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

这是一部揭示底层人真实生活的作品，堪称贾平凹近年来最好读的小说。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带着同乡五富来到城里谋生拾破烂……妓女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们支离纷崩、始料不及的命运。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的小说。

贾平凹，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
奇才，当代中国富有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世界级作家。被誉为文学“鬼才”。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废都》《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等国际大奖。

一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住。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我可以举例说明呀：一、我精于心算。在我小小的时候，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你一报数字，三位数四位数都行，我就能得出答案。我当然有一套算法，但我不告诉人。二、我曾经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三、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可从来都是干净的。我没有熨斗，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能熨出棱儿来。四、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五、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六、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查就查吧，只查出我有痔疮，还嫌我身体发福，说了句：形散神不散。这让我生气，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七、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快乐。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当我后来到了西安，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松下有块白石头。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我却不行？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我竟然一直光棍？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
二
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清风镇的一节，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风一吹就散了，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
那么，还是说五富吧。什么都搁下，都算了，五富最丑，也最俗，我却是搁不下，不算了。在火车站的广场，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我反复说过，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不是他曾经欠了我，就是我曾经欠了他。
他大我五岁。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韩大宝说我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这是在侮辱我。我看得上她吗？那么大的奶，屁股又像个筛箩。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能生孩子。好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又都能吃能喝，五富就苦了，为全家人的吃喝煎熬。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但五富笨，没人愿意带他，我就把他承携了。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拱墓，打胡基，垒灶台，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回来了又得出去，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而让我感动的是，每次回来，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我却光×打得炕沿响，这不公平。五富说那咋办？我说起码今晚上你也不能回去。五富就真的不回去，在我家陪我喝酒。
对于我卖肾的事，清风镇人都不知道，但五富清楚。这事你要烂在肚里，听见了吗，五富！五富给我表忠心，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红小兵，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我也给你别。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血流了一片，我虽然把别针夺了，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
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韩大宝就是一块酵子，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许多人都去投奔他。我鼓动五富：咱也去吧。五富说：在咱县上打工，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倒不觉得别扭，如果到西安，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这心就怯了。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西安人三头六臂啦，是老虎吃人啦，没出息！我一气不理五富了，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吃烟，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骨头上一丝肉都没有了，它还在啃，啃了半天了。我一脚把狗踢开，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五富疑惑地看我，说咱真不能去，去了能不能回来？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他吃惊地叫起来：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我说：两间房算啥呀，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那两间房是棺材呀？！我这么说着，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或者说，肾在西安呼唤我，我必须去西安！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我真是火了，我说：我还有这一双鞋，要不要？脱下鞋扇他的头。
你扇他，他还给你笑，这就是五富。起来，给我要碗面汤去！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我说：拿别人吃过饭的碗！拿别人吃过饭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五富他想不到这点，这个猪脑子！
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被人救过命，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死的应该是谁？五富回答不上来，问：是谁？我说：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他说：为啥？我叹了一口气，不愿意给他解释，用箫敲他的脑门：给我捏捏脖子！他立即替我捏脖子，五富会捏脖子，捏得不轻不重，又在穴位上。
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
五富，你得走，跟我走。
三
2000年3月10日，记着这一天，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
五富一下火车就紧张了，他的嘴张着，肌肉僵硬，天还有点凉，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现在却显得那样的破旧和灰暗。而且手黝黑，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五富一直扯着我的衣襟，前脚总是磕碰着我的脚后跟，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没事的，五富，你到我前边走，我说咋走你咋走。楼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着，路上架路，曲里拐弯，在人和车搅和得像蚂蚁窝一样的闹市里，我是能分辨出方向的，虽然没有太阳却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西。我得轻松一下，我说：五富，我问你，一头牛……我话没说完，五富说：牛？哪儿有牛？！我恨他，我说：一头牛，牛头朝东，尾巴朝哪儿？五富说：朝西。我说：错！朝下。五富想了想，是朝下，说：哈娃你能！我当然能。我就提示他不要夹着胳膊走，怎么舒服怎么甩，不要脚抬得过高，抬脚过高别人就看出你是从山区来的，还有，把牙缝里的馍屑剔净！但是，五富就嚷嚷着他要尿呀，而且紧天火炮的，脸憋成紫黑。找到了厕所，我才知道他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口袋里装了五十元钱。他让我用身子挡住他，以免被别人发现了他装钱的口袋就在内裤上，他说：城里贼多，抬蹄割掌哩！
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进村口的时候，有孝子在路边烧纸，天空里可能有鬼，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却家家把卖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甚至还有六层，墙里都没有钢筋，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巷道就狭窄幽深。五富说：这楼坍得下来？我往上望，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天就成了筛子。我说：危险。五富说：坍下来就好了，都是农民，他们就能盖这么多房出租？！我踢他一脚，让他快把那臭嘴闭上。
终于在一栋楼里找着韩大宝了，韩大宝确实不是以前的韩大宝，他留个寸头，穿着皮鞋。对于我们的到来他非常吃惊，但也很热情，问喝酒不，从床下提出了一捆葡萄酒，却怎么也打不开软木塞，就骂：真讨厌，送人酒不送个起子？！我知道他在显摆；我只是笑。喝茶呀，喝茶，他又招呼我们喝茶，就不停地打手机，似乎不是有人请他去吃饭，就是有人求他安置个什么活儿。说：哈，我这儿成清风镇驻西安办事处啦！我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么。我当然是恭维他，他却说：皇帝养一国人哩，我这算啥？我真想吐一口唾沫，但我又把唾沫咽了。
韩大宝询问我们将要在西安干啥？我说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么，你干啥我们在你手下混个嘴。五富就插了话：你吃肉，我们喝汤！韩大宝就让我们去拾破烂。
拾破烂？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来西安就是来拾破烂？！
韩大宝说：我就是拾破烂的。
得了吧，韩大宝，哄谁去！拾破烂能拾出你这副模样？
但韩大宝确实是拾破烂的。
韩大宝告诉我们，西安水深得很，深得如海，你一来就晕了。五富说真是晕了。韩大宝说，谁都想来赚钱呀，能赚的满地的纸片子都是人民币，赚不来的你把纸片子叫爷它还是纸片子。五富说这我懂。韩大宝说，清风镇人来这里凭啥哩，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你卖×呀？！五富说你咋说这话？我就训五富，嫌他的话多。韩大宝哈哈地笑，拍我的肩膀：你来找我是找对了，要先站住脚最好的门路就是拾破烂，这门路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五富耷拉的眼睛又睁大了，韩大宝不让他说话，按他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椅面是皮子做的，一坐一个软坑，韩大宝开始给我们讲课，讲的是拾破烂的大千世界。
可以说，现在的我是长知识了，原来拾破烂已经形成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了。这个阶层人员复杂，但都是各地来的农民，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结合部，虽无严密组织却有成套行规，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
初来乍到的那是第五等，五等人可怜，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沿街翻垃圾桶，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他们是孤魂野鬼，饿是肯定饿的，饿不死就不错了。第四等么，那就入道了，这需要介绍和安置，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遇见什么收买什么，一天能赚十五元，运气好赚到二十元。但转悠的区域是固定的，蝗虫不能吃过界。第三等便是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不辛苦跑街了。如果你眼活嘴乖，谁家买了煤买了家具，能主动去帮人家扛上楼，人家的破烂交给你了甚或还不要钱。这等人每日赚的虽也是二十元左右，但收入往往固定，还能意外收买到好东西，比如旧的电视机、收音机、沙发、床架，还有半旧的衣服。第二等就耍大了，负责一个大区域，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又可承包一些大的城中村，城中村租住人口多，做各种生意的都有，只要每年给村长贿赂两万元，他就是这地盘上的破烂王了。韩大宝就混到了这个份上，但韩大宝还在奋斗着，他也有希望当上第一等人。第一等么，西安城里总共四人，城北是一个姓王的，城西是一个姓陆的，城南的姓刘，城东的姓李，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是一样：大拿。大拿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按时来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可一旦谁不服从，未能交纳费用，那立即就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当然，大拿们有大拿的责任，出了什么问题，如公安来检查，街上泼皮们来敲诈，只要层层报告上去，他们会给你摆平。
啊哈，我对韩大宝是佩服了，他银盆大脸呀，一颗一颗麻子都放着光彩。在韩大宝去上厕所的时候，我说：瞧着了吧，五富，人家虎背熊腰，脚步都那么沉！五富说：这麻子，清风镇的庄稼就数他家的地里长得不好……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可碟子就是装大菜的。我让五富给韩大宝买一包纸烟去，五富迟疑了半天问买啥纸烟？我说：好猫牌。五富说：恁贵？我说：要贵！
这包纸烟放在了韩大宝面前，韩大宝没有表示不屑也没有丝毫惊喜，他换上了另一双皮鞋，用床单角蹭了蹭，领着我们在村东头的巷里租下房子。这是一条最窄狭也最僻背的巷子，朝北第三座的楼房看得出来主人是想盖数层高的，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了两间简易屋，我和五富就一人一间。条件差是差，便宜呀，好的是楼前有一棵槐树，树冠极大，阴了楼的场院，也将我们简易屋全遮住了。韩大宝又领我们去租赁了两辆架子车，也仅仅只剩下两辆，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这辆破车当然归五富，他的力气比我大。再是，我们去一个老头儿的小摊上买秤，我这时才知道拾破烂的秤都是假秤，一斤的东西只能称出八两。最后，韩大宝带我们进城了，一路叮咛着看路边的标志性建筑，尤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家什么店铺，挂什么牌子，叮咛得乏了，就到了兴隆街。
兴隆街的名字很吉祥。

后记（二）  六棵树
贾平凹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大约有四十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了，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那些上辈人使用的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
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咳，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栒树、槲树、棠棣、栎、桧、柞和银杏木、白皮松，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梿枷、檐簸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
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
皂角树。我们从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里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祛衣服上的垢甲，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蹴在门口了。
皂角树是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鞭。亮鞭非常难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
秃子四十一岁上，去深山换包谷，我们那儿产米，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一斤米能换二斤包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却喝米角粥！
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邻居还听到了，寡妇在高潮时就喊：卫东，卫东！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卫东是谁?儿子说是他爹，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把他爹炸死了。大家就嘲笑秃子，夜夜替卫东干活哩，秃子说：替谁干都行，只要我在干着。
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
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哩?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后，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秃子一下子衰老了，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涧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
药树。药树在法性寺后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村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
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棣花的。问：棣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
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每天早晨上操听完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就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解放后当了三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
但是，我连初中还没有读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十四岁。
我回到村里，法性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
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去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
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
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报应的!果不其然，三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三个，两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
楸树。高达二十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楸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书富家。刘新来家和李书富家是隔壁，但李书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阴沟里老是湿津津的，很少有人去过。楸树占的地方狭窄，就顺着涧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涧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楸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书富能把楸树伐了，李书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二百元钱把树伐了，李书富还是不同意。
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三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涧壁上的荆棘，也砍过楸树根。楸树根像蛇一样爬在涧壁上，砍一截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隔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
李书富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三年，临死前给老伴说：用楸树解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伐倒了楸树，伐楸树费老了劲，是一截一截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书富一死，儿子却没有用楸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书富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
百天过后，李书富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楸木板，也在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坍了。
香椿。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菜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看香椿的叶子。
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她大肆攻击那老婆，说人家走路水上漂是因为泥水匠挣了钱给买了一双白胶底鞋，说人家奶大是衣服里塞了棉花，而且不会生男娃，不会生男娃算什么好女人?
三婶有一个嗜好，爱吃芫荽，她在地里种了案板大片的芫荽，每一顿饭，她掐几片芫荽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我们总闻不惯芫荽的怪气味，还是说香椿好，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
社教的时候，村里重新划阶级成分，泥水匠原来的成分是中农，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解放前卖掉了十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卖的地，他应该是漏划的地主，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五根子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八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爬满院墙的紫藤蔓，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
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苦楝树。苦楝树能长得非常高大，但枝叶稀疏，秋天里就结一种果，指头蛋儿大，一兜一兜地在风里摇曳，一直到腊月天还不脱落。
先前村里有过三棵苦楝树。一棵在村口的戏楼旁，戏楼倒坍的时候这树莫名其妙也死了。另一棵在涧上的一块场地上，村长的儿子要盖新院子，村长通融了乡政府，这场地就批给了村长的儿子做庄宅地。而且场地要盖新院子，就得伐了苦楝树，这棵苦楝树产权属于集体，又以最便宜的价处理给了村长的儿子。这事村人意见很大，但也只能背后说说而已，人家用这棵苦楝树做了椽子，新房上梁的时候大家又都去帮忙，拿了礼，燃放鞭炮。
最后的一棵苦楝树在村西头，树下是大青石碾盘。碾盘和石磨称作青龙白虎，村西头地势高，对着南头山岭的一个沟口，碾盘安在那儿是老祖先按风水设计的。碾盘旁边是雷家的院子，住着一个孤寡老人。我写完《怀念狼》那本书后回去过一次，见到那老汉，他给我讲了他爷爷的事。他小时候和他娘睡在上屋，上屋的窗外就是苦楝树和碾盘，夏天里他爷爷就睡在碾盘上，那时狼多，常到村里来吃鸡叼猪，有一夜他听见爷爷在碾盘上说话，掀窗看时，一只狼就卧在碾盘下，狼尾巴很长，直身坐着，用前爪不断地逗弄着他爷爷，他爷爷说：你走，你走，我一身干骨头。狼后来起身就走了。我觉得这个细节很好，遗憾《怀念狼》没用上。
这棵苦楝树是最大的一棵苦楝树，因为在碾盘旁可以遮风挡雨，谁也没想过砍伐它。小时候我们在碾盘上玩抓石子，苦楝蛋儿就时不时掉下来，嘣，一颗掉下来，在碾盘上跳几跳，嘣，又掉下来一颗。述君和我们玩时，一输，就用脚踹苦楝树，他力气大，苦楝蛋儿便下冰雹一样落下来。
苦楝蛋儿很苦，是一味药，邻村的郎中每年要来捡几次。后来苦楝树被人用斧头砍了一次，留下个疤，谁也不知道是谁砍的，不久姓王那家的小女儿突然死了，村里传言那小女儿还不到结婚年龄却怀了孕，她听别人说喝苦楝蛋儿熬出的水可以堕胎，结果把命丢了，于是大家就怀疑是姓王的来砍了树。
一级公路经过我们村北边，高速公路经过的是村前的水田，但高速公路要修一条连接一级公路的辅道，正好经过村西头，孤寡老人的院子就拆了，碾盘早废弃了多年，当然苦楝树也就伐了。老院子给补贴了两万元，碾盘一分钱也没赔，苦楝树赔了三千元，村人家家有份，每户分到一百元。
这次回去，我见到了那个郎中，他已经是老郎中了，再来捡苦楝蛋儿时没有了苦楝树，他给我扬扬手，苦笑着，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痒痒树。这棵痒痒树是我们村独有的一棵痒痒树，也可以说是我们那儿方圆十里内独有的树。树在永娃家的院子里，是他爷爷年轻时去山阳县，从那儿带回来移栽的。树几十年长得有茶缸粗，树梢平过屋檐。树身上也是脱皮，像药树一样，但颜色始终灰白。因为这棵树和别的树不一样，村人凡是到永娃家来，都要用手搔一搔树根，看树梢颤颤巍巍地晃动。
树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不是树影响了人，就是人影响了树。五魁家的院墙塌了一面，他没钱买砖补修，就栽了一排铁匠蛋树，这种树浑身长刺，但一般长刺却是软刺，他性情暴戾，铁匠蛋树长的刺就非常硬，人不能钻进去，猫儿狗儿也钻不进去。
痒痒树长在永娃家的院子里，永娃的脾气也变了，竟然见人害羞，而且胆小。当一级公路改造时，原本老路从村后坡根经过，改造后却要向南移，占几十亩耕地，村人就去施工地闹事，永娃也参加了，但那次闹事被公安局来人强行压伏，事后又要追究闹事人责任，别人还都没什么，永娃就吓得生病了，病后从此身上生了牛皮癣。他再没穿过短裤短袖，据说每天晚上让老婆用筷子给他刮身子，刮下屑皮就一大把。村人都说这病是痒痒树栽在院子里的缘故，他也成了痒痒树。他的儿子要砍痒痒树，他不同意，说，既然我是人肉痒痒树，你把树一砍，我不也就死了。他儿子也就不敢砍了。
前三年的春上，西安城里来了人，在村里寻着买树，听说了永娃家院子里有痒痒树，就来看了要买。永娃还是不舍得，那伙人就买了村里十二棵紫槐树，三棵桂花树。
永娃的儿子后来打听了这是西安一个买树公司，他们专门在乡下买树，然后再卖给城里的房地产开发商，移栽到一些豪华别墅区里，从中牟利。永娃的儿子就寻着那伙人，同意卖痒痒树，说好价钱是一千元，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元成交，但条件是必须由永娃的儿子来挖，方圆带一米的土挖出。永娃的儿子那天将永娃哄说去了他舅家，然后挖树卖了，等永娃回来，院子里一个大深坑，没树了，永娃气得昏了过去。
永娃是那年腊八节去世的。
去年，永娃的儿媳妇患了胆结石来西安做手术，那儿子来看我，我问那棵痒痒树卖给了哪家公司，他说是神绿公司，树又卖给一个尚德别墅区，他爹去世前非要叫他去看看那棵树，他去看了，但树没栽活。

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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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