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
作 者：（美）琼斯
译 者：贾拥民
出 版 社：华夏出版社
丛 书：西方经济-金融前沿译丛
出版时间：2014年03月
定 价：78.00
I S B N ：9787508079110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经济 > 经济学读物 > 经济学理论、研究与通识
标 签：
一本经济学好书，其内容既要契合当下大众关注的焦点，又不肤浅，有思想性，站在时代的前沿，为大众和专业人士拨开思想迷雾，还能为决策者解决当下经济困惑和难题提供参照路径。有了优质的内容，还要有一个匹配的装帧设计，它有如什么身份和什么气质的人穿什么质地和气质的衣服一样。本书既要突出学术性又要兼顾市场性。而如果单一强调学术性，容易把装帧设计做闷和刻板；单一强调市场性，又容易媚俗。为了在封面上传达出大师们横跨大西洋构建网络、不懈努力传播思想的意图，在决定原版书封面照片不用后，我找到了我的长期合作者张朋老师，他特别擅长用颜色和色块来表达书中传递的语言（之前我做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系列”就是他设计的封面）。第一稿封面他做了橘红、蓝两个不同颜色的欧洲和美洲局部平面地图，我和同事们觉得有点意思，但感觉有点平，没什么视觉冲击力。在做了充分沟通后，他修改了方案，在平面地图下方加了灰，这样立体地图的感觉出来了，书的视觉层次感也马上有所提升，并且橘红、橘黄、深蓝也比较打眼，封面的风格既有市场性而又不失学术性。
书评书荐
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是怎样变得如此迷恋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取消管制？本书通过全面描述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历史，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跟踪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解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原因。根据作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传给政治家们，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作者强调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是必然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既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因为左派也认同必须采取新的政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滞胀，凯恩斯主义似乎自己击败了自己，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昂起了头。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赢得大选之后，自由市场的信念终于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通往权力之路终于铺就，危机之后的经济奇迹最终诞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右派思想凯旋而归的故事，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引人入胜的经济（政治）思想史著作。它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任何想了解英美两国如此钟爱自由市场背后历史故事的人，任何想探究当前经济危机根源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
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简介附后）
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Paul Lewis，2012，“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82，pp.368-378.，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是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他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F.A.Hayek，1958，“freedom，reason，and tradition”，Ethics，vol.LXVIII，no.4，pp. 229-245.。
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F.A.Hayek，1963，“rules，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XLVIII，pp.321-344；F.A.Hayek，1964，“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in M.Bunge，ed.，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Popper，pp.332-349.。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G.R.Steele，2002，“Hayek’s sensory order”，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2，No.3，pp.125-147.。最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头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头脑相比，模糊型头脑更富于原创性；（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F.A.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从最简单的社会网络仿真不难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数目足够大，则不论行为规则多么简单，仿真研究者都不可能预见微观行为的宏观秩序。哈耶克试图论证的是，在引入哪怕是最少量的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之后，更可能获得清晰论证。为什么哈耶克必须假设有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服从哪怕最简单的行为规则？数量极大，意味着不可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相当于引入了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杨格在1990年代得到的一个著名结论是，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H.P.Young，2007，“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n multi-agent learn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171，pp.429-433；D.P.Foster and H.P.Young，2001，“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98，issue 222，pp.12848-12853.。因此，对于复杂现象之发生，与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作用相比，个体理性是否完备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说，理性不完备只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达，例如表达为“C-D gap”的有限理性Ronald Heiner，1983，1985，“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Alfred North Whitehead，Modes of Thought，Lecture Two“expression”.。怀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总要表达。面部表情、手势、声音、语言、文字、行动、情绪、群体行动、政治、战争和契约，凡有所表达的，都有重要性。绝大部分感受不能获得，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表达Gerald Edelman，2006，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许多被意识到的表达可称为“presentation”（呈现），或“representation”（再呈现）。虽然还有许多呈现或再呈现的重要性，但从未被我们意识到。
要概括无数具体的表达，荣格尤其重视“符号”Carl Jung，1960，Man and His Symbols.，他相信符号能够涵盖全部文化及其意义。关键是，人类或许永远只能理解符号的一部分含义Roy Wagner，1986，Symbols that Stands for themselves.，而由符号激发的精神过程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Jung Vol.IX: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Second Edition.。脑科学进展到拉尔夫·阿道夫提出“社会脑”概念以来Ralph Adolphs，2009，“the social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0，pp.693-716；Tania Singer，2012，“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neuroscience”，NeuroImage，Vol.61，pp.437-449.，符号互动论与社会交往理论获得了脑科学术语的表达。符号的含义在社会交往中呈现于具体情境中，孔子解仁只在《论语》描述的那些具体情境之内阐释这一符号的含义。完全脱离情境的符号蜕变为“指号”（signs）。可以认为，符号是历史性的，而指号是逻辑性的。也因此，符号的含义是不可穷尽的。于是，符号的含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呈现，与社会交往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了密切的联系，它们一起构成了海勒女士阐释的“文化创造”过程Agnes Heller，2000，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
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噶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博兰霓Michael Polanyi，1966，The Tacit Dimension.的影响，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参阅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第4节“统计学在处理模式复杂性上的不当”，《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
与模糊型头脑相对而言的是弗里德曼的以清晰和锐利著名的头脑。然而，如上述，我相信，过于清晰和锐利，不利于秩序涌现在脑内，就是说，不利于隐秘知识或新观念或新的重要性感受的表达。如果说清晰型头脑的这一性质在经济学领域内远比模糊型头脑更占优势，那么，在政治领域可能恰好相反。因为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秩序是从奈特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52，No. 3，pp.253-274.论述的“社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读者在这部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史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复杂社会的涌现秩序其实极难被头脑清晰的经济学家所感受、表达和理解。或许因此，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人类迅速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中遭遇了多重挑战；或许也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们应感谢他们偶然有了一颗如哈耶克这样的模糊型头脑。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兼任《财经》和《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教学及学术方向：经济学思想史、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Daniel Stedman Jones），现居伦敦，知名律师。他在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教育，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新机会基金会（New Opportunities Fund）的政策顾问，同时也是德莫斯（Demos）的研究员。
致谢
大事记
机构（基金）缩写一览表
导论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与历史
跨越大西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第1章战后共识
第2章1940年代：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出现
卡尔·波普尔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官僚体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通往奴役之路》
朝圣山学社与哈耶克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第3章潮流正在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两个芝加哥学派：亨利·西蒙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
启蒙运动、亚当·斯密与新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
德国经济奇迹：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
管制俘获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第4章跨大西洋网络：智库与意识形态企业家
1950年代的美国：联合主义与冷战
1950年代的英国保守主义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机构
第二波：1970年代的自由市场智库
新自由主义记者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
突破？
第5章凯恩斯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的兴起（1945—1971）
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
“一个小小的地区性难题”：伊诺克·鲍威尔的货币主义思想
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济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6章经济战略：新自由主义的突破（1971—1984）
战后繁荣的缓慢崩塌（1964—1971）
滞胀与工资和价格政策
希思过渡期与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
左派向货币主义输诚了一：卡拉汉、希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
左派向货币主义输诚了二：吉米·卡特与保罗·沃尔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战略
里根经济学
结论
第7章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美国和英国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的转变（1945—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
吉米·卡特与政府的有限性
财产所有权民主制与个人自由：住房与新自由主义思想
里根政府的政策
英国地方当局公共住房的私有化：优先购买权计划
跨大西洋政策传导：里根的经济开发区政策
“第六希望”公共住房计划、城市复兴与“第三条道路”
结论
结论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遗产：基于信仰的政策
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
新自由主义是不是被神化了？
回归基于理性的决策
译后记
导论
不管是在正确的时候，还是在错误的时候，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能够发挥的影响力，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除了这些观念之外别无他物。那些从事实践活动的实干专家，坚持认为自己绝不会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他们往往是某些久已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执掌权柄的狂妄之辈，自以为总能凭空决断，但是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狂热地推行若干年前某个二流学者的胡思乱想而已。我认为，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被极大地夸大了，同时，观念通过潜移默化地渗透所产生的影响力却被严重低估了。当然，观念的影响不会一下子就全盘浮现出来，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经济学与政治哲学领域，学者们一旦年满25岁或30岁，就很难再受到新的理论的影响，因此，现在的公职人员、政治家甚至鼓动者，在应对当前事务时所依据的观念不太可能是最新的。但是，观念既可以用来造福，也同样可以用来为害，无论如何，最危险的终究不是既得利益，而是各种观念。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1970年代，包括货币主义、去管制化思想以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变革观念等在内，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众所周知，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观念。但是，就像凯恩斯所指出的，面对着当时发生的那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家们与一些高级公职人员在寻求应对之策时，转而求助的却正是这些旧观念。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本书还将为读者细致地描述，在20世纪的最后1/4个世纪里，甚至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以市场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信念是如何主宰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生活的。
在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的持续打击下，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越来越快。越南战争的影响、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英国劳资关系几近完全破裂的后果，不过是所有灾难性事件中的几个较为突出的例子罢了。各国政府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为西方世界带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以致1945年之后，经济持续繁荣，民众的收入不断攀升。但是，这种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成了一个明显的标志——固定汇率制已经寿终正寝了。决策者们一度相信，如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所示（该曲线以新西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的名字命名），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当简单的、可操控的交替关系。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幻象。随着工业的衰退，英国患上了越来越严重的“英国病”，它最突出的症状就是那反复出现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这一切都表明，各国政府不得不准备改弦易辙了。
事实上，新政（NewDeal）、“伟大社会”（GreatSociety）式的自由主义、英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所有这些怎样才能被取代？取而代之的又将是什么？将这些问题摆上政治决策议程的时机确实已经成熟了。对那些原本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执掌政权的“实干家”而言，一方面，工会势力过大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城市居民的相对被剥夺感、民众无法负担住房租金、买不起自住的房屋的困境，这些现实问题似乎确实打动了他们；另一方面，以全新的思路管理宏观经济、解除对产业和金融市场的管制等新政策选项，对他们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们似乎确实可以用来应对1970年代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当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幻想彻底落空后，无论是位于政治光谱右翼的政治家们，还是位于政治光谱左翼的政治家们（这很重要），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转而求助于或关注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以及詹姆斯·布坎南等思想家提出的建议（除了米塞斯之外，上述这些思想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些思想家正是日后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要想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梳理新自由主义思想非常困难。这是因为，这个术语不仅有多种非常复杂的起源，而且它还已经脱离了它最初的含义。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这个术语也经常被过于简单地与全球化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等“恐怖想象”联系到了一起。但是，我在本书中所说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则有明确的含义，它所指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观念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理念，因此它能够把人类的自由秩序与在竞争性市场中理性的、自利的行为联系起来。
各种新自由主义观念是由欧洲和美国的众多二三流学者和文人在长达50年之久的时间内逐渐地创造出来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工会力量蓬勃兴起、普遍选举制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战时体制进一步强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和官僚机构不断扩张的趋势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学界产生了很多争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些争论中慢慢地浮现出来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政治运动和新政党，比如说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与大卫·劳合·乔治领导的新自由党，不仅并不认为政府是实现个人自由的障碍，而且相信通过引入社会保险制度和退休金制度等后，政府将成为进一步扩大公民自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家们也呼吁，要吸收欧洲各国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经验，采取科学的新政策。另外，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从所有这些运动或潮流中，自由主义者都看到了自由所面临的威胁。
社会主义制度的致命吸引力，使原本发生在经济学家之间的关于经济计划的可行性的争论变成了一项急务。192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另辟蹊径，建议政府采取反周期性的公共支出政策来解决经济下行问题。同样是在1920年代，在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计算问题，即在一个计划经济国家中，经济资源能否实现有效配置。后来，哈耶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同时也是凯恩斯的朋友和论敌。哈耶克强调指出，价格机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信息处理器，它能够向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独特的、可理解的信号，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计划者都无法做到的。1929年，华尔街出现了股灾，资本主义各国似乎陷入了一场世界末日式的危机。哈耶克与凯恩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凯恩斯所提出的运用财政手段去解决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的建议。这场争论的高潮和终点是凯恩斯的划时代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彻底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决策。
面对大萧条的现实，许多来自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早期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同意，政府除了发挥市场“守夜人”的主要作用之外，确实还需要对市场采取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这些是必要的补充。哈耶克和他的朋友以及他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卡尔·波普尔，还有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亨利·西蒙斯，都是如此认为的。另外，在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学者则开始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者。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一词源于弗莱堡学派核心出版物《奥尔多经济与社会秩序年鉴》（Ordo），该年鉴自1948年开始出版。秩序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寻找调和国家权力与市场秩序之间的途径。这样一来，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教条，同时也不同于劳合·乔治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宣传的现代激进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重新构建出一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依然膺从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承诺。综上所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浮现出来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理念，实际上是对许多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情境、事件或心态的微妙回应——残酷的世界大战的经历、无望的末日般的大萧条的印记、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其他极权政权的出现，等等（悖谬的是，到了20世纪末，极权主义一词却几乎变成了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的代名词）。
1945年以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开始参与建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议程和政治策略，随后他们综合了其他人的思想，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哈耶克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到瑞士聚会，目的是商讨在面对“集体主义”的巨大威胁时应该如何捍卫自由主义。他们所用的“集体主义”一词含义非常广泛，从纳粹主义到极权主义，再到新政自由主义以及英式社会民主主义，全都被包括在内。然后，到了1949年，哈耶克发表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在该文中，哈耶克以英国费边主义左派的胜利为例论证到，要想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捍卫个人自由，唯一可行的策略是，确保意见形成过程由精英推动并由精英领导。与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认为观念渗透到政策中去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因此，为了保证市场能够大获全胜，就必须时刻注意如何改变“思想观念的二道贩子”，即知识分子的心智。因此，策略是非常清楚的，即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传经布道的范围必须更加广泛，不仅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还要包括记者、各界专家、政治家，当然还有政府决策者。要实施这个策略，需要组建一个跨大西洋的网络，它由同情新自由主义的资金提供者、主持智库的意识形态企业家组成，同时还要让记者与政治家去向大众普及各种新自由主义理念。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当然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这一点从未发生过改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位从来不会畏缩的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的斗士，弗里德曼才是最突出、最天才的新自由主义布道者。其他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乔治·施蒂格勒、阿伦·迪雷克托、罗纳德·科斯和加里·贝克，则各自开拓了一片自由市场理论的新天地。1950年代，哈耶克也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因为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不是很受欢迎）。哈耶克本人也不知疲倦地参与政策决策活动。与芝加哥学派结为奥援、同声同气的是詹姆斯·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领导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在罗彻斯特大学的威廉·瑞克推动下出现的理性选择学派，也与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一样，运用效用最大化与各种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模型去解释政治行动、政府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现象。居住在美国的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跨大西洋的新自由主义传播网络上的核心的“知识节点”。如前所述，这个网络由智库、商人、记者以及政治家等各种各样的人组成，他们不懈地向公众传播着一个久经磨砺后已经显得十分诱人的政治信息：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经过上面这些发展阶段后，新自由主义哲学变得更加锐利了。不过，我们不能把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哲学理念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弗吉尼亚学派等学派各自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简单地混在一起讨论。例如，弗里德曼本人就一直强调，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的贡献，与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活动必须区分开来看。弗里德曼说，他的研究结论必须面对严格的实证检验，所以从理论上说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与此相反，他对市场的“美德”的推崇，源于他自己坚定地秉持政治信念，因此是永远不会变的。尽管如此，以下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哈耶克、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布坎南以及塔洛克的学术成就使他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念更加可信。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学者，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家、公职人员或公务员在面对新问题时，更有可能认真地对待新自由主义观念。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的思想也受到了礼遇，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
事实上，在197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关于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和解除管制的思想就已经开始被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采纳了。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是民主党人吉米·卡特，担任英国首相的则是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和詹姆斯·卡拉汉。卡特取消对公共交通业与银行业的管制，并任命保罗·沃尔克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75年以后，罗德·威尔逊以及接替他担任英国首相的詹姆斯·卡拉汉，还有英国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大幅度地削减了公共支出，并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被英国政府奉为圭臬的充分就业目标，转而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这些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之所以会率先在传统上更偏向左翼的政党当政时期付诸实施，是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似乎都无法解决严重的滞胀问题。有意思的是，甚至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有迹象表明，在英国和美国的决策者当中，已经有人在许多政策领域寻求某种改变，尤其是在工会、福利、住房、城市开发等问题上。在认为原有政策已经失败的那些领域，例如在可负担住房（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与市区重建等政策领域，决策者们考虑市场化解决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
不过，虽然存在着某些证据表明政策是渐进地发生改变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变革并不是通过缓慢地摆脱原先对国家供给的依赖，再试着采用市场机制这样的途径实现的；恰恰相反，最初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系列对策只是表现出了一些吸引力，但是到了1980年代，最终的结局却演变成了把自由市场理念当成一种总体性哲学的全盘接受。这种情况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系列对策只是针对1970年代的那些具体问题，包括滞胀、不断恶化的劳资关系、反贫困斗争的中断、福利社会建设的无效、经济竞争力的消失等等。这些对策并不意味着对于市场的更大信念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因为过于相信市场，正是因为过度取消管制，才导致了下一时段的悲剧，即2007—2008年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再者，这种“市场哲学”与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更具妥协性的哲学立场相比，其实也已经有所不同。这个巨大的跳跃是由政治上的极右分子完成的，时间则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在英国赢得大选、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在美国赢得大选之后。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各种新自由主义观念——关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取消政府管制的各种观念——是以什么方式转变成了英美两国的竞争纲领和胜选计划的，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起自1920年代，迄于195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逐渐获得其内在含义的。当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试图将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轮廓描绘出来，因为他们都相信，市场社会是组织经济并保证个人自由的最佳途径。1938年，法国哲学家路易·鲁吉耶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沃尔特·李普曼讨论班。在这个旨在探讨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美好社会》（TheGoodSociety）的意义的讨论班上，“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个术语，是因为它意味着不能简单地返回到以往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上去；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要求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新阐述，以表达1930年代的时代忧思。参加这个讨论班的学者除了哈耶克、亚历山大·罗斯托、威廉·罗普克、米塞斯等人外，还有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和极其博学的匈牙利裔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到了1947年，这些学者与另外一些来自欧洲与美国的学者一起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哈耶克、罗普克和艾伯特·胡诺尔德，都是这个学社的创始会员。
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于1951年的一篇论文《新自由主义及其前景》（Neo-liberalismandItsProspects）中可以看出，朝圣山学社对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很少有人注意这篇论文，而且它也（很奇怪地）不能代表弗里德曼自己的思想，但是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却是一个重要的桥梁，它联结着新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在新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们与下一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之间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们主要来自欧洲，定居在奥地利、英国的伦敦和曼彻斯特、法国、瑞士以及德国；下一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则基本上都是美国人，主要集中于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当然，最早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包括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和亨利·西蒙斯，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绝大多数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确实都是与欧洲有关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阶段起自1950年代，迄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全面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198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新政自由主义和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如日中天，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也大行其道，而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时期至少在表面上是十分难挨的。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在除德国之外的西方各国都未能取得什么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成就。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却实现了知识及观念上的统一，他们在学术上已经变得非常有凝聚力，同时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了。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观念体系，而且汇聚成了一场运动。思想家、学者、商人、所谓的政策企业家（即政府游说者），还有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组成了一个越来越有自信心的群体，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激进的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案，并进行了细致的优化，然后不遗余力地推进自己的议程。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倡议者开始不愿意再频繁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了。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在产业组织、金融政策、政府管制（反管制）等各个学术领域的努力，“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的内涵变得比以往更清晰了。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术语在美国的语境下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所谓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上面。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思路，才出现了弗里德曼领导下的货币主义的复兴，才出现了施蒂格勒的管制俘获理论。这种实证主义倾向是与如下这种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学术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它们试图证明，就其本质而言，企业垄断其实是相对无害的，同时，大公司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些研究得到了企业界的同情和支持。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更值得担忧的是工会势力，它才是垄断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芝加哥学派这种方法论倾向与欧洲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方法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与同属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前辈学者们的思想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当然最重要的是亨利·西蒙斯。在欧洲，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一直都很重视各种反垄断政策。在运用芝加哥经济学派方法论进行严肃的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弗里德曼还撰写了一本政府性的小册子，那就是著名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它被菲利普·米罗斯基和罗伯·范霍恩称为“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该书中，弗里德曼强调，市场不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基本物品，而且是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美好的生活——的途径。
19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其推动力源于如下这个政治议程：实现市场自由化，在发展问题和贸易政策上严格遵守财政纪律。有这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的潜力似乎一下子突然全部爆发出来了，它的影响原来主要局限在北大西洋和西欧各国的学术精英圈子内，或者偶尔体现在国内政治上，但这时却急剧地扩张到了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许多国际机构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流行了起来。新自由主义原则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广泛接受，并且被写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这个协定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述组织还根据上述新自由主义原则，在许多国家中推行了并不怎么光彩的“结构性调整”政策。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这些原则总结为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它包括以下要点：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取消管制以及加强私有产权保护。这些政策遭到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其他的反对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1999年，当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会议时，一群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
在新自由主义的上述三个发展阶段中，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其中的第二个阶段。在正式进入这个阶段之前的那些年间，新自由主义者内部关于市场与新生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争论，或者说关于因卡尔·波普尔提出的“零星社会工程”理论而派生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可行性”问题的争论已经终结，并已经凝聚成为对经济计划、社会民主主义、新政自由主义的彻底拒斥和全盘否定。在此之前，新自由主义者体现在著作与论文上的语调还算温和，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李普曼的《美好社会》，还有亨利·西蒙斯的重要论文《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安全网或社会福利是否是必需的这个问题，这些论著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在哈耶克在1947年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就开始放弃上面这种带有一定包容性的立场了。这种包容性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遗产。在此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的优越性就再也没有多少疑虑了。来自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等学校的新自由主义者开始高调地鼓吹自由市场、解除管制，大力宣扬理性预期的威力。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经济事务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智库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些观念的传播。
1950年以后，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的理论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了，弗里德曼、施蒂格勒以及布坎南的笔锋也显得更犀利、深刻了，但是，尽管如此，这一切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唯一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理念本身在变得更清晰、更鲜明的同时，也变得有些僵硬、刻板了。例如，像经济事务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或团体，都在直言不讳地声称，社会不公平、经济不平等是推动社会与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因而是必需的（哈耶克本人则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更具“演化论”色彩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体系）。不过，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随着新政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遭到了接踵而至的危机的冲击，在各种公开辩论中，这种简化版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当中的各位杰出人物，例如弗里德曼，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由于变得更简明，新自由主义理论也显得更加有力，这也就意味着决策者们注意到它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尤其是当大西洋两岸的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开始变得糟糕的时候。
在美国这个拥有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和美国梦精神的国家里，新自由主义还能够再蒙上一层外衣，从而显得更加有吸引力。像巴里·戈德华特、罗纳德·里根这样的政治家之所以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本人相信自己确实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新自由主义观念通常是在普通人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悄悄地潜入进来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运动通常被包含在永远不会完全退潮的个人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也称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旗帜下。保守主义运动则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两者也有一些重合之处。到了罗纳德·里根手里，上述两个传统被巧妙地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与宗教保守主义运动融合在了一起。因此，关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的、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政策处方，是如何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文化保守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各种保守主义运动，这是对1960年代“父亲式的大政府的关爱纵容”的强烈反抗。1968年以后，正是在出现了这一结合之后，美国的决策者们与民众才被吸引到了一起。
许多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曾经加入过保守党政府（英国）和共和党政府（美国）的那些前官员，对于凯恩斯所强调的“二三流学者”的思想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一直抱着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英国与美国的经济形势使然。虽然从根本上说，成功的政策必定是正确的政策，但是政策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本书描述的历史过程，即某种观念突围而出并被某个政党采纳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观念是如何生成、演变并可能被扭曲的；而且在某些时候，在这个纷繁凌乱的世界中，由于选举政治、政策和政府等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所以一些观念甚至会和另外一些截然对立的观念混杂在一起。理查德·韦南曾经这样说过，《通往奴役之路》“只是为撒切尔夫人想做的那些事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哲学根据。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那些政策的理由与哈耶克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前保守党领袖、撒切尔政府中的内阁大臣麦克尔·霍华德在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时呼应了上述观点，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撒切尔夫人政策的影响表示了怀疑，他声称，“撒切尔主义”的出现，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英国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以往出现的大量历史论著、回忆录以及评论文章，都试图描绘出这样一幅轻松闲适的画卷：新右派政治的兴趣是不可避免的，它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与它们不同，本书的研究则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被公众感知的方式、途径和过程是无法预知的，它显得不那么协调和令人惊讶。不过，在展开这个故事之前，首先必须搞清楚，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历史与它在更广泛的公共辩论中的演变轨迹，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唯有如此，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与论证才能被放置在恰当的情境中。
新自由主义与历史
政治学家雷切尔·特纳曾经指出过，无论是在普通的辩论会上，还是在严肃的学术圈内，都在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个不那么精确的术语。参阅雷切尔·特纳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历史、观念与政策》，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许多人都曾经泛泛地讨论过这个术语的历史，但是这样一个标签到底承载着什么确切的含义，却很少有人认真地追问过，学界似乎也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出现这种现象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历史学家关心的，往往只是它的起源与实际影响。这些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要给“新自由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则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在大西洋两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兴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还有新民主党、新工党以及新保守主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然，也有学者在这方面付出过努力。菲利普·米罗斯基和迪特尔·普莱维在他们编的《道路始于朝圣山》（TheRoadfromMontPelerin）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强调了新自由主义的动态性。收入这本文集的各篇文章所关注的均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整体”，它们的作者被有意地划定了一个范围，即只考虑加入朝圣山学社的那些学者和理论家。这种严格限定讨论范围的做法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只限于讨论朝圣山学社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它的成员的思想和他们的作品，可能反而要比通常所见的泛泛而论要好。但是，如此狭隘的定义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这样做可能会错失新自由主义的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考虑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时候。有鉴于此，本书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的。在本书中，新自由主义既没有附着在某个特定的学者群体身上，也不专属于某个特定政党或组织的政治家；相反，本书既考虑了思想家眼中的新自由主义，又包含了把哈耶克的见解和主张落实到政治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企业家们”所认为的新自由主义，还讨论了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实际运用。因此，本书叙述了朝圣山学社及其成员所参加的那些争论，但是并没有局限于此，它超越了这些争论，并深入到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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