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漫漫，其间有着许多茅草丛生、貌似没 什么值得 一看风景的岔口。人多投之以藐视或不屑的眼光，然 后向着自 以为的阳光大道急急奔去。然而，一些人在无意中踏 上某个岔 路口，走进去，殊不知迎接自己的却是人生的另一条 康庄大 道，有着另一番的绚丽风景。
1956年，二十五岁的张鸿年先生从北京大学俄语 系毕业， 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当时尚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 国家需要 大量俄语翻译人才。年轻的张鸿年先生踌躇满志，准 备在俄语 讲坛上大展宏图，让俄语人才桃李满天下。岂知，命 运之神却将 他推向了一个岔路口。1957年秋天，季羡林先生创办 的北京大 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波斯语言文学专业，并招收第 一届学 生。当时虽然通过苏联的关系，请有三位伊朗的波斯 语专家来 教学，但因他们不懂中文，又没有懂波斯语的中国教 师从中沟 通，教学工作难以进行。因三位伊朗专家精通俄语， 他们以俄语 作为工作语言，来讲授波斯语。就这样，优秀的年轻 俄语教师张 鸿年先生从俄语系暂时借调到东语系，担任波斯语教 学课堂翻 译，借期一年。一同借调到波斯语专业任课堂翻译的 还有另一 位年轻俄语教师。课堂翻译工作之外，还要帮助伊朗 专家做很 多诸如打印、复写讲义之类的杂活、累活，比起课堂 教授俄语 来，显得“毫无意义”。并且，波斯语的字母、语音 、语法体系与俄 语大相径庭，翻译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干 了一段时间 之后，那位年轻教师觉得“没意思”，便申请回到俄 语系去了。面 对“没意思”的工作，先生却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 坚持“暂时” 留在波斯语的课堂上。
由于波斯语专业招收的首届学生主要是国家重要 机关部 门的调干生，都有自己原来的本职工作，面对“天书 ”一般的波 斯语，学习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被调动起来，学生日渐 稀少，伊朗 专家便“强迫”张鸿年先生跟着一起学习波斯语。面 对伊朗专家 的“强迫”，张鸿年先生再次选择了服从，强打起精 神来学习一 门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语言，既当课堂翻译又当学生 。回忆当 年的情景，先生说：“连字母都分不清，根本听不懂 。勉强学。”紧 跟着，1958年，波斯语专业又招了第二届学生，主要 是为外交部 培养翻译人才，学员主要是从各高校英语专业已修完 两年的学 生中挑选而来。一年的借调期满了，先生本来可以选 择回到俄 语系。但这时的他已经“粗通”波斯语，找不到比他 更合适的人 选来任波斯语课堂教学翻译。面对组织的需要，先生 又一次选 择了服从。先生回忆说，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十分繁 杂，身兼数 职。课堂上，他既是课堂翻译，又是学生。课下，他 又是勤杂工， 帮助外籍专家备课，把外籍专家写的波斯语讲义，配 上俄语释 义，然后打印，送印刷厂，再上印刷厂取，分发给学 生。甚至，还 要照料三位外籍专家购买生活用品之类的日常琐事。
对于当时 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做这些工作这样的问题，先生坚 决否认 “积极主动”这样的赞语，他说实事求是地说就是“ 完成组织交 给的任务”。这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朴素、也 最真实的内 心想法。
1960年，首届波斯语专业的学员学习期满，包括 张鸿年先 生在内只有五名学员坚持到最后毕业。其中，三名学 员回到各 自原来的工作单位，另一人留在北大从事政务工作。
同年，波斯 语专业招收第三届学生。这是通过高考，正式招生的 学生。这 时，东语系面临两届（1958、1960届）波斯语专业学 生的教学工 作谁来承担的迫切问题。张鸿年先生因为完整学习了 三年的波 斯语课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他“被迫 ”留在东语系 任教，并正式成为波斯语专业的中方教师，即我国第 一位波斯 语教师。当我们后辈波斯语专业学生都把张鸿年先生 奉为中国 波斯语的开山鼻祖之时，先生坚决否认这样的说法， 他认为自 己只是被安排进了波斯语专业。用现今的流行说法， 他是“被波 斯语”了。先生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这其中体 现的是先生 一贯低调、谦虚、淡泊的做人风格。倘若我们翻查北 大东语系的 有关档案资料，在波斯语专业首届学生名单中不会找 到张鸿年 先生的名字，因为他不是该届“正式”招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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