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社会科学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
中国梦，穷忙族，生活在低处；
F40先衰，九〇后夺镜，无耻的俗世人格；
韩寒，网络女，弱智的电影台词；
稀薄的收入，生活的囚徒……
《新周刊》副主编、七〇后最富思想的语体高手、知名媒体人胡赳赳以满身才情、独特腔调，直击二十年改革之怪现状，倾吐中国人所有的爱与怕。
全书分为沉默的社会、正确的废话、真实的废墟三部分，从当下最受关注的中国梦、高房价、穷忙族等热门话题入笔，写出对大时代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感同身受、犀利发声。以最睿智的文字品读中国，用最尖锐的思想透视社会。
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编，著名媒体人。
著有《北京的腔调》《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理想不死》等畅销书。
文风老辣，性情单纯，眼明心亮。
半颓废半激进的才情令人叫绝。
[目录]
沉默的社会——
后物欲时代 002
工作新图景 007
生活在低处 015
向最讨厌的人学习 023
中国梦的惊醒 029
回想30年的小事 035
穷忙族 041
谁来陪我晚餐？ 048
中国需要智库 055
中国人的成长链 063
住在中国的成本 071
正确的废话——
大学之死 082
怎样才能成为富人 089
我的故乡在八〇年代 097
无耻的中国人 104
中国怕什么？ 113
口号里的中国 116
F40也会老 137
九〇后不是问题 142
大企业如何做红海？ 149
首富成功学 155
不要未富先懒 161
跟坏经济搞好关系 166
真实的废墟——
中国人不会说汉语 172
网络女体盛 179
男人是什么？ 185
发飙的韩寒 188
弱智的电影台词 194
裸体的禁忌 197
谁在围剿张艺谋？ 203
《锵锵三人行》物语 213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216
诗人复活记 223
笑看当代艺术 226
碴音乐 230
论李健 237
论木心 243
北岛与《今天》 248
答《行报》问 256
中国梦的惊醒
是谁惊醒了我们的“中国梦”？沉睡的雄狮醒来之时，也许便是泡沫一一破灭之始。
一、创富梦：创富无果，未富先懒，小富即安。资源瓜分完毕，机会迟迟不来。中国人的创富梦也遵从“二八律”，80％的资源和机遇被20％的群体所掌控。吉利15亿美金掏空沃尔沃跟你没关系，中国海外投资逾亿跟你没关系，联想海尔李宁声震全球跟你没关系。要上多少税、要花钱摆平多少关系与事项才跟自己有关。1990年代多少人“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儿子），如今竟也稀罕。
总体而言，创富梦并不乐观。谋生是本质，生活是假相。别以为被PRADA和LV包裹就是生活了，那仍然是演给别人看的，实属谋生。一个“钱多人傻速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蚁族们在大都会里顽强谋生，但不敢再做梦。
二、理想主义：“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曾经多少人如此骄傲地宣称。现在，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会慎用此字眼。想当年，热血青年易中天去新疆时是个理想主义者，矢志要“解放全人类”。在现实的挤兑下，终于逻辑清晰：“我连自己都没解放，怎么去解放全人类！”
理想终有照进现实的一天，理想在云端、在天际，而现实在脚下、在眼前。理想是做梦，现实是做事。你想有个理想情人，于是成为剩女；你想有个理想工作，于是成为社会闲杂；你想有个理想生活，于是成为物质的奴隶。
人终归要有点理想，这种理想的残存说辞恰好说明：理想主义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已宣告破产。现实压力下，人人不敢做理想美梦。
三、家庭幸福：一个山河不破碎的年代，家庭似乎更容易破碎。白头到老、阖家幸福，被祝福的次数最多，但祝福实现的次数最少。原因何在？正如王尔德的名言：“离婚的唯一原因就是结婚。”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孩子不再是战利品，家庭终沦为易碎品。
离婚大战每日都在上演，“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民政局排着长队，结婚证9元，离婚证9元，平等、公正。过平淡如稀饭的日子，摸着别人的手像摸着自己的手那样没感觉，怎么办？那就让自己元气大伤一场，魂飞魄散之后，重新活过。
别做什么家庭幸福的美梦了。家庭解体是自我放逐之路。
四、农妇山泉有点田：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陶渊明。隐逸文化的浸染下，人人都有田园想象，寄托着诗意栖居之理想。有网友将其描述为：农妇、山泉、有点田。此语一出，人尽向往。
居都市不易，隐居更不易。当代中国人既愿成为物质的短暂情人、又想充当远方忠诚的儿子，此种夹杂不清的纠结，令人揪心。是主动接驳时代快速车道，还是放弃大都市成为“瓦尔登湖”式的隐士，大多数人的向往是都要。于是，终南捷径便是“高调隐居”，近都市而修庐，淡交际却呼友。
隐居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十方净土，没有一方是一念不起的。
五、爱情：相信爱情吗？宁在宝马后座上哭，也不在自行车后座上笑。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同情、理解、实践这一择偶方式。“爱情至上”遭遇到性自由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摧毁，爱情变成稀有物、奢侈品，而多数人已无此消费能力：耗时、费神、花钱，也许还不低碳。
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加速了人们对爱情观感的幻灭，原来，爱情必须是以现实种种考量为评测标准的：门当户对、学历才华、职业前景、个人素质等等。理性分析让爱情变得苍白，真正信仰爱情的人则再也不敢开口说出“我爱你”了。
网络流传的歌曲《你给傻逼织毛衣》以恶搞的形式讥讽了挚爱的存在，进一步逼退了敢爱敢恨者。爱情当然还存在，但人们的爱情观已经不是骑士时代的“罗曼蒂克之爱”了。青春速朽、爱情早衰。谈情说爱者大梦初醒。
六、文学梦：曾经多数国人在填各类表格时，喜在“爱好”一栏中标注为：文学。视文学为一门修养。但文学的好景不再：中文系没落、文学杂志式微、作家改行当编剧、诗人改行写文案。一个文学大国的国民们对自己的母语文学深感失望。
文学梦更是成为羞于提及的内心敏感词，说出来怕人笑话，索性不说，任其自生自灭，多少人还活生生将其掐死在萌芽状态。一代文青走了，一代文青又来，文学日趋边缘，作家青黄不接。“文学爱好者”则低调地溜着墙跟走。
文学梦是个不靠谱的梦。加重语气时则说：它极为不靠谱。
七、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古人对生活的标准写照。但现实版却是不安居（房价太高）、不乐业（频频跳槽）。安居乐业之梦被现实无情阻击，正是因为房价太高，故频频跳槽，谋求更好职业机会和更高薪金，殊不知“跳槽马不如卧槽马，卧槽马皆变成草泥马”。社会不公是结构性的，更加剧了个人的无力感。
“我想要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1991年春晚，潘美辰一曲《我想有个家》红遍全国，20年过去了，有家不回、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成家、立业越来越是社会问题，于是有了“胶囊公寓”，于是有了“职场杜拉拉”。
先要安居，才能乐业。乐业重在一个“乐字”，从工作中得到快乐。但有多少人能居而安、业而乐呢！
八、我要成功：我要成功、出人头地。多少青春励志片讲述了少年人梦想成真、名利双收的故事。中国版的“成功学”故事则是投机主义、淘金主义、无底线主义的代名词。
为了搏出位，不惜一切代价，用个人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搞掂一切。甚至有九〇后女孩语出惊人：“要人来找我，要钱找我爸。”
而更多的追求成功者死于心碎。原因在于成功标准在现实之境中过于单一，光鲜才是成功，别人眼中的成功才是成功。看似成功，都是吹泡泡，你有100000个粉丝如何，仔细一看全是僵尸。
成功在于自我实现、心灵充实、感受丰富，否则就变成了微博上的“后宫优雅”，以“优雅体”而贻笑大方。成功之梦易做，但成熟之梦难圆。
九、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多少人背井离乡，城中创业，故难圆尽孝之梦。中国孝心无处表达，只在每年一次的春节返乡中总爆发。
中国传统以孝治天下，自孝而降，有了伦理、德性、社会秩序。宗法社会，以宗代法，居然也几千年过来了。现代社会，人人平等，法比宗大。却普遍滋生道德失范、心理失衡之感。这一代中国人注定是过渡的一代，乡愁比比皆是，乡怨处处能闻。
更多时候，跟父母无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像梁漱溟那样，父亲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影响了他一生的例子，少。而像刘长乐那样，每次回家母亲必做一大碗面条看他吃饱的例子，多。
十、振兴中华：从“东亚病夫”（始见1896上海《字西林报》）到大国崛起，中国用了110年就完成了。
所以，振兴中华之梦，在神六上天、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时刻已竞相做完。再说，你连自己都没振兴，何谈振兴中华？振兴中华，不如从振兴个人始。若中华积强而民众积弱，则为中华之另外不幸。
穷忙族
穷忙族更需要做人生规划，找人看看自己的星盘有没有风筝、大三角、钻石形的大三角之类的好形状，以及是晚年暴富、贵人相助或是走偏财运。比如说，莫言的星盘就比余华灿烂，事实也的确如此，好事都快被莫言占尽了。要不，就去听一听胡茵梦的心灵学教程，虽然她最后也会扯到星盘上，而且学费有点贵。可能还有你从未听说过的“第四道”，这个有点邪门的培训组织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都印有你不易发现的“道”的字样，他们所讲演的“修行观”教你如何取得成功：当走红的编剧、能卖出价钱的艺术家、练就嫁入豪门本事的剩女、成为时来运来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等等。
几年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来北京时，就探讨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话题，没想到，几年后，这个“勤劳而不富有”的群体的形态从萌发到壮大，卷进来越来越多的大众。外界看来，这个群体类似于“清晰度低、参与度高”的冷介质，但其实环顾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网罗其中。
陈志武将逻辑归结于两点：一是制度性的转型，像巨大的离心机将一些人当作抛物线扔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场的缺失，如果不将万事万物证券化，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邪恶的财富都会与你失之交臂——人赚钱只能从穷忙走向富忙，钱生钱才能把一切资源估值变现，包括你的情感、忠诚、创意都会成为向银行透支的信用，让国家和金融寡头为次贷危机买单。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欧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机都会在中国找到回应。穷忙族也是日本的产物，三浦展写了一本很烂但很管用的书《下流社会》，“working poor”的指认就出现在这本书里头。在中国，“飞特族”似乎还是一种时髦，但它的确切内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职员以外（打工、兼职等）的身份，来维持生计的人”。说白了青山七惠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所表达的那种感觉，不正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和漠视后的自我疏离吗？
这种冷调子的场景，意味着一种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对内心城池的修建，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人和自己的关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阶层分析将被一些时尚的词汇裹挟并改写。比“飞特族”更惨的是“尼特族”，他们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学、不就业、不培训。这个群体在中国被称之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与之对应的是“富二代”，如果有老可啃固然好，一步迈入中产阶层；没老可啃又不愿穷忙，最悲惨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们也有两个指征：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要想再进入社会的体系循环中万难。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数，在中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
别以为穷忙族尽是些年轻人，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时说：“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四十岁左右，过了这个尖峰，便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你也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会》探讨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超级富豪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世界分成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美国人在探讨“超级阶层”如何影响全世界，有一个规模不到一万人的超级阶层在发挥全球影响力，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影响到某个区域千万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讨中产阶层的衰落，人们要么变得更富，跻身上流社会，要么变得更穷，变成穷忙一族。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壮大成形，伪中产的情形使得“M”型更易向左侧的穷人转移，财富的不稳定、不安全、货币政策的缩水、股票市场的慌乱、不动产市场的观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顾无忧的中产者开始“忙”了：资产没有超过两千万，是无法负担一家老小一辈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的。
不要嘲笑穷忙族，我们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员。有一位做音乐版权的朋友，每天忙得团团转，常常有几个CASE同时在手上操作。他在北京的建外SOHO上班，在MSN上与朋友聊天的时间与心情全都没有（多么值得同情啊），但心态却出奇的良好。当他终于抽出一个小时与朋友共进午餐时，他说：“我现在付出的工作强度与时间与薪水也许不成正比，但我听从一个朋友的说法，现在的付出将在两年后所领的薪水中得以体现，而两年后不干什么活时的薪水现在发给我了。”这有点像鲁迅剃头的故事：第一次剃头匠漫不经心地服务，鲁迅扔给他一堆钱；第二次剃头匠尽心尽责地服务，鲁迅却给了他很少的钱。剃头匠不解，鲁迅的说法是：上次给的钱是为这次的服务，这次给的钱是为上次买单。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会学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固态社会学，基于人类学和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学，就可以使社会学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建构；但这在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远远不够，人们要迎来社会学的第二次革命，一个液态的社会学研究形态正在出现，人们要在互为因果、互相印证、互相指认、在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液态社会下，去找到一个“漂浮国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是的，我们都漂浮与依附在这个社会的膜性结构的表面，进入不到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去；而一个气态社会的来临，难道要等到下个世纪？国家主义的樊篱被打破、民族主义在亚洲、东欧像看不见的气体一样消失？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使得大同社会的端倪和乌托邦的幻像成真？人们的争端与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与艺术的领域？地球村的预言第二次从社会结构上得到体认？有形的隔阂终于消弥？享受同一种真理的有氧呼吸？
算了，还是回到对穷忙族的现实关照之中吧。一位时尚杂志的执行主编（也穷忙吗？当然）正在“闹”休假，这位三年内从资深编辑、首席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的女性严重透支，她的服装穿得越来越高级，但声音越来越嘶哑、脸上的倦容挥之不去。她变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个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个活动的参与者，她看起来像被利用的对象，被反复利用、无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时时有这种感觉。假如不工作，她将一无有，而工作，并没有给她催生更多有意义的事物，反而是一剂衰老药。
这是乔治巴塔耶所宣称的“一个普遍耗费的时代”，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席卷一切。人们倾向于自我损毁。正如他所说，一个年轻人可以毫无道理地浪费和破坏，“当他自我破坏、自我浪费同时又无所顾忌时，最有头脑的人也会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态的、他无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功利主义的解释。”破坏性地使用自己的发动机和轮胎，并从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获取他人尊重、满足成就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穷忙族的心理性依赖呢？
如果不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人生规划就是一句空言。史铁生在一篇叫《好运设计》的散文中说：“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已入绝境。”可最后，他人云亦云地说“过程最重要”，这使得这篇文章的价值判断业已过时，最起码，“过程和结果要同等重要”，否则就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胜利，继续充当穷忙族和畸形人好了。
所谓的人生理想，无非有两条通道：对物质与艺术的创造、享用与占有。也即是心灵充裕和财富充裕。我想，没有人不认同这两点，只要你还是一个有一点点功利的利己主义者。就连写出《瓦尔登湖》的梭罗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那间茅草屋看得比金矿还重要而已。
因此，穷忙族，我们还等什么？像日本人一样敬业，像香港人一样打拼，看起来继续穷忙，实则在通向“富忙”、“富闲”、“艺术地富闲”的过程中一路狂奔。
最后，送你们的波普教皇安迪沃霍尔的话共勉：“美国真的是最美的。不过假如人人都有足够的钱过日子的话会更美。”有必要把国别替换一下，因为每个穷忙族同样有一个“中国梦”存在。
生活在低处
幸福需要谦卑态，生活需要低姿态。“低成本、中收入、高品质”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价值观，它不会让你步入“上流社会”，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至于坠入“下流社会”。
“艺术不是更高更快更强，不是体育竞赛，而是每个人独特的气息的体现。”歌手李健这样描述他的“艺术观”。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反省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像古龙所说“骑最烈的马、喝最名贵的酒、交最难征服的女人”才是生活的意义吗？答案似乎不仅是，而且现代人几乎演之更烈。成功者的标准模板是：高收入、大房子、全私享。
这种“高大全”的盛景的确蔚为大观，它堪称是“智力竞赛”（脑力劳动者和嘴力劳动者）、“财务竞赛”（企业老板和高管）和“体能竞赛”（熬夜、加班、应付人际关系，在40岁之后倒下的人，已属幸运）。
生活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前进，人生却向着“更猥琐更自私更有压力”一路滑坡。有一个貌似占便宜的心算方法：现代人的生活密度和信息量很大，一年的经历相当于古人的三年。这样看来，人生不曾虚度，年过半百即已活得够份。但是，这种生活密度不空闲却浮华、不放松却紧张、不舒心却忙碌。
究其实，生活的感受决定了生活的品质而不是其他。如果连生活的“感受器”都发生了问题，人只是一具消费终端机。
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很难一言以蔽之。在革命年代，生活就是阶级斗争；在如今的经济年代，生活同样被“卷入”了，在“生产-消费”模式的环境中，人被迫从生活中退场，生活被挤压成简单的两点一线（办公室、卧室），或叠加成复杂的飞机旅行（每周日程填满，城际商务）。
一位出版商诉苦说：“出版这个行业是只能进，不能退。”退出机制受很大约束，让之前的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另外，当你想退时，已身不由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品牌和团队都需要维持运转。
除非去做个“个体人”或“自由职业者”，否则，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这类问题——公司一旦做大，便有了自己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换句话说，它倾向于无限挤压个人生活空间，从而将生产空间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
若问问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不再是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愉悦，人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繁茂的“物欲时代”。物质使人们的心理期望值不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码标价的现实填充物，等待你去领取。
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可怕之处，数量取代了质量，复制取代了手工，升级取代了停顿，极品取代了耐用品。
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先生说：“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你不觉得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吗？就是为了让你不停地购买。”他的诺基亚手机使用7年了，还未换掉，磨损严重。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他在办公楼里加班，忽然产生了想跳下去的念头，那时是他的盛名时期，荣誉和事务一起扑面而来，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差点被压力击倒。
“我果断地终止了许多事务，按自己的节奏来生活和工作，尽量不受外界影响。”朱德庸说。实现财务自由就是为了让自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拥有闲暇。
林语堂称：“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发明了工作。”动物只有在饥饿时才觅食，其他时间则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人类却饱受欲望支配和折磨。
电影导演大卫?林奇说：“只有拥有闲暇，才能让好事自然地发生。”但大部分人已经享受不到闲暇的乐趣，且不具备让好事自然发生的能力了。“策划”、“统筹”、“执行”等硬性法则让人工干预颠覆了天然乐趣。
哲学家罗素讲：“人类应用20％的时间工作，用80％的时间生活。”但现实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也有工作狂全天候都在精神亢奋之中，美其名曰“工作就是生活”。而这，恰恰是舍本求末。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感觉到“M型社会”的危机了。中产正在坍塌。经济危机之后的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收入。物价在飞涨，CPI在上升，钱越来越多，而购买力越来越小。中产者的生活品质大受影响。
以北京为例，许多上班族改坐出租车上下班了，因为停车费交不起，而且油价一直在涨。以前，人均100元能吃到很好的大餐，而现在呢，人均200元还不含酒水，才是请客的最基本预算。
至于生活品质的另外几个因素，比如住，几乎成了一代人的心病；比如时尚消费，则是永远追赶不上的美学法则。而大城市的环境污染、恶劣交通、无良食品则令人担扰。这一点，在熟人社会的二三线城市，则要缓解许多，那里，人们的幸福指数显然要高很多，而生活成本，则显得不那么难以企及。
渡边淳一在最新的著作《幸福达人》里说：“幸福与不幸福的判断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要想幸福，“不和周围的人比较就行了”。而这一点恕难做到，因为“我们总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生活、行动的”。
他引用一位日本女诗人的和歌：“昔有浪女遭割乳，吾亦丧乳同堪怜。俯身为君系鞋带，幸福有此谦卑态。”这位因患乳腺癌而英年早逝的女诗人叫中城文子，她的生活观影响了一代日本人如何去追寻生活的本质。
学者余世存说：“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这趟“欲望号”特快列车上，你不上车，就会被时代抛弃，你上车了，又会迷失自我。”他的最新著作“非常道Ⅱ”拟命名为《狂欢》，他编纂的这部世界各国经典名人语汇，则为当下的生活注入了思想话语清流。
既然高欲望释放的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人既过上体面的生活，又不那么面临高消费的压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低成本生活就是一种选择。有人将低成本生活归结为四个字：宅、绿、闲、乐。
“宅”是指回归家庭，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绿”则是指绿色生活，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多运动和亲近自然，不浪费、少排碳、节约能源；“闲”是指一定要拥有自我支配的闲暇时间，因为大部分人生的乐趣、业余爱好和成就其实是工作之外的“第二人生”产生出来的；“乐”是指乐活，一种有机的健康生活，这种生活并不需要花费太多钱，就可以享受到积极的、向上的生活乐趣，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生活态度。
朱德庸说：“真正有品质的生活反而是不太花钱的，看你对品质如何定义”。高欲望与低成本难以协调，但高品质与低成本并不矛盾。他的高品质生活有三件事：散步、音乐、绘画。而这，不仅不花钱，反而给他带来价值，散步让他享受闲暇，音乐让他修复人性，绘画让他取得成功。
幸福需要谦卑态，生活需要低姿态。
一旦生活进入更低、更慢、更轻的状态时，便会有了自由而轻盈的状态，不再受到工作、社会的压力和束缚。而这，正是由低成本生活的选择所带来的——面对生活，你应该孜孜不倦、斤斤计较。
当下的难堪是，你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发现收入并未相应增加，时间却失去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警告说：“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在鲍曼看来，“消费自由”具有欺骗性，它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下的自由、快乐和幸福其实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
生活必需品与生活奢选品之间的界限被有意模糊，大量的时尚和广告使人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态。而“传统消费者”则是消费社会的“公敌”，因为他们只在必需品上做出选择。
而正是过度的“消费”奴役了人们，使之成为“新穷人”。月光族、卡奴、房奴，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一切，使得“新穷人”必须努力投入工作才能获得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而一旦他们支付不起这种生活时，便堕入日本学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下流社会”：收入低，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也都全盘降低，对于生活的热情低下，收入难以提高，独身比例则增高。——显然，低成本生活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则提出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道路：重振生活积极价值，树立生活的信心，提高生活与工作的“性价比”。
鲍曼在其社会学新著《工作、消费与新穷人》中说：“现在是消费美学占据了过去由工作伦理曾经统辖的位置。对于经过消费者训练而成功毕业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由可能性构成的巨大母体……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由它来评判——诱发欲望的能力。”
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欲望并不渴望满足。相反的，欲望渴望的依然是欲望。”
深刻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尖锐地刻画出了“穷人”的嘴脸，她说：“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情绝不是感官邪恶，而是穷人的梦想；……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她嘲弄说：“富足与无休无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它们是苦难荒漠中的海市蜃楼。”
现在，你明白了低成本生活的可贵与意义了吧：只有生活在低处，自由才在高处。
中国怕什么？
15年，跨世纪，中国改写“怕”字。
1996至2000年，总担心的事物是：节奏慢半拍、股市垮掉、乔丹退役、足球冲不出亚洲、城市没有地标、网友见光死、世界末日、GDP不上升、没有夜生活、南水不北调、三峡不大坝、神六不上天、北京不奥运……中国人一心要进入“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进入“激越期”，中国人最怕的是“赶不上趟”。
2001至2011年，政治体制静水深流，经济体制热火朝天。大世界，大时代，眼看他起高楼（最野蛮、最雄壮、最山寨）、眼看他宴宾客（体育盛会、周年大庆、世博）、眼看他楼塌了（9?11、全球多发性地质灾害、各种工程质量的“楼歪歪”）。中国人的奔跑姿态、一往无前的急行军遭遇恐慌：灵魂想慢下来，身体却不答应。
中国人终于从“怕落后”、“怕被人瞧不起”到“怕死”、“怕用力过猛”。
但是，是否真怕，仍是疑问。
《我们时代的100怕》的最后一怕是“怕什么都不怕”，依然是对当下中国的生动写照，缺少“敬畏”、缺失“信任”、缺乏“安全”。我们害怕的事物依然在愈演愈烈，且临近结局，自食其果。
中国人怕什么：怕堵车——“一心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堵在北京四环路上”（许知远语）；怕空气污染；怕地沟油；怕没房住；怕装修；怕坑爹；怕“被代表”；怕跑不过CPI；怕被股票套牢；怕坐高铁；怕山寨；怕创新性破坏；怕爱国贼；怕网络暴民；怕人肉（有时候是又喜又怕）；怕到此一游；怕各种“门”的出现（有时候是又怕又盼）；怕加班；恐婚（又恐剩）；怕恐怖主义（又恐自由主义）；怕出轨但又偷偷越轨；怕喝酒但又拼命劝酒；怕一睁眼还活着；怕一闭眼还睡不着……
中国人不是“胆小”而怕事，而是“胆大”而出事。怕矿难、怕金融危机、怕地震、怕进医院、怕酒驾、怕A货、怕B罩、怕压力、怕努力、怕上当、怕下葬、怕艾滋、怕爱情、怕没朋友、怕朋友不仗义、怕限购、怕限行、怕通胀、又怕通缩。
……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累不累？！
人们恒久关心的三件事是：我的社区安全吗？我的城市安全吗？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发生？
看看微博就知道：显然，中国人对这个乱糟糟的局面并不满意。一切貌似安稳，但各种无形的漏洞，隐秘着的千疮百孔像病毒一样蚕噬着中国人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心灵、疲倦不堪的身躯。
——与其追问中国人你怕什么？不如问中国人你到底不怕什么？！
因为中国人改写的“怕”字，是从“什么都不怕的怕”，到“什么都怕的怕”了。
中国人，小时候是吓大的；长大了，是骇怕的。
怕越来越多，也就冷漠、麻木、苟且、如常，这是最大的可怕。
无知者曾经无畏，知道后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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