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本书是以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及其本土回应为基本线索，择取若干重要的儒学范畴、命题及传教著述作为分析的个案，试图揭示中西文化在相互遭遇之早期所发生的冲撞与反应的深层机理。史料翔实，分析透彻，可引发人深层思考。

刘耘华，男，湖南省茶陵县人，1964年4月出生。曾先后获得文艺学硕士(苏州大学中文系，199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1)学位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博士后证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4)。现为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近代中国、日本、欧美文化互动综合研究”课题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曾出版专著1部(《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编著1部(《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任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2001)，并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比较文学》、《外国语》、《中国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序一 一部令人回味反思的好书/孙景尧1
序二 回到思想史/张西平1
导论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1
一、主动因应还是被动附会?——文化的双重强制/2
二、对话，还是自说白话?——“对话论”可否成立?/6
三、错位的“契合”?——“天”、儒之间的意义传递/9
四、从“行动与反动”到“诠释与再诠释”——中西文化交往中的“理解”问题/13
第一章来华传教士的知识架构与诠释立场/17
一、基督教人文主义：来华传教士的精神背景/17
1．斐洛之“寓意解经法”与两希文化的初次“和解”/17
2．基督教对希腊文化的摄取：保罗的贡献/20
3．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西方文化内部的一种结构性紧张/22
4．基督教人文主义：信仰与理性的再度“和解”/24
二、耶稣会的教育理念与来华传教士之知识架构的形成/29
1．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欧洲大学的兴起/29
2．基督教人文主义与耶稣会的教育理念/32
3．从《西学凡》看耶稣会的课程设计与耶稣会士的知识架构/36
三、来华传教士的知识架构与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立场/41
1．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立场之一：传教士的神学思想/42
2．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立场之二：传教士之行为规范与道德世界/49
3．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立场之三：传教士之天体观、世界观、时空观/54
4．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立场之四：传教士引入的希腊哲学思想/60
第二章来华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应用与诠释/65
一、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策略选择及其文化意义/65
1．交谈：奠定早期传教方式的一个基础/6b
2．间接传教的两个基本特点/68
3．间接传教的直接后果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73
二、“补儒易佛”：传教士的身份定位与经典的“认同”或“别异”/83
1．到中国，成中国人：传教士的身份定位/83
2．经典的“认同”与“别异/90
三、“超性”与“超儒”：宗教立场对适应原则的钳制/99
1．阳儒阴“天”：传教士的双重身份/99
2．“超性”与“超儒”：宗教立场对适应原则的钳制/109
第三章传教士视域中的儒学范畴/120
一、传教士视域中的儒学本体范畴：太极、理、性、心/120
1．太极/120
2．理/129
3．性/137
4．心/142
二、传教士视域中的儒学道德范畴：仁／爱、孝／敬/146
1．仁／爱/l40
2．孝／敬/156
三、传教士视域中的天命、君子和圣人/165
1．天命/165
2．君子/177
3．圣人/181
第四章传教士视域中的儒学命题/191
一、万物一体/191
1．天人关系层面/191
2．人际关系层面/197
3．传教士视域中的万物一体/202
二、精气为魂/207
1．先秦典籍中的魂魄与鬼神/207
2．先秦典籍中的气/212
3．魂、气相合的思想来源/219
4．传教士视域中的“精气为魂”/222
三、气化流行/231
1．气化流行的先秦形态/231
2．气化流行与阴阳五行的宇宙化生观/236
3．传教士视域中的气化流行/246
第五章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个案研究/257
一、个案之一：白晋的《古今敬天鉴》/257
1．白晋其人/257
2．白晋与“索隐派”/259
3．白晋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应用：
以《古今敬天鉴》为个案/265
二、个案之二：马约瑟的《儒教实义》/274
1．马约瑟其人/274
2．马约瑟与“索隐派”/275
3．马约瑟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应用：
以《儒教实义》为个案/281
三、个案之三：利安当的《天儒印》/290
1．利安当其人/290
2．利安当与“索隐派”/293
3．利安当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应用：
以《天儒印》为个案/294
第六章本土回应之一：入教儒士/310
一、科学的信仰进路：徐光启、李之藻、王徵/310
1．徐光启的信仰进路/312
2．李之藻的信仰进路/316
3．王徵的信仰进路/318
4．徐光启等人对西学的回应与处置/322
二、宗教的信仰进路：杨廷筠、朱宗元、张星曜、李九标等/329
1．杨廷筠的信仰进路/330
2．朱宗元、张星曜的信仰进路/332
3．李九标、李九功的信仰进路/336
4．杨廷筠等人对西学的回应与处置/338
三、入教儒士对传教士儒家经典诠释的再诠释/344
1．“新人”：入教儒士的身份意识/344
2．“新人”之身份认同的文化意义/352
3．入教儒士对于传教士儒家经典诠释之再诠释/360
第七章本土回应之二：反教人士/384
一、反教人士的思想动机及现实原因：从沈濯到杨光先/384
1．沈濯与南京教案/385
2．黄贞与《破邪集》/388
3．杨光先与“历狱案”/392
4．反教人士之思想分析/396
二、诠释的再诠释：反教人士的回应/401
1．关于儒学的本体范畴：天、心、性、理、太极等/401
2．关于儒学的道德范畴：仁爱、忠孝等/407
3．关于天命、圣人等/411
4．关于儒学的重要命题：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413
三、诠释的再诠释：佛教人士的回应/417
1．对于本体范畴的再诠释：天、心、性、理、太极等/420
2．对于道德范畴的再诠释：仁爱、忠孝等/426
3．对于重要命题的再诠释：万物一体、
气化流行等/427
后记/434
参考文献/437

书摘
李之藻的信仰进路
如果说，徐光启的皈依动机有点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的话，那么，李之藻的信仰之路便可谓相当简单清晰了。由痴迷于西方科学进而信仰天主教，李之藻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与他曾有密切接触的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在所著《大中国志》(1641年以葡文出版，1642、1643、1645年即先后有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里附有李之藻传，其中指出李之藻深信“所有能读，并且爱好读书的人，都不能不对欧洲学术和科学产生好感，通过这些，他们必定达到对真实上帝的认识，接受主的圣律”。这句话至少能够作为他本人之信仰进路的写照。
他最初接触利玛窦的时间并不早，是在万历辛丑(1601年)，即利氏再度进京并被获准定居的那一年，这是他自己在天启癸亥(1623年)所撰《刻职方外纪序》里所说的。那次，他一看到利氏居处之壁间悬有“大地全图”，便立即被吸引住了。通过利氏的讲解，他得悉地为圆形，万国全图是“以南北极为经，赤道为纬，周天经纬捷作三百六十度而地应之”而绘成，只是利氏所云“海水附地共作圆形，而周圆俱有生齿，颇为创闻可骇”。不过，自此便开始了与利氏等传教士的密切往来，据其子李次膨的追述，他“自晤利先生京邸，嗣辙所之，必日偕西贤切蒯扬拖”，即不管走到哪，他总要想办法和传教士商讨、切磋西方的学问。我们且把1601年以来，他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的西洋书籍罗列如下(以刊刻年代为序)：
1602年，刊刻与利玛窦合译的《坤舆万国全图》(制为屏风)；
1607年，刊刻与利玛窦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
1608年，刊刻与利玛窦合译的《圜容较义》(1614年有重刻本)；
1614年，刊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
1628年，刊刻与傅泛际合译的《寰有诠》；
1631年，刊刻与傅泛际合译的《名理探》。 他对于这些书籍的翻译，态度极为严肃，要求极为严格，投入也竭尽身心之力，穷年经月，死而后已，故能博得后世诸多美誉，尤其是《名理探》，完全有理由与徐光启达辞之《几何原本》，同被视为“字字精金美玉”，因兼得信达雅之长，故其“措辞之妙，往往令读者忘其为译文”。除开翻译，晚年又参与修历，辑选并刊刻《天学初函》，使传教士早期的重要著述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李之藻生性落拓不羁，仕途因此而坎坷不平，但其对于西方科学之痴迷与专注，整个晚明时代也罕有其匹(仅徐光启堪称其俦)，曾德昭《大中国志》又称其“好读书，善学问，助西士翻译书籍，润色其文字，诵读勿辍。宴会时，闲居时，手不释书，目不停阅，即乘轿亦持书卷，不废光阴。及一目失明，一目又不健，彼犹捧书近目，勉强诵阅。对于欧洲之书籍，非常喜悦。常问西士有何新书可诵，有何善书可译。西士近今(1631年)所著译之五十种书，无一书不经过李子之手，或作序，或同译者也”。后一断语或许稍嫌不实，但其所描述李之藻之好学不倦则绝非虚夸。
李之藻在利玛窦二度居京期间(1601—1610)，与利氏有密切的往来，在学问授受之际，也缔结了极深厚的友谊。利氏在写给欧洲的信函及临终“札记”里反复谈及李之藻，说他除了晓习天文历算之外，也知道许多天主教的事情，并且承认天主教为真正的宗教，向人宣传，劝人信教，“就像他是个教友”。他之所以未能领洗，乃是因为神父发现他有妾。
领洗的契机直至1608才来到，是年李之藻在北京忽染重病。当时，“邸无家眷”，利氏“朝夕床笫间躬为调护”，“时病甚笃，已立遗书，请利子主之。利子力劝其立志奉教于生死之际，公幡然受洗”。想必此时的李之藻已解决了出妾的问题。艾儒略将此“疾旋痊”之事归之于天主之默佑，但是当时同在北京的熊三拔在1610年5月20日写给欧洲某神父的信中声称，李之藻是由于利氏的细心侍候调治而受感动，遂愿接受洗礼。不管如何，他在受洗之前，已经对基督教义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与认同，而这恰恰是因追慕西方科学而造就的。P.316-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