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上海的孤岛和沦陷时期，12岁的少年夏之秋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妹妹。成了孤儿的他与从未谋面的舅舅一家生活在了一起，后来又因舅舅几乎将家底败光，被送去条件艰苦的寄宿学校。寄宿学校谜一样的校长、性格各异的孤儿、崇敬的女老师也只是过客，重新回到家里的夏之秋不得不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当邮差、去药号做伙计，在他的努力下，舅舅悔过自新，舅妈对他充满感激，这个家终于像点样子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坚信妹妹活着的信念得到了证实……
作者试图通过少年的眼睛还原那个时候的世象和普通人的命运。
殷健灵，1971年10月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做过女性杂志主编，2003年起供职于《新民晚报》副刊部，为主任编辑。1998年加入巾国作家协会，现为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18岁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处女作，由诗歌起步，从此与儿童文学结缘。写作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
主要作品有：《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系列》(收入长篇小说《纸人》《哭泣精灵》《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橘子鱼》五种)，长篇幻想小说《风巾之樱》，散文集《纯真季节》《记得那年花下》《听见萤火虫》，中短篇小说集《青春密码》《一滴秘密的眼泪》，诗集《盛开的心情》等共计二百余万字。
曾获冰心图书奖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三次)、《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新世纪儿童文学奖、首届政府出版奖提名奖、“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称号等。
第二天，我才听说事情的原委。
各大报纸都出了消息，说日军兵舰“出云号”是炮击闸北的罪魁之一。前一天，“出云号”正停泊在黄浦江码头补充燃料，中国战机想趁机发动报复性突袭，将它就地炸沉。国军出动四架轰炸机轮番向“出云号”投弹，没想到却无一命中目标。其中有四枚炸弹甚至鬼使神差地被误投到华懋饭店门前。这时，日舰开动全部防空炮火对国军战机进行猛烈还击。一架国军战机尾翼中弹，冒起黑烟。这架负伤的战机原想飞往虹桥机场降落，为了减轻负重，计划将一枚机携炸弹投降至跑马厅广场引爆，未想却又误投至大世界十字路口，导致了一场更加惨重的自伤事故。《申报》上说：“此为不可避免之意外。”
整个百花巷、整个上海都在议论这件事。
可是，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原因，不管是谁投的炸弹，对我都不重要了。
我只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没了，妹妹也没了。
我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只有这一个念头。
阿香用手摸着我的额头说：“少爷，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大半天了。”我听见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说完，别过身去，有气无力地用抹布将箱柜上的薄灰揩掉。
从早晨开始，我一直站在靠门的镜子前面不肯挪步。这是我家最大的一面穿衣镜，正对着门，镜框是铜制的，雕着花。每天爸爸都在它面前整理完衣装出门，妈妈也是，做了新衣服，都要在镜子前面照半天。妹妹更加臭美，一天至少三次对着它做出各种表情自我陶醉。
我对着镜子发呆，恍惚看见里面照出他们三人的影子，还有那天他们离开家的背影。恍然间，我好像在大白天看见自己的梦——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时候，门铃响了。看见门外的人，我和阿香都呆住了——是车夫有顺。仍旧是那天的装束，不同的是，他的衣服前襟上烧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黑洞，右手手臂用纱布吊着。看见我，有顺用左手捂住脸哭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我低着头听。
“开完茶会老爷、太太和小小姐从酒楼里出来，刚上车，小小姐说口渴，想吃冰淇淋。太太就差我去买……我跑了三四条马路才买到冰淇淋，赶紧拿了往回跑。眼看着就要到了，就听见头顶飞机的轰鸣，很多人站在马路牙子上看热闹……国军刚刚在闸北八字桥打了胜仗，大家都欢欣鼓舞呢……可是，不容我细想，只听轰的一声，我觉得脚下一震，竟什么都不晓得了……醒来已经在医院里，我的右胳膊断了，医生说我命大，是被震晕过去的，还好只伤了手……可是我活着又有什么用啊！”有顺蹲下身子，大声地抽泣，样子很吓人。
“可是，我们没有找到小小姐的……”阿香看着我，轻轻说。
爸爸曾经这样解释眼前发生的事情，日本人来了，但是租界是安全的。即便战事发生，我们的住处也不会被波及。前一阵，爸爸读着报纸说，战事山雨欲来，可是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爸爸和妈妈议论这些事情时，我都似懂非懂。 至少，我感觉身边是平静的，每天玩耍、睡懒觉，一切照旧。没想到，它会突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扔到我的面前。
现在，爸爸和妈妈都不在了，没有人能给我作解释，我仍旧不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周后，爸爸妈妈的遗体下葬，因为没有找到妹妹的遗体，只好做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和爸爸妈妈葬在一起。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陌生人，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很多人伸手抚摸我的脑袋，眼睛里含着泪水。主持葬礼的薛公公是爸爸的上司，他把我拉到跟前，对所有的人说：“你们都看见了，这是绍棠的儿子，他只有十二岁。绍棠不在了，如果以后他的儿子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会不会伸出援手？”“会！”下面的大人们齐声回应，然后是一片压抑的啜泣声。我一直低着头，不敢看那些怜悯我的眼睛。很奇怪，整个葬礼我都没有哭，也许是悲伤太重，反而流不出泪水了吧。我只是看住脚尖，几乎要把地面看出一个洞来。
在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舅舅，妈妈的弟弟。妈妈叫林牧言，舅舅叫林牧辉，只差一个字。这么热的天，他戴着顶黑色的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眉目间有妈妈的影子。舅妈挽着舅舅的胳膊，默默地打量我。我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舅舅，他早年去了外埠，却在妈妈去世后回到了上海。
舅舅和舅妈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们作为唯一的亲人，成了我当然的监护人。葬礼后不久，我便在家里见到了他们。再以后，舅舅和舅妈带着他们的儿子，我的表弟惠明，成了升平街百花巷58号的新主人。
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都变了。
他们重新装修了房子，换了家具。我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别的都可以动，但我的房间和门口的穿衣镜一定要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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