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
作 者：（美）欧阳泰
译 者：陈信宏
出 版 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6月
定 价：45.80
I S B N ：9787510828737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外国史
标 签：历史 明清史 中国史
欧洲是否真的是靠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世界？
东方与西方的初次武力交锋，究竟谁输谁赢？
荷兰人与郑成功在热兰遮的对决，是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也正是欧洲与中国军事实力落差最小的一段时期……
荷兰在十七世纪建立了全世界最活跃的殖民地帝国，不但与英国竞争胜出，还攻下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然而，在这场于1661年展开的中荷战争里，荷兰人却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强劲对手──郑成功。他统率手下的将领战胜荷兰人，拿下了荷兰人手中最大、也最富有的一座殖民地──台湾。他是如何办到的？
由欧阳泰所著的《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检验了当时欧洲与中国在军事科技方面各自的长处与弱点，而为长久以来人们对西方强权、中国势力与战争本质所抱持的假定提出了平衡的新观点，并且为当前的时代提供了珍贵又出人意料的教训。
欧阳泰（Tonio Andrade） 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师承西方汉学巨擘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17至18世纪欧洲史专家帕克（Geoffrey Parker）。现任埃默里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著有《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
陈信宏 资深译者，毕业于台湾大学外语系，曾获梁实秋文学奖等多个翻译奖项，并以《好思辨的印度人》入围2009年台湾金鼎奖最佳翻译人奖。其他译著包括《胡若望的疑问》《落脚城市》《机场里的小旅行》《宗教的慰藉》等。
目录
人物介绍 / 001
前言 / 001
第一章
情缘难割 / 019
海盗战争 / 031
“兵者，诡道也” / 040
上天之怒 / 047
异国童年 / 052
为将之道 / 057
海王 / 067
天未厌乱 / 080
第二章
一场猛烈骇人的风暴 / 091
雾气弥漫的早晨 / 095
郑成功的连番胜仗 / 101
谈判与投降协定 / 112
城堡 / 125
一场攻击 / 136
悲惨的夏季 / 148
来自海上的援助 / 158
第三章
增援舰队 / 171
愚蠢的袭击 / 180
叛降人士 / 187
郑成功步步进逼 / 197
意外的使节 / 205
窝里炮 / 221
最后一战 / 228
投降 / 237
发疯而死 / 243
后记 / 249
致谢 / 271
注释 / 275
情缘难割
我们初次“瞥见”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当时他一如往常，正在捣蛋。据说他和他的兄弟总是在家乡泉州的街道上到处玩耍，他们的父亲则在泉州府知府的手下担任基层官吏。当时一定是5月或6月，也就是荔枝成熟的季节—这种水果的白色果肉富含水分又甜美，还带点花香。郑家兄弟一伙看到一串荔枝垂挂在一根长出围墙外的树枝上，便开始丢掷石块，想把那串果实打下来。不料其中一颗石头飞越围墙，击中了知府的头。男孩们一哄而散，却都被抓了回来，押到知府面前。由于郑芝龙长相清秀讨喜，知府看了他一眼，便微笑着说：“汝当贵，且封侯。”就这么放他走了。
这段记载也许不是真的，但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者的逸闻一样，这则故事也鲜明地捕捉了人物的性格。真实的郑芝龙就像故事里的小男孩一样：四处闯荡、摘取树上的水果、惹上麻烦，结果反倒因祸得福。他的崛起速度极快，令人叹为观止又难以置信，以至于让人不禁觉得命运必然在其中插了一手。他的命运和荷兰人紧密交缠，至少这是一名痛恨荷兰人的中国官员后来提出的说法。“情缘难割。”他写道。我们后续将会看到，这名官员也未能拆解这段情缘，自己反而遭到罢官。
要了解郑芝龙的命运是如何与荷兰人牵扯上关系的，我们必须从他儿时的家乡福建谈起。这是一个山多田少的省份，贫穷又孤立，因此孕育了许多到海上追求财富的冒险家，包括渔夫、商人与海盗。郑芝龙最早的传记作者写道：“闽俗羞贫而轻死，故其富者以通番为业，贫者即劫掠为事。芝龙徒众既盛，二者兼行。”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迫使郑芝龙到海上谋生的。一份史料指称他将手伸入继母裙下调情。其他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他犯了什么过错，只描述他父亲在街道上持棍追打他，结果郑芝龙跳上了一艘船。
他有许多船只可供选择。闽人是中国最杰出的航海家。我们惯于听闻欧洲贸易航线，但在远东地区，福建的船运量与商品价值都超越了欧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国都比不上。庞大的福建帆船向北航至日本，向南航至越南、暹罗（今泰国）、爪哇、苏门答腊与马六甲海峡（图3、图4）。这些福建商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建造住宅与寺庙，许多人也选择在海外定居下来。在1500至1945年的欧洲殖民期间，住在亚洲海外的闽人比欧洲人还多。实际上，即便在欧洲殖民地里，闽人也比欧洲人多。郑芝龙的一个舅舅就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距离福建约一个星期的航程。郑芝龙到了澳门后与他同住。
澳门是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充满了广场、教士与响亮的钟声。一座宏伟的大教堂矗立于城镇中央的山丘上，日本工匠雕刻着其正面的石墙，刻出船只、狮子、身穿长袍的人像、吹奏着号角的天使。在其中一幅雕刻画里，一名女子飘浮在一条多头蛇的上方，旁边的中文图解写着：“圣母踏龙头。”这位“圣母”有些类似明代的航海保护神妈祖，而且必定有哪些特质吸引了郑芝龙，才会促使他选择在此受洗。他信奉天主教的虔诚程度并无定论。有些葡萄牙人在多年后指称他“要不是亵渎神，就是无知至极，竟然一致焚香敬拜耶稣基督及其他偶像”。不过，另外有些史料则指称他终其余生都定时参加正式弥撒。
他的舅舅要求他运送货品到日本，因此他才会在平户上岸。这是一座小海港，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分属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与中国。当时日本人民尚未被禁止出海，英国人尚未离开，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尚未遭到驱逐，荷兰人与中国人也尚未被限制只能在长崎的一座小岛（出岛）上活动。
在平户，郑芝龙引起了李旦这名富有的福建老翁的注意。他们也许有性方面的关系。郑芝龙现存最早的传记指出：“芝龙少年姣好，以龙阳事之。” 这份传记的作者是郑芝龙同时代的人，但我们对他所知不多，因此无法判断这段文字的真实性。福建人对于同性恋行为并不掩藏，郑芝龙家乡那个地区的航海人更是如此。后来的一份史料探讨了“纳男妾”的行为，以不以为然的语气指出，许多缙绅都纳有俊童仆役，俗称“契弟”。这位作者写道：“甚有良家子弟亦不免为匪人所诱，以致失身者。殷富之家，大都以贩洋为业，而又不肯以亲生之子令彼涉险。因择契弟之才能者，驱之危地，利则归我，害则归人。在贫者则借此希图致富。”郑芝龙是否自愿担任李旦的契弟，利用这样的关系致富呢？
如果是的话，至少他不受李旦独占—他还结识并迎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名叫田川松。他们婚后生下了郑成功，但郑芝龙没有留在家里等待儿子出生，而是抛下怀孕的妻子，和李旦一同与荷兰人会面。
李旦与欧洲人关系紧密。他原本与英国人相处友好，直到英国人发现他暗中侵占他们的钱财，才因此决裂。现在则是荷兰人需要帮忙—郑芝龙随同李旦到澎湖与他们会面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澎湖是一组地势低矮的多岩群岛，位于台湾海峡（图5），距离大陆海岸80英里，距离台湾海岸30英里。荷兰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堡垒，位于一个深水湾上，在一座寺庙旁边。他们逼迫中国俘虏在炎热的太阳底下从事建造工作，疲累而死的人不知凡几。他们原本希望把这座堡垒当成参与中国贸易的基地，但明朝官方在工地附近集结了数千人的部队，与荷兰人发生了数次冲突。不过，中国部队的指挥官不想对这群“红毛番”过度进逼，于是同意让李旦和他那名俊美的徒弟介入调停。
他们说服了荷兰人离开。荷兰人拆除了他们的堡垒，航行至台湾，在台湾南岸外海的一片狭长土地上另外兴建了一座堡垒，称为热兰遮城堡（图6）。
荷兰人需要翻译，于是给了郑芝龙这份工作，以葡萄牙语和他交谈。他与这群荷兰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目睹了这块殖民地的兴起：他们在距离一个汉族村落不远的热兰遮城底首先建造了仓库，接着在海湾对面的台湾本土上建立了另一个聚落，然后说服前来垦殖台湾的汉族移民在这个聚落定居下来。此外，他们与住在台湾内陆寨子的猎头族展开争斗，又与满怀戒心的日本商人互相竞争。
郑芝龙对于荷兰人如何处置那些以台湾为基地的明朝海盗尤其感兴趣。荷兰人没有驱离这些海盗，也没有把他们抓来当奴隶，而是邀请他们定居在热兰遮城堡附近的城镇，并且雇用他们为武装民船，鼓励他们攻击航向澳门或马尼拉的商船。
对于荷兰人而言，利用海盗获利堪称顺理成章，因为荷兰人本身也是海盗。实际上，“低地联省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的创立，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海上乞丐团”—一群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武装民船人员。1602年，荷兰政府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目的不只在于赚取财富，更在于攻击西班牙与葡萄牙。政府允许该公司招募部队，标举红、白、蓝的旗帜（其中的红色原本采用奥兰治王室的象征颜色橘色，借以向王室致敬），并可采购品质精良的火枪与大炮—这些武器产品在荷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将船舰与大炮借给该公司使用，甚至为其赋予代表国家宣战及讲和的权利。至于征战中取得的战利品，则算是公司的利润。
因此，荷兰人与明朝的海盗打交道，只不过是依着他们的本性行事而已，而明朝的海盗也非常愿意合作。就连李旦自己也请求标举橘白蓝的旗帜出海掳掠，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荷兰人这时还不愿得罪中国官员。不过，在李旦于1625年去世之后不久，荷兰人就开始大肆发放旗帜。他们那名俊美的翻译也想分一杯羹，于是辞去翻译的工作，回头当起了海盗。
郑芝龙可能一直都是个海盗。实际上，有些中国史料指称他协助创立了一支以台湾为基地的海盗团。这个海盗团的创始成员原本结识于日本，他们共同对天发誓相互效忠：“虽生不同日，死必同时。”郑芝龙有可能为这群海盗担任卧底，向他们通报荷兰人的活动。这样的猜测并不牵强。就在同一时期，另外还有一名中国翻译暗中与海盗合作，荷兰人直到事后才发现。
荷兰人不但没有反对郑芝龙辞去翻译职务，还鼓励他发展海盗事业，并且在他遭遇麻烦的时候给予协助。1626年年初，郑芝龙的船只缓缓驶向停泊处，只见船上桅杆断折，船壳也破洞漏水。荷兰人允许他航经岸边大炮，进入港口接受维修，而荷兰官员则数着属于他们的战利品。“我们接收了半数，”荷兰长官写道，“一如当初的协议，约960枚银币。”这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差不多等于今天的15万美元。但相较于另一次收获，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一次，郑芝龙向他们缴付了他俘虏而来的9艘中式帆船及船上的货物，总值超过2万两白银。换算成今天的币值，大约是500万美元。
荷兰人认为郑芝龙只是个平庸的翻译，没想到他还是个杰出的海盗。到了1627年，他手下已有400艘中式帆船与数万名水手。他们在中国沿海恣意劫掠、俘虏商船、侵袭城市，甚至击败明朝官军。中国官员紧张了起来。两广总督如此上奏北京：
郑贼固甚么么，而狡黠异常，习于海战；其徒党……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这名官员接着写道，政府本身的船只相较之下则是数量少，船体小又脆弱，大炮朽钝不堪，抵挡不了郑芝龙的攻势。
特别令官员感到担忧的，是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关系：“至芝龙，则所资者皆夷舰，所用者皆夷炮。”有些人甚至发现了他雇用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证据。
当然，他们知道郑芝龙的成功不只是因为荷兰人的帮助。他是个狡黠的战术家，擅长以计谋取胜。有一次，他与部属假扮成地方上的民兵部队，潜至官军后方，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另一次，他利用一小支诱饵船队引诱明朝舰队驶入埋伏地，结果绝大部分的明朝船舰不是被击沉，就是遭到俘虏。
他也善于公关，所以尽管他靠着抢劫与收取保护费营生，却为自己打造了劫富济贫的“海上罗宾汉”形象。他的追随者大幅增加，也有证据显示他努力阻止部下劫掠乡村。一名兵部尚书写道：“芝龙能不妄淫杀、不妄焚掠，以假窃仁义之名，故附之遂以日众。”许多人也为饥荒所迫，因而投入他的麾下。一份中国史料指称他曾一度在十天内新增数千部众，这些人都是逃避饥荒的难民。
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崛起的速度。如同一名官员所写：“夫芝龙初起，亦不过数十船耳；当事不以为意，酿至百余。未及一年，且至七百；今且千矣。此莫非吾民，何以从贼如是之多？……归之如流水也。”
明朝官员意识到他们抵抗不了郑芝龙的兵力，于是开始考虑其他办法。自古以来，政府就习于招安德行良好的反叛分子。这种做法背后的理论认为，贤良的皇帝与正直的官员可以感化叛乱人士，让他们改邪归正。这种做法通常是不得已之下所采取的手段，而且通常是在朝代衰颓的时候。
官员纷纷上奏北京，提议采取此一做法。郑芝龙家乡泉州的知府王猷写道：“芝龙之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悔罪之意，今剿难猝灭，抚或可行。不若遣人招谕，许立功赎罪。”郑芝龙鼓励这样的上疏，至少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么认为：“在芝龙，实无一日忘抚；地方士民苦贼，亦群上书抚、按，代芝龙求抚。”
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其实已别无选择。朝廷的海军毫无用处，沿海地区更已陷入动乱。福建饥荒现象严重，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都投入了海盗的阵营。一名官员思量当下的情势，认为终究还是“不得不出于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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