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

　　从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到最年长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一直位于美国权力核心的极少数政治家之一。拉姆斯菲尔德经历了美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海湾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他既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他的回忆录充满惊心动魄的故事，也不乏个人智慧与魅力的展现。
　　《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内容不仅从拉姆斯菲尔德个人的日记、录音资料取材，也有一部分内容来自他接触到的政府秘密档案。拉姆斯菲尔德在本书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美国和世界政治家的看法，更首次把总统内阁的决策过程和五角大楼的工作细节公之于众。

　　（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1975-1977年、2001-2006年两度出任美国国防部长。他在大萧条时期出生，在二战中度过童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加入海军做飞行员，30岁成为议员，越南战争之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卸任后成为私营企业老总。68岁那年，他重返五角大楼，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领导并指挥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现在他担任拉姆斯菲尔德基金会主席，和三个孩子、七个孙子孙女在新墨西哥州居住。

题 解
第一部分　反恐的教训
第一章　微笑的死神
第二章　深陷泥潭
第二部分　我是美国人，生于芝加哥
第三章　最后的春天
第四章　轻举却非妄动
第三部分　美国国会：从胜境到绝境
第五章　“这里，人民在统治”
第六章　少壮派
第四部分　在尼克松的舞台上
第七章　1968年：躁动的年份
第八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九章　顾问生涯
第十章　北约与尼克松倒台
第五部分　接标枪的人：在福特的白宫中
第十一章　重建信任
第十二章　困难重重的开端
第十三章　苦涩的重新洗牌
第六部分　冷战交锋
第十四章　未竟之业
第十五章　把灯点亮
第十六章　坚持《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紧张压过缓和
第十七章　1976年败北
第七部分　回到现实
第十八章　西尔的甜味剂大获成功
第十九章　美国从不安到曙光初现
第二十章　我们的乡村生活被打断了
第八部分　主动参与
第二十一章　我们再次启航
第二十二章　无事不生非
第二十三章　树林中的熊
第二十四章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二十五章　惊世大撞击
第二十六章　战时总统
第九部分　进入帝国坟场
第二十七章　特种部队
第二十八章　巢中雏鸟
第二十九章　喀布尔陷落，卡尔扎伊崛起
第十部分　萨达姆打错算盘
第三十章　我行我素
第三十一章　政权更迭势在必行
第三十二章　外交失败
第三十三章　脱离巴格达屠夫的魔掌
第十一部分 占领伊拉克
第三十四章　灾难性的胜利
第三十五章　任务已完成？
第三十六章　方向盘上手太多
第三十七章　从占领中解脱
第十二部分　战时拘禁
第三十八章　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三十九章　第20个劫机者
第四十章　战时法律
第四十一章　没有走过的路
第十三部分　大步向前：战区外的挑战和争议
第四十二章　卡特里娜和新机构的挑战
第四十三章　除草要趁早
第四十四章　这就是我们的部队
第十四部分　漫长、艰苦的跋涉
第四十五章　该放手了！
第四十六章　死亡终结者
第四十七章　聚焦阿富汗
第四十八章　伊拉克充满暴力的夏天
第四十九章　该告别了
第五十章　惊涛骇浪之后
致　谢

　　第二十五章 惊世大撞击
　　2001年5月，我和布什总统在总统办公室谈话，说起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在国防上的投资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跌到了最低点，并一直保持至今。总统在竞选中传递出来的关于军事需求的信息和如今他统治下的白宫所核准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偏差。我已经建议在前一年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预算基础上增加350亿美元。如若不是布什总统已经向我表明他的另一些计划，如增加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补助和减税是他的主要优选计划，我还会要求更多。
　　我早知道国防部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但是直到我到五角大楼上任，我终于有机会实地调研时，才发现事情实际上有多糟。造船资金不足就是一例。在里根时代美国就一直在计划打造一支600艘舰船的海军。历经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我们达到了315艘，然后开始减少。军用飞机年老失修，有些飞机即将停飞，而必要的更新换代步伐却没有跟上。薪水没有竞争力。军队中不断攀升的卫生保健费用给预算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还没有算上总统的转型计划需要的成本。关于这种近似预算紧缩的做法及其对军队和他们的家庭造成的影响，我警告过布什：“这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我敦促总统建议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把国家安全和国防列为优先事项。我担心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不会批准国防部需要的增加额，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甚至有建议说我们应该裁减军队人数。
　　虽然当时人们普遍感觉世界局势总体来说风平浪静，但是我仍然提醒总统应该注意情报界的报告：伊朗在寻求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朝鲜在积极寻求更远程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中国军力也在增强。国防可不应放在国内事务之后。
　　总统耐心地听我说完，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说服总统。布什批准给国防部的预算增加了180亿美元，只是我建议的数字的一半。我很失望，但其他人很愤怒。有些保守派称布什的国防开支是“不充分的、不计后果的”，催促我辞职以示抗议。
　　到了夏末，我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力量去执行总统的计划。不仅仅是我们没有得到所需的资金，而且他任命的很多文职人员还没有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就在那年八月，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给我们传来了更坏的消息：由于经济的萎靡，国会预算局修正后的预测显示赤字比预计的还要高。卡德说，国防部得到的资金很可能会比总统之前批准的更低。
　　不出所料，我的计划在五角大楼内部遇到了阻力，惰性占据了上风。华盛顿又开始了最喜欢的夏日消遣：揣测内阁大改组。“国会山有传言（无疑是诽谤拉姆斯菲尔德的人发起的，这方面有大量可用的资源）说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去。”《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写道。批评的声音集中在我对美国军队转型的计划上。文章说一场由谁接替我的“竞赛”已经展开。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五角大楼内刻意传递一种紧迫感和严肃性有多重要。那一刻，如果说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在背离总统的承诺以及我相信确实必要的改革，那也是注定要这样做的。于是我提高了赌注。我向五角大楼和华盛顿中根深蒂固的势力直接发表了讲话。
　　“今天的主题，”我开始说，“是关于会给美国安全带来威胁、严重威胁的敌人。”
　　这个敌人是世界上最后几个计划经济堡垒之一。命令式的五年计划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它试图从一个首都向不同时区、大洲、大洋甚至向更远处发号施令。通过残酷无情的整齐划一，扼杀了自由思想并且压制了新思路。它破坏了美国的国防，将军队中军人的生命置于险境。也许这个敌人听上去很像前苏联，但是那个敌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的敌人更狡猾也更加难以和解。你也许在想我描述的是世界上最后几个衰弱的独裁者之一。但是同样，他们已经时日无多，在力量和规模上已经不是眼下这个敌人的对手。这个敌人离家更近，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个流程。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体制。不是穿着制服的军人，而是我们过于频繁地强加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
　　我表示，在五角大楼，一个时代的稀缺资源因不断攀升的威胁而耗尽，钱却消失在重复的职责和臃肿的官僚机构中。这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僵化。扼杀创新的不是居心不良的坏蛋，而是机构的惰性。
　　对我讲话的反应是礼貌的。我知道听众中有一些人赞同我，其他人却不是。“拉姆斯菲尔德向官僚主义宣战。”一些头版新闻这样报道。这说法很公正。
　　发表完这番演说之后，我很担心，不过不是为了我能当多长时间的国防部长。我的计划是只要我有用，就会以总统的意志为目标，为其服务，没用的时候一天也不多待。但我很担心，在挑战降临到美国时国防部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我非常确信一件事，那就是挑战一定会来，而且源头很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最明确、最重要的转型，就是要从两极世界的冷战转型，去适应另一种战争。冷战中，威胁看得见而且可预知，而新的战争中，威胁的来源可能有很多，其中多数难以预测，甚至有很多我们今天都无法知道。”我警告说。这一天是2001年9月10日。
　　第二天早晨我抵达五角大楼，脑海中还回想着25年前首次任国防部长时的情景，那时我不得不去说服那些质疑者，国防预算确实需要更多投资。现在我发现自己又要去说服那些不情愿的国会议员同意增加投资。在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九名成员的早餐中，他们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努力，但是怀疑我们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投票。共和党人害怕支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变得脆弱。[i]
　　“在今后的某一个时刻，”我说，“世界某处发生的一件事将足以震惊美国人民，它将提醒美国人民及他们在华盛顿的代表，保有强大的国防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这不是我最初的原话，因为之前我曾经说过太多次，每次都大同小异。事实上，几个月之前，我给自己口授了一张备忘录，写明了下次在国会作证时要提交的内容。“我可不希望再发生珍珠港那样的事件，然后坐在专门问题小组面前进行事后检讨，去追究到底是谁之责，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哪些事情没有做以及为什么，”我写道，“我们谁也不愿意被迫回到这里再体会一次那种痛苦的经历。”
　　我有时说，现在唯一令人惊讶的事情是我们在意外发生时仍然会吃惊。1962年，哈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给一本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书写序，其中完美地表达了人们的想法。“我们都在忙于思考一些‘明显的’日军行动，而忽略了日本实际做出的选择，没有采取防御措施，”他写道，“我们计划时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不熟悉与不大可能混为一谈。”我被他的这段话深深打动，我上任的第一个月就给布什总统发了一份，当然也给很多国会议员发过。我的目的是想让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能够就意外的主题召开听证会。
　　那年9月的早晨，当我与国会议员的早餐就要结束的时候，海军中将埃德蒙·詹巴斯蒂亚尼递给我一张字条：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中的一座。我当时觉得，这应该是一次不幸的意外。我与国会议员们说了再见，他们返回了国会山，逃过了几分钟之后在五角大楼上演的震撼一幕。
　　回到我的办公室，詹巴斯蒂亚尼打开了电视，看到双子大厦的一座正在燃烧。我把电视设成了静音，但会不时瞥上一眼。我收到丹尼·沃森的情报简报，她是我忠实的情报官，她每天给我的简报与每天早晨提供给总统的类似。沃森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专家：事无巨细，愿意向分析家同事提出问题。我们在审阅着世界各地的威胁报告，9月11日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坐在椅子上，我们可以听见飞机飞越大楼，飞向华盛顿国际机场跑道时的声音；飞机沿着波托马克河的飞行路线距我办公室的窗户仅数百英尺。飞机经常在五角大楼东侧附近起飞和降落。
　　我在听取简报，过了没几分钟，电视上的场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世界贸易中心另一个塔楼爆出了一个大火球，第二架飞机把塔楼的上层摧毁了。在两次撞机之间的这17分钟之内，世界的历史改写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大厦，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就这样淹没在烟尘和火焰之中。在被撞楼层之上有数百人陷于困境。火势越来越猛，楼内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烟雾。高层有些人宁愿跳楼身亡，也不想坐等被烈火吞噬。多年来恐怖分子一直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着厚颜无耻的行动，终于升级为这次灾难，而且是通过电视屏幕向世界播出。但这还不是最后的一击。
　　我还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关注着纽约遭袭的新闻，就在这时我感到了建筑的晃动。震颤持续了仅仅几秒钟，我知道只有真正的庞然大物才能使几十万吨的水泥颤动。我们工作用的小圆木桌，也是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用过的木桌在颤抖。谢尔曼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联邦军将领，曾一路向南攻，在内战中力挽狂澜。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战争就是地狱。”现在，地狱降临五角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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