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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伯驹
张传綵
我的父亲张伯驹，字丛碧, 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1898年，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三个朝代，不管怎样的境遇，怎样的坎坷，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挚爱情怀贯穿始终。父亲年轻时曾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学习，二十岁毕业后，相继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祖父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投身于金融事业。
因家规限制，从小父亲不许我涉足收藏，但是对于戏曲、诗词、书画等文化艺术则默许小孩在旁学习、参与。当年我家还在西城大拐棒胡同（即原属李莲英旧宅）时，每周父母都要请几次客，很多研究美术、京剧、诗词的名家都到我家来。父亲最喜欢古代的十番音乐，不少京剧名家经常和父亲来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们的唱腔。母亲喜欢谈琵琶，我喜欢弹古筝。我工作后还在单位演过京剧《起解》，昆曲《扫花》。记得刚解放时我报名参加了文工团，父亲持反对意见。随着年纪的增长方体会到父母对我的爱护。
在收藏上，父亲用功颇深，他喜爱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父亲都能记住。他从三十岁时开始收藏书画，买字画、艺术品时从不讨价还价。母亲也相信父亲的眼力和水平，只要是书画、文化上的事情，母亲是相当配合父亲的。家里的经济，父亲一点也不过问，钱有与没有，都是母亲在掌握。不过，我家并不是老有钱，没钱时也要去借。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父亲很重视文物，书中所列部分为宫藏珍品，对于流失的文物，他想办法凑钱也要把珍贵的文物买回。当年《游春图》流失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父亲认为，私人不宜收藏这样珍贵的书画，应归故宫博物院。但当时故宫不予理会，父亲不想让国宝流失海外，最终决定出钱购买。苦于家中钱不够，父亲只好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即李莲英大宅出售，换得二百二十两黄金，再加上母亲典卖首饰换来的二十两黄金，才将《游春图》收下。
我的父亲视书画如生命，更甚于生命。 1941年春，父亲在上班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三百万元伪币赎金。实际上，绑匪的目的就是要敲诈他收藏的名墨书画。父亲说，要我的命可以，但是我的书画不能动。如此僵持了近八个月，后来母亲四处筹措了四十根金条，才将父亲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保存得完好无缺。
在北平解放前，父亲一度要带全家人移民去美国。后来因担心收藏的这些伟大的文化遗产流出境外，又听说共产党有组织有纪律，所以最终选择留下了。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父亲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父母商量后决定将一百多件收藏多年的珍贵书画藏品捐献给国家，让大众共享文化珍品。其中，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则是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这些都尤为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灿烂辉煌。如今，《平复帖》和《游春图》等父母捐献的书画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在“文革”前，康生向父亲借了好多字画观赏却没有归还，父亲无奈，在一次和陈毅下棋时，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随后与康生谈话，要其归还。康氏心存报复，1957年将父亲打成了右派。父亲的很多古籍善本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来往的人少了。在“反右”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住进我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走，甚至父母住自己家还要自掏房钱。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当时心里很难受，不能陪着父亲。同时，我在单位也受到批斗，怕父亲担心不敢跟他说。我们来看父亲，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因为是要“划清界限”。经历如此境遇，我却发现这些事好像没在父亲身上发生过一样，他依然神情悠闲，依旧看书、写词、下棋，顺其自然。母亲的反应也不强烈，她很了解父亲，相信父亲不会做反党的事情。可我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平时就是做做收藏，看书写字，没有做任何反党反人民的事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后来，陈毅同志替党向我父亲道歉，并赞美父亲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了出来。也有人问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父亲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心境恬淡，翛然尘世，父亲就是这样一位超脱物外的奇人。
今年正值父亲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感谢中华书局出版《烟云过眼》一书。书中详尽记录了父亲一生收藏、研究、传承祖国传统艺术的心得，相信书中父亲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那份痴情会感动后学，使得后人能将他痴迷的祖国艺术发扬下去。
2013年8月16日于后海
三希堂晋帖
清乾隆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名三希堂。
《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之佳者，以赵松雪之跋而得名。乾隆最重赵字，视为真迹，毕一生之力临仿此帖。《中秋帖》见《宣和书谱》，即《十二月帖》。《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槜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大观录》云：“共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收藏宋印。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则《中秋帖》即系米临。其明清鉴藏家认为晋迹无疑者，则王珣《伯远帖》也。
《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中秋》、《伯远》两帖，余于民二十六年春，并李太白《上阳台帖》，见于郭世五家，当为废帝溥仪在天津张园时所卖出者。郭有伊秉绶《三圣草堂额》，颇以自豪。但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倩惠古斋柳春农居间，郭以二帖并李太白《上阳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共二十万元让于余。先给六万元，余款一年为期付竣。至夏，卢沟桥变起，金融封锁。款至次年期不能付，乃以二帖退还之，以《上阳台帖》、《孟蜀宫妓图》、烟客之《山水》、南沙之《瑞蔬图》留抵。已付之款，仍由惠古斋柳春农居间结束。
郭世五名葆昌，河北定兴人，出身古玩商。后为袁世凯差官，极机警干练，颇得袁宠任，渐荐升至总统府庶务司长。袁为帝制，郭因条陈应制洪宪瓷器，以为开国纪念，遂命为景德镇瓷业监督，承办其事。花彩样式，多取之内廷及热河行宫之物。袁逝世后，所取样本皆未交还，遂成郭氏觯斋藏瓷中之精品。郭氏鉴别瓷器，殊有眼识；收购论值，亦具魄力。再加以积年经验，海内藏瓷名家自当以其为冠。其为人与遭遇，使胸有翰墨，亦高士奇一流人物也。
郭氏殁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欲以二百万元伪联币收购其藏器归公有，而未果行。日本投降后余返京，首托惠古斋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则仍在郭家。问其让价，一帖为三千万联币，合当时黄金一千两，尚属顾念交情未能减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适教育部战时文物损失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至京，欲使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及郭氏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就商于余。余亦主张郭氏藏瓷价收归公，告以所知经过。郭氏藏瓷原存中南银行。嗣中南银行遭回禄，又移存交通银行。王荫泰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曾下令此部藏瓷有所移动须先呈报。因此，郭氏藏瓷之精品，除郭氏生前盗卖于美国者外，则由郭子价让于王荫泰。现存瓷器多非内廷及热河行宫之原物，是以议价不宜过高。正进行间，而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夤缘得入宋子文门（闻由朱桂莘所绍介），将藏瓷捐于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给予奖金美金十万元。瓷器在院专室陈列，悬挂郭世五遗像，并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此出郭子望外之外。盖其中有原因在：二王法帖则由郭子献与宋子文矣。
隔一年后，友人潘伯鹰主编上海《新民晚报?造型》副刊，来函约稿。余写《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记》应之，遂揭露二希法帖经过。上海文艺人士甚重视此事，传说纷纭。宋子文畏物议，复将二帖退于郭子。上海《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儿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北京围城以前，郭子已逃往上海，携二帖逃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艺坛通讯》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
时余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又连续发表关于故宫收购书画之事。马衡院长对人言，颇以余为院内人员而不为院讳为责。余笑置之。
后郭昭俊居香港，二帖押于英国某银行。故宫博物院展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然三希之延津剑合，则尚有所待也。
装 帧：精装
页 数：240
版 次：1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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