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本书很可能会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的理论产品的“消费者”困惑不解，也会令那些急于寻觅布迪厄著作的一个公式化的简译本——一本“布迪厄基本思想手册”——的读者失望。本书既不是入门指南，也不是一次建构理论的尝试。本书阐明那些支撑布迪厄的科学实践的原则，向读者提供理解布迪厄科学的内在理路和广博体系的钥匙。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通过勾画出布迪厄有关知识、实践和社会的理论结构及其学术图景的轮廓，向读者提供了理解布迪厄著作的广博体系和内在理路的钥匙；第二部分主要反映芝加哥大学研讨斑的成就；第三部分以巴黎研讨班的讨论为基础，反思社会学的实践。

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0年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助教，曾担任阿隆的助手。后在里尔大学任教3年。从1968年起，但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至今。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一名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实践理论大纲》、《区隔》、《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学术人》、《实践的逻辑》、《换句话说》、《语言与符号暴力》以及《悲惨世界》等。
华康德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同时也在布迪厄主持的欧洲社会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他现在是英语世界中介绍布迪厄理论最不遗余力的一位学者。他本人则通过对黑人拳击手的经验研究去应用和发展布迪厄的理论。

作者前言一
作者前言二
第一部分 迈向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和逻辑
第一节 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第二节 分类体第的斗争以及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辩证关系
第三节 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
第四节 实践感的模糊逻辑
第五节 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总体性社会科学
第六节 认识上的反思性
第七节 理性、伦理和政治
第二部分 反思社会学的论题（芝加哥研讨班）
第一节 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
第二节 独特性的恒定性
第三节 场域的逻辑
第四节 利益、惯习与理性
第五节 语言、性别与符号暴力
第六节 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
第七节 个人性即社会性
第三部分 反思社会学的实践（巴黎研讨会）
第一节 传承一门艺术
第二节 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
第三节 彻底的质疑
第四节 双重约束与转换
第五节 参与性对象化
附录
布迪厄著述索引
布迪厄著作年表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书摘
第七节 理性、伦理和政治
认识反思性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使我们有可能克服由德里达倡导的后现代“解构”所体现的虚无相对主义(ni-hilistic relativism)与由哈贝马斯捍卫的“现代主义”理性主义中所蕴含的唯科学主义绝对论(scientistic absolutism)之间的对立。其原因就在于，认识反思性使我们得以在不消解理性的前提下将理性历史化．亦即得以建立一种可以调和解构与普遍性、理性与相对性的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其方法就是严格限定在科学场域的客观的——哪怕是历史给定的——结构中考察它们的运作过程。布迪厄一方面像哈贝马斯一样坚信科学真理的可能性和可欲性，就此而论他是个热情的现代主义者。[84]但他又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不同，认为[后者]那种将理性根植于意识或语言的超历史结构中的设想，带有某种先验主义幻觉的性质，而这种幻觉性质正是历史科学所必须消除的。另一方面，他赞同德里达和福柯的观点，即知识必须被解构，并且各种范畴都是具有偶然性的社会衍生物，是拥有某种建构效力的(符号)权力的工具——关于社会世界的话语的各种结构通常在政治上被宣称是社会的预制建构(social preconstructions)。葛兰西一针见血地指出，[85]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显著的政治活动。当然，就总体而言，科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否则就无法产生出普遍有效的真理了。将科学的政治性(知识)与社会的政治性(权力)混为一谈，就是对科学场域历史制度发展形成的自主性轻描淡写，敷衍了事，就是将社会学的洞察力与实证主义的危害良莠不分，连锅端去。[86]正是在这里，布迪厄与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他认为，如果解构哲学自我解构，就会发现它的实施可能性是有历史前提的，从而认识到它自身所预设的前提，即各种真理标准和理性对话标准乃是根植于知识世界的社会结构之中的。
所以，在布迪厄看来，理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又是一种极度矛盾的历史产物，因为它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能够“摆脱”历史(即特殊性)，不过要(再)生产这些特定条件的话，就必须做出十分具体细致的努力以保障理性思想的制度基础。布迪厄对文化生产场域的生成和作用机制的分析，其目的绝不是要反对科学，而是旨在将科学理性根植于历史之中，就是说，根植在各种知识生产关系中。这些知识生产关系在各种位置的网络中得到客观化体现，在各种性情倾向甲得到“主观化体现”，两相结合，使科学场域成为一种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创造：
我们必须通过将历史主义的化约方法推向其逻辑终点来探寻理性的渊源。但寻求的方向不是在什么人类的“能力”即“本性”中，而恰恰就是在这些特殊的社会“小世界”的历史中；在这些特殊的社会“小世界”里，行动者以普世大同的名义，为了对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取得合法的垄断控制，彼此争斗不已。此外，寻求的方向还在对话语言逐渐的制度化进程之中，而这种对话语言表面土具有的本质属性，实际上都归因于这种语言源起和被应用的各种社会条件(Bour—dieu 1990e：389)。
布迪厄的反思性观念所针锋相对的，并不是拉什(Lash 1990)所主张的那种“现代主义的科学性”，而是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念。后者的本质核心在于对事实与价值作严格的界分(Giddens 1977)。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位《区隔》的作者看来，经验知识并不像这样或那样的实证主义流派的追随者们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与对道德目的的发现和探求格格不入。布迪厄始终遵循着涂尔干式的设想(Filloux 1970，Bellah 1973，Lacroix 1981)，深切地关注着社会学的道德意义和政治蕴含。他的论著在下述两个层面上传达了某种道德寓意，尽管我们不可把他的学说化约为这种道德寓意。
首先，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布迪厄的学说给我们提供了工具，使我们能够界分必然和自由的各个区域，并据此确认究竟哪些空间是道德行动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布迪厄(1989a：47)主张，只要行动者以某种主观性——即客观性的无中介的内化——为基础展开行动，他们就总是只能充当“以结构为真正主体的那些行动的表面主体”。这就是一种悖论：他们通过反思性
地把握他们思考和行动的各自的范围，越是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就越是不可能被限制着他们的外在客观性所驱使。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析看成心理(或精神)分析在集体层面的一种对应方法：就像在精神分析的言谈疗法中我们有可能摆脱那驱使或约束我们实践的个体无意识，社会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揭示那根植于制度之中、深埋于我们内心的社会无意识。虽然布迪厄的学说和所有(后)结构主义学说一样，拒弃了笛卡尔式的“我思”(Schmidt 1985)，但与所有这些学说不同的是，布迪厄的学说试图通过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某种反思性应用，而使诸如某种理性主体的东西得以在历史中浮现出来。
反思社会学的道德向度还内在于我们可以称之为斯宾诺莎式职能(Spinozist function)的作用之中。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家的任务是祛除社会世界的自然性和宿命性，这就是说，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但是，这种揭露决非旨在归咎罪责，斥责他人，正相反，社会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行为的必然性，亦即通过重新构建决定这些行为的各种约束力
量的整体而使这些行为摆脱任意武断性的假象，但同时并不赋予这些行为以正当性”(Bourdieu 1989a：143)。
布迪厄认为在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和“小范围”的日常道德建构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在阐明这些联系的过程中，他和沃尔夫(Alan Wolfe 1989a，1989b)、布朗(Richard Maxwell Brown1990)所做的工作一样，将社会科学挥之不去的伦理向度凸显了出来。不过，他并不像沃尔夫那样，主张社会学可以为发达社会挺供切实可行的道德哲学。他认为那样等于是迫使社会学家重新担当圣西门所谓现代性中“市民宗教的神学家”的角色。让他们充任先知。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学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在什么条件下道德的能动作用得以发挥，以及这种道德能动作用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加以推行，而不是告诉我们道德行为所应遵循的具体步骤。
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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