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话语行动译丛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的代表性文选。德勒兹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60年代复兴尼采的关键人物，在对尼采的创造性重读中，将其运用到资本大义的批判中来，由此而同瓜塔里合作写成的《反俄狄浦斯》和《千座高原》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德勒兹在哲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电影、文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和开拓性，是名副其实的实验哲学家，尼采式的未来哲学家，博识多学的概念大师。在他这里，哲学脱离了原有的范式神话，成了思想无拘无束的游牧高地。

代前言：德勒兹思想要略
柏格森的差异观念
重复与差异
自在的差异与虚拟性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假象与古代哲学
什么是少数文学？
块茎
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无感知
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书摘
　　死亡与物质模式无关。相反，死亡本能可以根据面具和服装来理解。重复实际上就是在构成自身的时候伪装自身，只能通过伪装才能构成自身。它不在面具之下，而是由一个面具到另一个面具构成的，仿佛以其变体并在变体内部从一个独特之点到另一个独特之点、从一个特殊瞬间到另一个特殊瞬间构成的。除了其他面具之外，面具不隐藏别的东西。没有所要重复的第一个术语，甚至我们童年时对母亲的爱也是重复其他成年人对其他女人的爱，相当于《追忆逝水年华》(In Search of the Lost Time)中的主人公重演了母亲Swann对Odette的爱。因此，从构成这个故事、并隐藏起这个故事的那个重复中没有什么重复的东西可以孤立或抽取出来。从伪装本身不能抽取或推断出明晃晃的重复来。同一个事物既伪装又被伪装。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当弗洛伊德在某些方面放弃了关于真实的童年事件时到来的。为了取代浸透于死亡本能的幻想力量。童年的事件扮演了终极伪装的角色，而在死亡本能中，一切都被戴上了面具，都被伪装起来了。简言之，重复在本质上是象征的；象征或幻象就是重复的法则。差异借助伪装通过象征秩序被包含在重复中。所以，变体并非来源于外部，并不表明压抑的事例与被压抑的事例之间一种次要的妥协，因此，不能根据对立、颠倒或推翻的否定形式来理解。变体恰恰表明了差异机制，这些差异机制属于被重复的东西的本质和本原。我们甚至应该推翻重复内部“掩盖”和“揭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种偏执式仪式或精神分裂原型被揭开的或赤裸的重复(同一性的重复)：重复的机械因素，明显重复的行为因素，为某一更深刻的重复充当了掩盖，而那个更深刻的重复作用于另一个维度，一个秘密的垂直状态，其角色和面具都是由死亡本能提供的。宾斯万格尔在谈到精神分裂症时将此称作恐怖的戏剧。在逝件戏剧中，“从未看见的”与“已经看见的”并不构成对立面；二者意指同一事物，而且相互寄寓。奈瓦尔的Sylvie已经把我们带入了这样的戏剧，还有Gradiva，它如此接近奈瓦尔的灵感，以至于向我们表明了主人公既是这样一种重复，同时又总是在重复中以伪装出现的被重复的东西。在对偏执狂的分析中，死亡主题恰好在偏执狂控制了剧中所有人物的时候出现，把他们集中在一种重复之中，而“仪式”不过是这个重复的外部包裹。面具，服装，无论在哪里，被掩盖者都总是被揭去掩盖者的真实。面具是重复的真正主题。由于重复在种类上不同于再现，所以，被重复者不可能是被再现者：相反，它总是被意指者，被意指它的东西所掩盖，而它本身又掩盖着它所意指的东西。
　　我不重复因为我压制。我压制因为我重复，我忘记因为我重复。我压制，因为我只能以某种重复的方式体验一些事物或经验。我注定要压制阻碍我如此生活的东西：尤其是对生活加以中介的再现，它把生活与类似或相同客体的形式联系起来。厄洛斯和萨纳托斯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厄洛斯必须被重复，只能通过重复才能存活，而萨纳托斯(作为超验原则)则是把重复给予厄洛斯的人，使厄洛斯屈从于重复。只有这样一种观点才能使我们进一步弄清关于压抑之起源的模糊问题，如压抑的性质、原因、描述压抑的确切术语等。当弗洛伊德——超越“确切说来”影响到再现的压抑——表明有必要假定一种原始的主要关怀纯粹表现的压抑，或假定必然要体验那些冲动的方式时，我们相信他已经最接近重复的一种积极的内在原则。后来，他几乎确定这就是死亡本能的形式，而正式这一点解释了(决不是被解释) “确切说来”的压抑中再现的障碍。正因如此，重复与回忆之间逆反关系的法则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只要它把重复依赖于压抑的话。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表明，为了阻止重复，只有抽象的(毫无情感的)回忆是不够的，构成一般的概念，甚至再现被压抑事件的全部特殊性，也是不够的：为了在认识与抵制之间、在再现与障碍之间建立活的联系，有必要在记忆所在的地方寻求记忆，直接置身于过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简单记忆而痊愈，正如我们不仅仅由于失忆而患病一样。这里，如在别处一样，恢复意识并不重要。促使痊愈发生——或不发生——的更具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运作有一个名称：转移。转移仍然是重复：主要是重复。如果重复使我们患病，它也使我们痊愈；如果重复束缚我们、毁灭我们，它也解放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的“魔鬼”力量得到了检验。一切治疗都是驶向重复之海底的旅行。转移实际上与科学实验有几分相似，因为病人假定在特殊的人为条件下重复整个动荡的经过，把分析医生其人当作“客体”。而在转移中，重复并不像真实地扮演角色和选择面具那样去辨别事件、人和激情。转移不是实验，而是作为整个分析过程之基础的一条原则。角色本身在性质上是性爱的，但对这些角色的证实却要诉诸于最高原则和最深刻的判断，即死亡本能。实际上，对转移的反思是要发现“彼岸世界”的一个决定性动机。在这个意义上，重复自身构成了我们的疾病与健康、我们的丧失与得救的选择性游戏。这个游戏何以与死亡本能相关呢?无疑是在接近米勒所说的一种意义上。在论兰波的一本卓著中，米勒说：“我意识到我是自由的，我已经历过的死亡使我获得了解脱。”死亡本能的思想似乎是根据三个自相矛盾而又互补的要求理解的：给重复一个原始的、积极的原则，但也给它一股独立的伪装的能力；最后，给它一种内在意义，其中，恐惧与选择和自由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了。
　　我们的问题关系到重复的本质。这是要说明重复何以不能用概念或表征中的同一性形式加以解释的问题；它在哪种意义上要求一个高级的“肯定性”原则的问题。这一探讨必须包容自然和自由的全部概念。考虑一下在这两个例子之间交界处一个描写性主题的重复：一个形象得到了再生产，而概念却仍然保持绝对地同一……。然而，现实中艺术家并不这样做。他们不把形象的例子并置起来，而是每一次都把一个例子的一个因素与下一个例子的另一个因素结合起来。他们把一种不平衡性引人能动的建构过程之中，一种不稳定性，只在总体效果中消失的某种不对称性或隔阂。在评论这样一个案例时，列维一斯特劳斯写道：“这些因素通过错位相互交织，而只有在结尾时，这个结构才获得稳定性，既证实了又暴露了构成这个结构的整个过程。”这些话表明了一般的因果概念。对艺术或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在场的对称因素，而是那些缺失的、原因之中没有的因素；原因可能不像结果那么对称，这才是最重要的。此外，因果关系永远是推测的，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范畴，如果那种可能性并未在某一时刻得以有效实现的话。由于这个原因，因果的逻辑关系与传递信号的物理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这个过程，信号就不可能翻译成行动。我们所说的“信号”是一个秩序系统，其中的秩序大小不一，并被赋予不对称的因素；而“符号”则指在这个系统中所发生的事情，当这些不相干的因素之间发生交流时，符号就是在这些因素的间隙闪现的东西。符号实际上是结果，但却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作为符号表现生产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取消符号的趋势。符号并不完全是象征秩序；但它通过暗示一种内在差异为这个秩序奠定基础(同时仍然保持其再生产的外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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