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一、二两册）

钟泰（1888-1979），字讱斋，号钟山，别号待庵。南京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回国后在两江师范学堂任日文教译多年。辛亥革命前夕曾南走新加坡办报。民国后，初任教于安徽高等学堂，随后在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授日文、老庄课程十年（1914－1923）。1924年至1937年，在之江大学任教授；其间曾应陈铭枢之邀南下任广东省府秘书长、参议等（1928－1929）。抗战期间，先后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39－1943），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1944年冬，赴四川乐山，讲学于马一浮创立的复性书院。日本投降后返沪，任光华大学教授（1948－1950），解放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多年后辞职，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62年至1966年，北上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文革”中仍任职上海文史馆，1973年辞职，返回南居住。

本书说明
序
凡例
卷上
第一编 上古哲学史
第一章 上古之思想
第二章 王官六艺之学
第三章 老子 附管子
附《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解
第四章 孔子
第五章 墨子 附宋钘
第六章 杨子
第七章 商君 尸子附见
附论管商同异
第八章 庄子 附列子
第九章 孟子 附曾子 子思 又告子附见
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附名家不出于别墨论
第十一章 荀子
第十二章 韩非 申子 慎子附见
第十三章 秦灭古学
第二编 中古哲学史
第一章 两汉儒学之盛
第二章 贾生
第三章 董仲舒
第四章 淮南王安 附刘向
第五章 扬雄
第六章 王充 附王符 仲长统
第七章 郑玄
第八章 魏伯阳
第九章 牟融
第十章 荀悦
第十一章 徐幹
第十二章 魏晋谈玄之风
第十三章 刘劭
第十四章 裴頠
第十五章 傅玄
第十六章 葛洪 附鲍生
第十七章 陶渊明
第十八章 南北朝儒释道三教之争
第十九章 范缜 附萧琛
第二十章 王通
第二十一章 隋唐佛教之宗派
第二十二章 韩愈 李翱
第二十三章 柳宗元 刘禹锡

卷下
第三编 近古哲学史
第一章 宋儒之道学
第二章 周子
第三章 邵子 附司马温公
第四章 张子
第五章 明道程子
第六章 伊川程子
附论二程表章《大学》、《中庸》
第七章 王荆公 附苏东坡 苏颍滨
第八章 朱子 李延平附见
第九章 张南轩 胡五峰附见
第十章 吕东莱 附陈龙川
第十一章 薛艮斋 附陈止斋
第十二章 陆象山
附论朱陆异同
第十三章 叶水心 附唐说斋
第十四章 蔡西山 蔡九峰 附蔡节斋
第十五章 杨慈湖
第十六章 真西山 魏鹤山
第十七章 元明诸儒之继起
第十八章 吴草庐 郑师山
第十九章 刘伯温
第二十章 方正学 附宋潜溪
第二十一章 曾月川 薛敬轩
第二十二章 吴康斋 胡敬斋
第二十三章 陈白沙
第二十四章 王阳明
第二十五章 罗整庵
第二十六章 湛甘泉
第二十七章 王龙溪 王心斋 附钱绪山
第二十八章 胡庐山 附罗念庵
第二十九章 吕心吾
第三十章 顾泾阳 高景逸
第三十一章 刘蕺山 黄石斋
第四编 近世哲学史
第一章 清儒之标榜汉学
第二章 孙夏峰 附汤潜庵
第三章 陆桴亭 附陆稼书
第四章 黄梨洲
第五章 顾亭林 张蒿庵附见
第六章 张杨园
第七章 李二曲
第八章 王船山
第九章 唐铸万 附胡石庄
第十章 颜习斋 李恕谷
第十一章 戴东原
第十二章 彭允初 汪大绅 罗台山
第十三章 洪北江
第十四章 龚定庵
第十五章 曾文正公

书摘
中国哲学，至周代始有统系可言。然其渊源所自，则甚遥远。如孔子赞《易》，《易》固肇端于伏羲之八卦也，子思传《中庸》，执中之说，固尧之所以命舜也。今杂录上古以来先民传说见于载籍者，撮为此章。其不曰哲学而曰思想者，书阙有间，无可参验，过而予之，以诬古人，所不敢也。

秦之焚书，惟儒生受祸最酷。故及秦之乱而陈涉起，鲁诸儒乃持孔氏之礼器归之。孔甲为秦少傅，会李斯议焚书，亡去，至是，亦归涉为博士，卒与俱败死。太史公曰：“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同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措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传》)
当百家并争，如申不害、商鞅法术之士，既得志于韩、秦；而纵横家之苏秦，张仪，阴阳家之驺衍，亦以其口辩，奔走天下之王侯，致身富贵。而儒者独与世凿枘，未尝得凭权势而有所为，可谓穷矣。然而及六国之灭，信儒术者益众。韩非以儒与墨为当时之显学，而一则曰：“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再则曰：“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害法。”(《五*》)即其力攻仁义文学，知其时为仁义文学者之多也。及始皇坑儒生于咸阳，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史记·始皇本记》)夫以杀儒生数百人而至虑及天下不安，非儒之重于天下者然乎?是故以汉高之不好儒，见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汉书·郦食其传》)；而行过鲁，即不得不以太牢祠孔子(《汉书·高帝本
纪》)；鲁为项羽守，当围城之中，而诸儒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即不得不为之叹息(《汉书·儒林传》)；其于陆生马上不足以治天下之对，而为之有所惭色者(《汉书·陆贾传》)，盖渐渍于儒说，非一日矣。既即帝位，用叔孙通制朝仪，张苍定律令。是二人者，皆秦博士，故儒生也。及孝惠四年，遂除挟书之禁。孝文帝立，欲广游学之路。于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是时民间藏书渐出，而贾生方日以仁义之说陈于天子之前。(《贾谊传》)虽曰公卿皆武力功臣，薄太后又好黄老术，皆不知重儒，然儒术之兴，有不待武帝之表章六经而已决知者矣。盖自七国之世，儒之道虽不见用，儒之说则深中于人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故语近功，则儒不及百家；而言长效，则百家不及儒。此儒之得兴于汉者，一也。秦尚首功而弃礼义，其效至于富强，而其弊则至于君臣父子不相顾。故荀卿所以策秦者，曰：“力术止，美术行。’(《荀子·强国》)秦终不悟，遂以亡其社稷。于时贾生论秦，亦推言其过，在于仁义不施(《过秦论》）。汉兴，惩秦之亡，故不得不反秦之弊。此儒之得兴于汉者，二也。秦之遇儒至虐，故儒之处境至苦。而惟其处境之苦，乃以成其自守之坚。秦禁偶语《诗》、《书》，而伏生之《尚书》即以口授而传；《诗》三百篇亦以讽诵而得不绝；禁藏《诗》《书》百家语，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而异日之古礼逸书，即出于壁中。盖当秦汉之交，儒者之抱残守缺，出入于死生之际者，不知其几何人矣!故三代古籍之存而不失，一皆儒者之力，而他家不与焉。此儒之得兴于汉者，三也。不特此也，自是以后，其校定诸子者，如成、哀时之刘向父子，安帝时之刘珍，顺帝时之伏无忌、黄景，即皆儒者。是不独六艺由儒者而复显，即诸子亦赖儒者而后传。汉以前，儒为九流之一；汉以后，儒为百家之宗。向使无儒，则中国学术之亡久矣，而
尚有今日哉!
当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尊孔氏而抑百家(见《汉书·董仲舒传》)。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武帝本纪》)。此史所称武帝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者也。然观前后《汉书》，杨王孙学黄老之术(《汉书·杨王孙传》)，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汉书·耿弇传》)，矫慎少学黄老(《后汉·逸民传》)，则武帝以后，黄老之学犹存也。路温舒学律令，于定国少学法于父(《汉书》各本传)，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汉书·躬传》)，阳球好申韩之学(《球传》)，则武帝以后，申、韩刑名之学犹存也。不独此也。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著书二十八篇，与邹阳、徐乐、严安、聊苍所著之书，皆见于《艺文志》，是汉有苏、张纵横之学矣。田蚡学《盘盂书》，为杂家。而《淮南》内外篇，与东方朔所著书，亦见于《志》，是汉有杂家之学矣。不过国家以五经立学，缘是而经术特盛，其显名于时者，又彬彬皆儒学之臣，百家遂不能不瞠乎其后矣。抑吾观董仲舒，以春秋灾异，推阴阳所以错行(本传)；高相，专说阴阳灾异(《汉书·儒林传》)；京房，长于灾变；翼奉，好律历阴阳之占(《汉书》各本传)，则儒之中有阴阳矣。董君(即仲舒)以春秋决事比；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
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汉书·张汤传》)，则儒之中有法矣。刘向有《说老子》四篇(《艺文志》)，则儒之中有道矣。是故诸葛亮以申、韩教太子禅(《三国志·诸葛亮传》)，未尝谓亮为法家而非儒也；范升习老子教授诸生(《后汉书·范升传》)，未尝谓升为道家而非儒也。盖自汉以来，儒者不必皆治道德、名、法，而治名、法、道德则无不儒者。故吾谓汉以前，儒为九流之一；汉以后，儒为百家之宗者，此也。

宋儒之学，要渊源于濂溪。然而风气之开，则亦不自濂溪始。梨洲《宋元学案》首列安定(胡瑷)、泰山(孙复)，而泰山之门，则有徂徕(石介)，当时所谓三先生者也。吾观泰山与范希
文(仲淹)书，谓：“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则讲经不依传注，泰山实先倡之。而安定之学，传之者有徐仲车(积)。仲车作《荀子辩》，所以发明性善之说者甚备。其教门人，则每于空中书一正字，云：“于安定处得此十字，用不尽。”由此可推见安定之教。朱子谓“安定不传，不出于章句诵说”(《与薛艮斋书》)。盖大有见也。三先生中，惟徂徕较粗。然其力距佛、老，亦大振当时儒冠之气。故有宋一代，除濂溪外，其余绪足以沾被后学者，无有过于三先生。是以晦翁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而黄东发(震)且谓“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见《黄氏日钞》)。然则论倡导之功，三先生者正未可没也。抑宋儒之学，虽以濂洛为正支，而其别派旁流，亦难齐以一例。故有濂溪、康节之《太极图说》、《皇极经世》，即有欧公(欧阳修)之以《河图》《洛书》为怪妄，斥《系辞》非孔子之书。有二程之推崇孟子，即有温公(司马光)之疑孟、盱江(李觏)之《常语辩》极诋孟子为背于圣人。有欧公、温公、二程之辟佛辟老，即有东坡(苏轼)之《易解》、子由(苏辙)之《老子解》，大为佛、老张目。然此犹仅就濂洛初起时言之也。至于南渡之后，同为伊洛之传，而有朱、陆之异；又旁出为永嘉之事功、东莱之文献；再降为深宁(王应麟)之考证，东发之记诵。是丹非素，浸多争执。所谓源远而末益分者，非耶?然而宋当金、元迭盛，宗社再覆，一时效忠之士，犹出讲学之徒。语武功虽有余惭，言学术亦更无匹敌矣。

宋明诸儒，虽有异同，而其源要出于佛氏，盖风之所被，未有不与俱化者也。独怪基督教自明万历间入中国，一时士夫颇多与其徒交游者。而由明逮清，儒者之书，鲜道及之。以吾所
见，陆桴亭《思辨录》有曰：“天地间只有阴阳，阴阳只有五行。释氏之地水火风，邵子之水火土石，西教之天地气火(本地水气火，桴亭误作天地气火，想系得之传闻，故有此舛。不然，则刊其书者失之)，总欠自然。’(《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二天道类)次则应潜斋作《性理大中》(潜斋名伪谦，浙江仁和人。生于明，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于论天地气候之变，颇称西士熊氏之说(即熊三拔)，推为精当(《性理大中》卷二十一、二十二)。又为《天教论》谓：“尝念佛生于中国之坤方，则西北乾方，必有偏阳之教与其道相反者。闻欧罗巴人在中国西北，尊天而贱地，殆即此乎。及询之西人，果得所谓天主者。盖生于汉哀帝时如德亚国。起匹夫，其国徒众，翕然从之，化被远近。殁后千几百年，而西北诸国尽从其教。吾观《几何》一书，用点画曲直，尽万形之变。天下之易知，诚无如此者。然而其为道不简，从事于此，必至于杀精。吾观《金刚》一书(此指《金刚经》)，以无住生心，化被区域。天下之简能，诚无如此者。然而其为道不易，从事于此，必至于灭神。天主罹患于西北，则阳亢故也。释迦剥肤于西南，则阴亢故也。西北之人，以无不知为贵，故乐于用心。从事于此，则自生神。西南之人，以无知为贵，故乐于息心。从事于此，则自生精。极其教，则阳过者杀，阴过者灭矣。西北者，其天道之失中者乎?西南者，其地道之失中者乎?”布《易》理以论释迦、基督之教，以为各有所取，亦儒者之所罕见。然亦即自谓未多见其书，其道不能详，故所言全出之揣度。至以《几何》之书与基督之教，并为一谈，是可哂也。窃尝推究其故，盖明时西来之士，如利玛窦、熊三拔之辈，其所持以炫吾国人者，在其技巧，而不在其宗教。即言事天爱物，与中土旧谈，初无所异。故李之藻序利氏《天主释义》(之藻，浙江仁和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其所译《名理探》，为名学最初之译本)谓其：“小心昭事大旨，与经传所记，如券斯合。”而庞迪我《七克》一书，以贪傲饕淫怠妒忿，谓之七贼，欲以施舍谦让克之，其文绝美。熊明遇为之序(明遇，江西进贤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东林党人也)，亦曰：“遏欲存理，归本事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云云。是故当时学士大夫之于彼教，乐道其历数星象之学者多，而向往其洁身修禳之术者少；入其笠以招之者多，弃其学而学焉者少。彼之不能益于我，由我之无所取于彼，非必深闭而固拒之也。至若天堂地狱之说，窃之佛氏，我所餍闻。糟粕之谈，不当一盼。况自千七百四年，岁马教廷有不认奉祀祖先之令，与中土之俗更生扦格。于是康熙四十六年，遂幽禁教皇使臣于澳门，而各地教士，亦遭驱逐。举历数星象几何制造之学，向所震惊以为穷神致化者，视如毒螫，而况其教乎哉!故明、清之基督教，不能与齐，梁以来之佛教比者，教有不同，亦势有不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