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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


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

作  者:许知远 著

出 版 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3月

定  价:28.00

I S B N :9787216059060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世界史    

标  签:鸦片战争以后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1949年)  通史  中国史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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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这本书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时代,还有对未来岁月的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更深刻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 的无可质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TOP作者简介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出版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中国纪事》等。)

TOP目录

致谢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自序:历史的意识

第一部分 追寻现代中国
 第一章 帝国的崩溃
2月的崩塌
组织的退化
落后于腐败的挽救
第二章 脆弱的新政
日俄战争之后
紫禁城内的“新政”
不可避免的失败
新力量的崛起
第三章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
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被忽略的失败努力”
激进变革的历史性胜利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最后的孙中山
第一个大总统
不断革命
同父的遗产
1925:苦闷的象征
信仰基督与儒家的蒋介石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第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浪漫主义的贫穷、混乱与傲慢
110年之后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
“谁是毛的真正继承人”
复出
重组中的世界
故事仍在继续
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

第二部分 重新想像中国
 第七章 重新发现中国
“一块看得见的新大陆”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第八章 在渐进中变革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
新兴力量的出现
共同推动的力量
发出新芽的传统
第九章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费孝通那一代
大学的幻像
丢失的传统
《大公报》的立场
追求受人尊敬
责任让位于利润
不一样的乡愁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第十章 众神狂欢的网络纪
我曾是个dot-commer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
第十一章 镀金年代
脆弱的全球雄心
大师,还是巫医
除了杰克·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商业的崛起社会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转变中的富人角色
转型年代的商业精神
商业革命的意义
清醒地面对现实
让我们谈谈未来
坐标的意义
我们的镀金年代
第十二章 焦虑的社会
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
压抑的狂欢
环境与社会的崩溃
第十三章 变化的三年
2002年:跨越单一思维
重思中国奇迹
2003:中国有几副面孔?
2004: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经济决定一切的年代
越来越大的阶层反差
一切都变得那么碎片化

第三部分 告别历史的假期
 第十四章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
传统在矛盾中延续
更贴近的参照
150年的比邻竞争
中日都面临观念的变革
已经变化了的日本
“了解那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第十五章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幼童的悲剧
“最年轻的列强”
曾经的黄金年代
“去游行,去签证”
第十六章 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
美国的传统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
我们的世界
第十七章 真正的国家实力
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
为未来做好准备
告别历史的假期
中国的假期有多长
加入全面全球化
第十八章 尚待成熟的国家
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
可疑的成就
一桩家庭事件

后记:热情的幻象

TOP书摘

第一部分 追寻现代中国

第一章 帝国的崩溃

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最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
2月的崩塌
2005年2月12日,我在山东威海的刘公岛参观那些被打捞上来的北洋海军的船舰的碎片。这一天距离北洋水师彻底崩溃正好110年,110年前这一天的凌晨,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身亡,宣告了持续7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两个月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它包括巨额的赔款与台湾岛的被割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
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仍在继续,历史细节被更多地挖掘出来。但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战争失败的原因常常被归结于日本人的野蛮与清政府的无能,似乎只要替换了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用修建颐和园的经费购买炮舰,以更严明的纪律训练军队,就可能战胜日本。
关于军事上的讨论我们暂且搁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甲午战争发生前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一个重新复兴的时期。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经兴起,他们引入西方观念、技术,挖掘人才,不管从道德还是见识方面,都为官僚系统注入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逐渐更专业化地与外国人打交道,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在很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
但甲午战争却宣告了中国的这种变革的彻底破产。尽管同为专制政体,但中国的改变比日本不彻底得多。尽管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人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但中国的变革从未能触及更深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它试图将一个近代国家的模型,生生嫁接于已经僵化的儒家社会之上。在接受了技术创新之后,中国人并未开始理解什么是社会创新,它没有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对于权力的制约……而且悲哀的是,即使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似乎仍在遵循类似的方式,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似乎仍留有彼时的烙印。
组织的退化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但彼时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都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大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的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没人指望他们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他们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长矛大刀,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们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方面的对手们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关于那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力量,仅仅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不能假装能够理解为什么清朝在朝鲜的统帅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至于紫禁城内的气氛,没人真的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关键,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把海军军款挪用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一些钱,中国的百姓们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称呼我们自己的,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最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所遭遇的挫折与尝试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了亚洲腹地。而它的人口在心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的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 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伏尔泰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持续了超过1 000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3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4.5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要知道不管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晋升之路被封闭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掉。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的屈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显得脆弱不堪过,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力地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力量;而一支用变样的基督教统一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裕的长江领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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