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年代：跟着大师艾柯看世界

　　《倒退的年代》收录艾柯的数十篇专栏文章、演讲词、会议发言和短篇小说，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美文集结。
　　相比其前一部小品集《带着鲑鱼去旅行》，本书以时代的“向后倒退”为主题，更多地将视野投往政治、社会、价值观、时代流变等宏观领域，展现出艾柯更加外在的“大”世界，其中随处可见那种“管尽天下事”的欧洲古代文士品格。在书中，艾柯将诸种攸关世界走向的重大问题拼贴为一幅“倒流”的巨型画卷，审视“千禧年”的焦虑，解读“新战争”、极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崛起，犀利嘲诮正在兴起的“媒体民粹主义”，批评对人民意志的扭曲。不同的文章长短不一、风格迥异，有的折射沉静、清澈的学人之姿，有的显露戏谑、优雅的文豪之风。
　　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艾柯，一个我们未正视的时代，从这些迷人的文字中浮现。

　　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 
　　当代欧洲最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身兼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等多种身份，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皮德蒙的亚历山德罗，现任波隆那大学高等人文科学学院教授与院长。
　　艾柯的学术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从托马斯?阿奎那到詹姆斯?乔伊斯，乃至于超人，知识极为渊博。已发表过十余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读者的角色──符号语言学的探讨》一书。
　　艾柯被《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他到48岁才推出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该书自1980年出版后，迅速赢得各界的一致推崇与好评，除荣获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学奖外，更席卷世界各地的图书畅销榜，销量迄今已突破1600万册，被翻译成47种语文，并改编为同名电影。
　　尽管第一本小说就取得非凡的成就，他却迟至八年后才出版第二本小说《傅科摆》，也一如各方所料，再度轰动世界，成为最热门的阅读话题。1994年他推出第三本小说《昨日之岛》，目前销量也已超过200万册。而他于2000年出版的第四本小说《波多里诺》，更被国际出版界视为当年的头等大事，意大利文版首印即高达30万册。2004年，艾柯首度尝试结合小说和大量图像的创新形式，推出《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引起热烈讨论。而2010年的最新小说《布拉格墓园》，在意大利出版不到一个月便狂销45万册，并已售出30余国版权。虽然每隔好几年才会推出一部小说，但大师一出手便不同凡响，每一次都是掷地有声的超重量级巨作。
　　艾柯另著有《记忆之树与藏书迷的二三事》、《别想摆脱书》、《艾柯谈文学》、《艾柯说故事》、《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智慧女神的魔法袋》、《康德与鸭嘴兽》、《意外之喜──语言与疯狂》等杂文、随笔、评论集和绘本。

导读：他也写政论——我们不知道的艾柯
前言：螯虾步履
第一部分：论战争、和平及其他主题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几点思考
　喜好美国并为和平而走
　欧洲的前景
　野狼和羔羊：贪赃枉法者的修辞术
　诺伯托?博比奥：重新审视博学之士的命运
　启蒙哲学家以及常识
　嘉年华的游戏
　私生活的消失
　关于政治正确
　何谓私立学校
　科学、技术及魔法
第二部分：一个政权的编年史
　丧钟为谁敲响：2001年全民道德公投的呼吁
　2001年的选举造势活动
　论传媒的民粹主义
　外国人和我们
　修正
　对法律的反叛
　居内贡达面条
　帝国后期的八卦
第三部分：重回大赛局
　在华生与阿拉伯的劳伦斯之间
　字词就是石块
　回到七十年代
　自杀攻击与暗杀
第四部分：回到十字军东征的问题
　圣战、激情以及理性
　多种族社会中的协商
　耶路撒冷陷落，现场实况报道
　小姐、原教旨主义派分子和麻风病人
　亚当之前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第五部分：概论及其他
　欧洲的根源
　耶稣受难像的风俗习惯
　论胚胎的灵魂
　偶发及智能设计
　别碰我儿子！
　不再信神的人便相信一切
　相对主义？
　后感天分
第六部分：对种族的捍卫
　意大利人有反犹太情结吗？
　密谋
　我最要好的几位朋友
　她最要好的几位朋友
第七部分：“千禧年”的暮色
　一个梦
　在巨人的肩膀上
　死亡的缺憾与好处

导 读
他也写政论——我们不知道的艾柯
南方朔

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乃是我们一点也不觉陌生的名字，尤其是文学界对他当更为熟悉，他的文学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几乎每出一本都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与讨论，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除了文学作品之外，人们对他其他的部分就所知较少了。
其实，艾柯与英国的艾佛丝?梅铎（Iris Murdock，1919—1998）相同，他(她)们都是当代重要的哲学家兼小说家，只是因为小说的声名在上，以至于掩盖掉了本业可能更重要的名声。艾佛丝?梅铎的当代伦理学有原创性的贡献，而艾柯则对当代符号学已成一家之言。艾柯更独特的乃是他继承了欧陆那种文士传统，要在人生扮演一种总体性的全人角色，因此除了符号学、小说、美学、文学评论之外，他还在报纸杂志写专栏，论时政及当代议题，甚至还广泛地公开演讲。他在文集《超现实旅行》里即表示，他这种管尽天下事的特性，乃是欧美文化样态不同所致，美国角色分工细，学者很少写专栏，欧洲则有较强古代文士风格，写专栏乃是常态。由于角色繁多，他从四十多岁就以快速的效率自我要求，他奉行“三快”：走路快、吃饭快、刮胡快。他甚至还说：“我时时都在工作，如果有塑料纸，保证每天在淋浴时我都会在工作。”由于天下事没有不关心的，他还说：“我对任何事已失去了没有意见的自由。”艾柯那种讲究效率的人生态度，由这几句话已充分显示，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各类著作加总起来已超过三十种的原因。
近代哲学领域里已衍生出符号学这个分支，它所研究的乃是承载意义的符号本体，如文字、图像、声音，甚至其他人为的表达形式，如建筑、设计等和世界的关系及意义之学。这个领域又有三支：语用学、语意学和语法学。符号学这个领域在所谓后现代的当下，由于语言图像日益发达，已有一些理论家将符号的重要性无限提高，符号所依附的承载本体反倒相对不重要起来。当代文学理论谈到文本解释时，有一派人认为文本解释可以无限，这种“作者已死，作品开放”的观点即属之，在概念上，它被称为“符号唯心论”。但艾柯则不然，他自己是个黑管的玩家，他认为即便在极端抽象的音乐这个领域，作品的开放度都极为有限，何况其他。他认为作者的本意、文本的文化及历史制约，都使得文本的地位不容轻疑，在理论上他这种主张被认为是“符号实在论”。他认为当代符号语言学已沾染到太多知识分子的傲慢自大的唯心论色彩，出现了太多“秘教式的偏离”（Hermetic drift），因而文学上的“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遂告充斥。他曾经多次表示，文学家读作品，对作品的联想和解释一定要严格区分，近代有太多文学批评家其实是将自己的读后感当作了作品解释。我记忆最深刻的乃是1990年他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做“坦勒连续演说”（Tanner continuous），在该次演说中他即重述了自己的符号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态度。该次演说讨论活动，后来辑成《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他还举了多个文学乱读乱讲的例子，很有反省的价值。把据个人粗浅的理解，当代理论家里，学识愈渊博者，由于历史理解得深，愈倾向“符号实在论”，只有年轻以及纯搞概念者才倾向于“符号唯心论”。艾柯治中古美学史、宗教神学史起家，历史知识精深，他不相信文本可以任意解释，认为文本有其历史条件的客观性，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认为文本不容过度解释，过度解释会滋生祸害。《傅科摆》这部小说讲的即是这个课题。
近三十多年来，除了专业的符号学不辍外，艾柯的文学和专栏也从未停止，相比起来反而是写小说起步较迟。写专栏评论早在1960年代即已开始，小说则是1970年代末才告开始，出版社原本赞助他写侦探小说，但他认为他在对白上写不好，后来他所有的小说遂都以历史题材为重，而小说题旨也都与符号学有关。
而在非本业的专栏、演讲及评论等方面，一般人虽然较不熟悉，但在欧陆，他的此类文章，其实也早已享有极高名声。由于出身符号学，而当代新兴事务上也处处都与符号学有关，因此他的此类文章也都有极明显的符号学色彩，可以说他在评论上也开启了“符号学批判反思”这个类型。前二十年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布隆斯基（Marshall Blonsky）编选了 一本符号批判文集《论符号》（On Signs），艾柯即是该文集分量最重的学者，他谈的题目有说谎、电影《北非谍影》、色彩、罗马时代自然史家普兰尼、中古时代文化等。除了这些之外，诸如哈利?波特、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美国电视剧《朱门恩怨》，甚至如迈克尔?杰克逊、梅尔?吉布森的电影，艾柯关心事务之广且泛，早已使他位居欧洲主要知识分子领袖之列。符号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皮尔斯（Charles S.Peirce，1839—1914），乃是美国十九世纪的天才科学家、数学家及哲学家，他曾表示：“符号学使我们了解世界更多，多过许多科学。”一个尽责的符号学家必须不断透过对符号之了解来理解世界与社会，能掌握世界整体的意义，始能更清楚地去探索符号。深度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即是透过对符号的掌握。在这方面，艾柯可谓已成了当代知识界的一个标准型的人物。
在1972年，艾柯曾出了《超现实旅行》这本文集，那可说是他符号学批判反思功力的首度呈现。在该文集里，我最喜欢的是《走向一个新的中古时代》这篇长论。在那么早的时光，艾柯即已敏锐地体会到由于媒体的发达，世界已出现了许多由符号所组成的比现实还现实的超现实。他也注意到环境生态的破坏造成了另一种现实，整个世界表面上是在往前走，事实上则是在走回到另一种中古时代。这种对未来的怀疑，早已成了支持其评论文章的基本主张。现在这本《倒退的年代——跟着大师艾柯看世界》，可以说即是他一贯主张的延长。
他的这本评论集，乃是2000至2005年间所写的一些专栏及演讲的选辑，这段期间有面对“千禧年”的焦虑，有“9?11”恐怖攻击事件和接着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而在意大利内部则有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的成为总理及媒体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些都是攸关世界走向的重大符号，而艾柯就是对这些问题提出他的批判，而且经常更带着一些幽默与嘲讽。对于这种选集，实在很难逐一讨论，我只能说艾柯作为当代欧陆的重要知识分子领袖，他的观点实在极有见识，尤其是他在讨论当代媒体民粹主义的部分，其实也很值得我们借鉴。无聊、白痴、创造快乐的假象，这种媒体民粹主义的操控，不也同样在我们身边发生吗？
而我最喜欢的乃是他谈诺伯托?博比奥（Nerberto Bobbio）的那一篇。博比奥乃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及法律哲学家。艾柯对他推崇备至。博比奥指出：“文化人的任务乃是在散播怀疑的种子，而不是收成已然明确的事实。”艾柯将博比奥的观点延伸，有两段对话亦可让我们借用：

“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在解决，而在制造危机。”
“博比奥的教诲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唯有在知道如何和自己的政党唱反调时，他才是真正的批判者而非宣传专家。采取介入立场的知识分子有义务特别将他介入的事置入危机。”

前言：螯虾步履

这本书收录了我在2000年到2005年间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演讲稿。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其间接踵而至的有面对“千禧年”的焦虑、“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此外，在意大利我们还目睹了大众传媒中民粹主义的全面胜利。
因此，我只选了这六年当中那些谈及政治和大众传媒的文章。选文的原则是受到我之前的专栏《智慧女神的魔法袋》（La bustina di Minerva）中某篇文章的启发。那篇文章的名称是“轻科技的全面胜利”（Le triomphe de la technologie légere）。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某本据说由“螃蟹?向后走氏”（Crabe Backwards）所写的书发表读后感想。
在那里我特别提出，晚近几年来的科技发展真的是向后退的步伐。我注意到，人类沟通传播的行为在七十年代末期陷入了危机。在那之前，沟通传播最主要的工具是彩色电视机，那个巨大笨重、霸占房间的盒子，兀自在黑暗中发出幽惨光芒以及可能干扰邻居清梦的盒子。
遥控器的发明则完成了沟通传播行为迈向轻型化的第一步：电视观众手中握着遥控器便能随心所欲调低甚至完全切断音源，此外还能消除色彩以及任意转台。
从这一频道换到另一频道的过程中，电视观众已然进入一个享受创作自由的阶段。可是电视在向我们直接转播事件现场的同时，也使我们依赖了事件的直线性。由于录放机的发明，我们得以从直接转播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感谢这项发明，我们不仅从电视过渡到电影放映，而且因为可以任意前进或是倒带，面对屏幕时我们便不再处于被动状态。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也许甚至可以完全消除声音，并且利用计算机合成的钢琴声，带来一整组的纷乱影像。而且，由于电视台借口帮助听障人士而在画面加上字幕以便评论动作，因此不必等上太久，便出现即使画面只出现两人默默拥抱时也能加上“我爱你”字幕的做法。
接下来再往前一步便是消除影像的动作部分。发明因特网之后，我们这些受惠者更能够在不必太劳累我们神经细胞的情况下，便能只接受低分辨率的固定影像（经常是单色的），而且完全不需要声音，因为信息已经全部显示在屏幕上面了。
那么这次重新返回古腾堡系统的新阶段可是风风光光的，那是彻彻底底取消影像的部分。有人也许会发明一个所占空间甚小的盒子，只会播送声音，而且甚至不需要遥控器，因为也许转动某个按钮便可以直接转台了。以前我那样说的时候其实就预言了iPod时代的来临。
最后我提出另一项意见：在付费电视和因特网发明后，人们扬弃电磁波及其笨重设备的传输方式，并开启了一个借由电话线传输（从无线电报到有线电话系统）的崭新纪元，这时，最后一个阶段便完成了。

虽说这些观察带有笑话成分，但是绝对不是完全浅薄无用的。我们过去已经清楚看到，自从柏林墙倒塌，在欧洲及亚洲的政治地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后，人类的步履是倒着走的。地图集的编纂者不得不销毁所有的旧版，因为那上面还标着苏联、南斯拉夫、东德以及其他东西；他们往后竟要重新参考1914年以前出版的地图集，因为上面列有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等国家。
可是历史的向后倒退不会到此为止，而在这第三个“千禧年”开始之际，我们见证了叫人讶异不已的奇妙现象：例如，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战阶段后，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土地上见证了传统战争（不妨称之为“热战”）又得意洋洋地卷土重来，好像唤回十九世纪阿富汗人攻击开伯尔（Khyber）那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那是新版的十字军东征，是伊斯兰集团和基督教势力的撞击，是山中老人神风自杀攻击的壮阔史诗，是勒班陀（Lepanto）奢华排场的复苏；晚近几年出版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宣传小册，不妨用下面这句历史的呐喊作总结：“救命啊，妈妈！土耳其人来了！”
似乎属于十九世纪过往历史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现在挟着反达尔文主义的激烈论点卷土重来，而且现在（当然，更有人口和经济优势）“黄祸”的幽灵好像也再度浮现。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家庭又重新开始收留有色人种家仆，仿佛回到“乱世佳人”时代的美国南方，野蛮民族的大迁徙再度开始，好像回到公元元年后初期那几个世纪。而且，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罗马帝国后期的某些仪式和习惯又因为合乎这个时代的品味而一一复兴。
反犹太势力也苏活过来，甚至在政府当中亦复如是。我们目睹法西斯党人的重新出现（也许是“后法西斯党人”，可是其中有些还是同样的那伙人）。
此外，就在我校对这些文字时，有位运动员在体育馆里以古罗马时代的方式向大众致意，而且获得如雷掌声。就像七十年前我也是法西斯青年团的成员一样，不同的是，在那时代我是身不由己。更别提现在的什么“王位继承战争”、“神圣同盟”，似乎阴谋将我们拉回加里波第之前的意大利国家分裂状态。
有人重启十九世纪教会和国家间的竞争冲突关系，而且在这种大规模倒退行动之后，基督教民主又以不同形式出现了。
仿佛历史被两千年来的进步压得气喘吁吁，于是将身躯蜷缩起来，重新回到传统那舒适的豪华排场中。
本书的文章将会突显向后倒退这个主题。总而言之，其数量多到可以名正言顺以它来作为书名。反过来讲，至少在意大利也出现了某种新东西：建立在大众传媒民粹主义上的统治形式，因为私人企业的利益，这种统治形式能绵延下去，这是欧洲舞台上前所未见的经验，而且在技术层面上要比第三世界的各种民粹主义更上轨道更有效率。
这本书里的几篇文章便是以上述现象作为主题，那源于我在面对这个全新现象浮现时，心里所感受到的不安与愤慨（至少反映出我将这些文字交付出版商时的心境），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能够阻挡这个全新现象的东西。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探讨传媒民粹主义的统治，而且我毫不迟疑便选用“统治”一词，至少这和中世纪大家（他们可不是共产主义者）观念中“de regimine principum”的意义是相同的。

关于这点，我在这书的第二部分一开头便有意提出一个吁求，一个我在2001年选举前便写出的吁求，一个饱受批判的吁求。
在那时候，有位显然对我观感不恶的右派评论家已经既惊讶又伤感地发现，一位像我那么“好”的人竟然能用如此不屑的态度去对待选举立场不同的人。
直到最近，并非来自右派的人还把这种介入视为傲慢的表现，控诉它让反对文化的大部分变得叫人“嫌恶”。
有人经常责怪我，说我不计一切代价要让自己显得亲切、显得容易同情别人，以至于一旦发现自己其实招人嫌恶时，我心中便充满高傲和道德上的满足。这项指控叫我满头雾水。仿佛在他们那个时代人家责怪罗塞利、高贝提、撒尔维米尼、葛兰西，说他们没有提起马戴欧提贾科摩?马戴欧提（Giacomo Matteotti, 1885—1924）曾任意大利社会党国会议员，后来因向国会告发法西斯党的非法活动及暴力手段而遭暗杀。，对他们的对手没能表现宽容理解的态度。
一个人为了某种政治立场的抉择而奋斗不懈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在文明和伦理道德上作了取舍），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准备在未来的某天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这还是得从一个原则出发：他必须以合理的方式行动，而且不遗余力谴责相反意见。
我无法想象在选择辩论时有什么秩序可言，并让候选人说出：“你说得对，但还是请大家投给错的这边。”在选举辩论过程中，对于对手的批评必须竭尽所能地不留情面，这样至少可以说服中间选民。
此外，有许多被认定为叫人嫌恶的批评都是对于风俗道德的批评。而且这种对于风俗道德的批评（借由他人的罪恶，人家经常也谴责自己，至少是自己蠢蠢欲动的渴想）必须严苛。也就是说，我的阵营这边要把伟大的模范和榜样挂在嘴边，因为如果要批评的是风俗道德上的事，那么就必须拿出贺拉斯（Horace）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像维吉尔（Virgilio），那么就是在写诗，尽管这可能很美，但只能用来颂扬当权的主上。
然而世道黑暗，风俗道德如此败坏，甚至于批评的权利即使不被新闻检查措施扼杀，也要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因此，我出版这些文字已预期会引起嫌恶，可那是正面的，而且也是我愿意承担的。

各位读者将会看到，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我都会交代出处，只是有许多篇已经修改过。原因并不是为了进行事后修订，证明当时的一些预言都已实现，而是为了删掉一些重复之处（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不老是提到相同的主题），为了润饰文体风格，为了去除和当年一些实时性事件过于密切的指涉，毕竟读者已不记得那些事件，所以也就很难进入彼时的状况。

装　　帧：平装

页　　数：346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