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赢家

    戛纳电影节大幕拉开，无数巨星、富豪华丽登场。
    伊戈尔，阿富汗战场的优秀老兵，退役后和妻子白手起家成为俄罗斯电信大亨。他来这里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
    但随后的一天，他以神秘的桑博术杀害了卖手工艺品的女孩，将带巨毒的大头针射向著名电影发行人，把钢质刀片插进女制片人的身体……
    亿万富翁为何连环杀人？无情地杀戮无辜，难道是为了让妻子回心转意？当真相完全揭晓的一刹那，故事内外所有人心中的震撼竟排山倒海而来……

    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著名作家，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
    从《朝圣》开始，20余部作品陆续被翻译成71种语言，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总计销量已超过1.15亿册，荣获国际大奖无数，以博大宽宏的心胸、清澈如水的文字，将哲学沉思、宗教奇迹、童话寓言熔为一炉，抒写了无数感动世界的篇章，在世间挥洒智慧、理想和爱的光芒。由于其巨大影响，2007年，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2009年，代表作《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因“出版语种最多”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凌晨3：17
    一支伯莱塔PX4紧凑型手枪只比手机略大一点儿，重约七百克，可容纳十发子弹。这种小口径武器轻便小巧，放在包内不露行藏，优势显而易见。尽管子弹无法洞穿受害者的身躯，却可以击碎骨头，炸毁弹道范围内的一切事物。
    受到这种武器攻击而能侥幸生存的几率显然也很高。如果动脉没被打穿，受害者尚有时间作出反抗，缴下攻击者的枪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只要射击者水平不是太差，就可以选择让对方痛快地死一瞄准眉心或是心脏，还是慢慢地受罪——把枪口抵住两边肋骨中间的三角区，然后扣动扳机。人被击中，但一时死不了，可以反击、逃跑或是求饶。好处就在于，有足够的时间看清谁杀了自己，同时气力一点一滴地耗竭，直至倒在地上，也不会流很多血，更不会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对于行家里手来说，这支枪可算不上趁手。“女人拿着倒合适，间谍可没法用”，这话出自第一部007影片，英国情报系统的人收缴了詹姆斯·邦德的旧手枪，换发一件新式武器。不过这样的评价适用于职业杀手，他知道，对于他要干的事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武器了。
    他是在黑市上买的这支伯莱塔，以免有人追查手枪的来源。弹膛中有五枚子弹，但他只想使用一枚，他用指甲刀在弹头上划了一个“X”。这样，一旦子弹射出并打中固体，就会碎裂成四瓣。
    不过，除非万不得已，他断然不会用枪。灭绝世界也罢，毁灭宇宙也罢，总有其他一些办法，反正他确信当第一位受害者被发现，她就会明白他发出的信息。她会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他不会后悔，愿意不计前嫌等她回来，绝对不问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个月以来的精心计划要到明早才能最终落实，他希望能够一举成功——任愤怒女神，这希腊神话中的神祗扇动着黑色的翅膀，降临到这片白蓝两色交相辉映的风景中，降临到这个被华美钻石与肉毒杆菌包围的城市。这城市车很多，车速也很快，但却没什么用，因为这些车从来没有让什么别的乘客搭载过。权力也好，成功也好；名声也罢，财富也罢，只要他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玩意儿，一切便都灰飞烟灭了。
    他本可以先回房间的，因为晚宴十一点十一分才开始，而且他已经准备好等待更长时间。男人进来了，那位美丽的女士陪在他身边，两人身着晚礼服，晚宴后的派对比任何电影的首映礼都更加争奇斗妍。
    伊戈尔假装没看到那女人。他拿起一本法语杂志遮住了脸（俄语杂志会引起怀疑），不想让她看见。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她从不旁顾，女人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女王。她们站在那里，熠熠生辉，不去看别人穿戴什么，因为无论她们在服装和配饰上花了多少钱，别人多戴几颗钻石或穿一件新鲜衣服，都会让她们沮丧、恼怒、自怨自艾。
    男人一头银发，衣冠楚楚。他来到吧台，点了一杯香槟，这是必要的开胃酒，之后的这个夜晚他要签很多合同，听很多美妙的音乐，海滩和停锚游艇的一应美景正在翘首等待。伊戈尔看到他彬彬有礼地对待服务生。香槟送来的时候，他说了声“谢谢”，给小费也很大方。
    他们三个人认识。伊戈尔感到肾上腺素涌进血液中，兴奋莫名。第二天，她会知道他来过。某一时刻，他们将会相遇。
    只有上帝才知道相遇的后果。伊戈尔是东正教徒，在莫斯科的教堂里抹大拉的圣骨（曾在俄罗斯首都停留一个星期，以供信徒膜拜）前，他曾许下愿望。他排了整整五个小时的长队，临到自己，才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僧侣们编造的谎言，但他不想错过发愿的机会。他请求她保护，让他不必牺牲太多便能达成愿望。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他可以重新踏上故土，他许诺会奉献一幅金质画像，请一位隐居在新西伯利亚修道院的知名画家亲自绘制。
    凌晨三点，马丁内兹酒店的酒吧里充溢着烟气与汗臭。吉米的钢琴演奏已经结束（他的两只脚上穿了不同颜色的鞋），服务生已经筋疲力尽，酒吧里的人却迟迟不愿离去。他们必须待在大堂，至少待上一小时，最好待整个晚上，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然而，戛纳电影节已经开始四天了，什么都没发生。人们坐在不同的桌子旁，想着同一件事：遇到贵人。漂亮女人们等待着制片人到来，他会爱上她，给她在下一部电影中安排一个重要角色。一些男演员也在彼此谈笑，仿佛置身事外，目光却时不时地溜向门口。
    有人会来。
    有人必须来。
    科班出身的新晋导演有着奇思妙想，带着学生时代的作品在此等待。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大量阅读有关摄影和导演的文章。他们期待着命运的垂青。还有人从派对上归来，找到一张空桌子，叫上一杯咖啡，点燃一支香烟，尽管对造访同一个地方感到厌倦，却依然满怀信心迎接新的冒险。
    多么天真啊！
    如果一切真会发生，那么，这些人唯一想听的就是“这是一个没人去实现的新构想”，然而绝望欺骗了绝望者。偶尔，上流社会的人走进大堂，四处张望一下便径直回到房间。他们从来不会不安，因为知道自己不需要害怕。上流社会的人不能原谅背叛，也清楚自己的底线——不必像传说中那样，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话说回来，若是真有什么意外之喜或是惊世之作，电影也好，音乐也好，时尚也罢，都应该通过调查来获得，不能寄望于酒吧的偶遇。
    此时，上流社会的人正与姑娘们寻欢作乐，她们侥幸跻身于晚宴宾客之列，因此什么条件都肯接受。这些上层人士卸了妆，看着脸上的皱纹，寻思着去做一次新的整容手术。他们上网浏览新闻，查看日间所做宣传的反响；服下不得不吃的安眠药，喝下号称不费力就能奏效的减肥茶；点好早餐，填好送餐单，然后把单子放在门把手处，同时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他们闭上眼睛想：“快点睡吧，明天早上十点还有个约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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