辑修改等，均为不足28岁的年轻作者，可谓“后生可畏”。此外，还有好几位学生参加该项研究；还有几章文稿，因为篇幅有限，还不够成熟，未能收录在册，我们在今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发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的一部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成为重点图书。他们的努力使这部著作得以早日出版。这已经是我们在该社出版的系列著作的第六部。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胡鞍钢

　　2014年6月6日于清华园

装　　帧：平装

页　　数：220

版　　次：1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