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2003年4月，西班牙出版社推出了拉丁美洲著名文学家巴尔加斯·略萨的新作—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作品的两位主人公都是历史上有过的真实人物。一位是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另一位是高更的外祖母伏罗拉·特里斯坦。

全书二十二章，单数各章讲述高更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的故事；双数各章讲述保罗·高更的故事。

他等待着毒药的效果，没有恐惧，没有他喜欢过的什么恐怖的想象，只有朦胧的好奇。几乎是立刻就开始打哈欠了。你是不是要睡觉？你会甜蜜而无意识地从生命过渡到死亡吗？你原来以为服毒去死会是惊心动魄的，是惨痛的，是撕心裂肺的，是五脏六腑的大灾难。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你陷入到一个朦胧的气态世界里去了：你开始做梦。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不知道：他唯一的墓志铭竟然是希瓦瓦主教写给上级的一封信。多年以后，科克已经成为世界名人，受到赞扬和专门研究，他的作品为全世界的收藏家和博物馆争先恐后地购买的时候，有着他生平的著作都引用这封信，视其为在一些时期，艺术家所遭遇的不公正命运的象征……他们总是梦想着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找到天堂。主教写道“在这座岛上，最近唯一值得记录的事件就是一位叫做保罗·高更的人突然身亡，他是出名的艺术家，但是他与上帝和这片土地的每一个正派人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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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小说家、戏剧家和批评家，拉丁美洲作家的杰出代表。出生于秘鲁阿雷基帕。一九五九年，以《首领们》初获文名，一九六二年出版代表作《城市与狗》，又著有《绿房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公羊的节日》等多部小说，以及《塔克纳小姐》、《琼加》和《阳台上的疯子》等戏剧作品，二○○三年又有长篇新作《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问世。

一   弗洛拉在欧塞尔

凌晨四点，她睁开了眼睛，心想：“弗洛拉，从今天开始，你要改变世界啦！”面对这样的前景，她并没有沉重的感觉，她要开动消灭不公正现象的机器，若干年后把人类改造成功。她内心平静，觉得有力量去对付前面可能出现的障碍。就像十年前那个下午，在在圣日耳曼召开的第一次圣西门学派的会议上，她听见普罗斯珀·昂方坦描述那对救赎世界的弥赛亚夫妇的情景。她于是暗暗向自己作出承诺：“你将来就是那个弥赛亚式的女人。”可怜的圣西门学派的先生们！瞧瞧他们那套令人发疯的等级制度吧！瞧瞧他们那盲目地热爱科学以及这样的思想：只要由工业家来执政并且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社会就足以获得进步了！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你早就把圣西门学派甩在后面很远了。
弗洛拉起床，洗漱，穿衣，不慌不忙。昨天夜里，画家朱尔·洛尔来看望她，祝愿她出游顺利。此前，她已经打点好了行李。随后，她与女佣玛丽一马德莱娜以及卖水的诺埃尔·塔法内尔一道，把行李运到楼下。她亲自拎着那个装有一些刚刚印刷好的《工人联盟》的口袋；她不得不每下几级台阶就停下来喘口气，因为口袋太重了。马车来到巴克大街准备送弗洛拉前往码头时，距离她醒来已经有几个小时了。
夜色依然浓重。街头的煤气灯已经熄灭。车夫藏在披风里，仅仅露出眼睛，用一根咝咝作响的鞭子刺激着拉套的马儿。她听见了圣叙尔比斯教堂的钟声。弗洛拉觉得空寂、黑暗的街道像是幽灵。但是，塞纳河边码头上人声鼎沸：旅客、船员和搬运工在作出发前的准备。她听见下令声和叫喊声。轮船起航以后，浑浊的河水泛起一片泡沫，太阳在春季的蓝天上熠熠生辉。这时，她正在船舱里喝着热茶。她不浪费时间，立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八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接着，她便开始研究起了身边的旅客。天黑的时候轮船才能到达欧塞尔。弗洛拉，你有十二个小时可以丰富自己对这个穷人和富人水上样板的认识。
船上的有产阶级很少。数量可观的船员把茹瓦尼和欧塞尔的农产品运到巴黎来，现在正要返回老家去。船员们围着自己的老板——一个红发络腮胡子、五十岁左右、神情严肃的男子——准备吃饭。弗洛拉与他有过友好交谈。老板坐在甲板上，周围是他的伙计们。这时是上午九点，他开始给每个船员随意分发面包、七八根萝卜、一点盐和两个煮鸡蛋，再用一只传来传去的锡杯让每人喝上一小口国产葡萄酒。商船上这些船员每天的工资是一个半法郎，他们在漫长的冬季过着贫困的生活。雨季里，露天劳动是很艰苦的。但是，弗洛拉在这些船员与老板的关系中，没有发现英国水手那种几乎不敢直视老板的奴颜婢膝态度。下午三点，老板给船员们送来一天里的最后一顿饭：火腿片、奶酪和面包。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圆圈，静静地吃饭。
到了欧塞尔港，卸行李让她着实费了一番工夫。锁匠皮埃尔·莫罗事先为她在市中心预定了一个又小又旧的住处。黎明时分，她到达了下榻的地方。就在她打开行李的同时，曙光来到了人间。她上了床，心里明白自己是合不上眼睛的。但是，这是她长久以来躺在床上望着照射在印花布窗帘上的日光渐渐爬高时，第一次没去想自己的使命、痛苦的人类以及为工人联盟组织发展成员。她想起了自己出生的家，巴黎郊区沃日拉尔镇那个她现在讨厌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里的房屋。你还记得那个“家”吗？就是那个宽敞、舒适的家，那个有人精心照料花园的家，那个有女佣忙忙碌碌的家？或者你还记得母亲给你描绘的家？那时你们已经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了，你的残疾母亲用回忆陈年往事来自我安慰，从而忍受富阿莱大街上两问小屋的拥挤、肮脏、丑陋。你们母女不得不栖身于那小屋，因为政府当局抢走了你们在沃日拉尔镇的住宅，理由是你父母的婚礼由于是在毕尔巴鄂经一个法国流亡教士主持的，因此无效；你父亲堂马里亚诺·特里斯坦是个秘鲁出生的西班牙人，而那时西班牙正与法国交战。
弗洛拉，有可能你童年的记忆仅仅保留了母亲讲述的故事。你那时年纪太小，不可能记住花匠、女佣、带绸缎封套的家具、厚重的帷幕、那些用来装饰客厅和餐室的金、银、玻璃和手绘陶瓷制品。特里斯坦夫人躲进沃曰拉尔昔日的辉煌里，为的是不想见到臭气熏天的莫贝尔广场上饥寒交迫的景象——广场上到处挤满了乞丐、流浪汉和底层的人们。她也不想见到酒馆林立的富阿莱大街。你在这条街上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是的，对于这段时光你是记忆犹新的。洗脸盆，端上端下；垃圾袋，提上提下。在咯吱咯吱响的破旧楼梯上，你害怕遇上那个紫红脸膛、鼻头肿胀的老酒鬼——朱塞皮大叔，他色迷迷地盯着你，拿长长的手弄脏你，有时还会拧你的脸蛋。那段童年时光充满了贫穷、饥饿、恐惧和悲伤，尤其是你母亲处于惊愕状态，无法接受眼前的不幸，因为此前她同丈夫一起过着女王般的生活；她的丈夫，无论怎么说都是在上帝面前定下的合法丈夫——堂马里亚诺·特里斯坦·莫斯科索，是西班牙国王军队的上校，一八○七年六月四日因突发中风而英年早逝。那时你刚刚四岁零两个月。
另外，你不大可能记得父亲。堂马里亚诺长着圆脸，浓眉，卷毛胡须加上长长的灰色络腮胡子，脸色微红，手上戴戒指，这是你记忆中父亲的面容。而实际上你并不知道那个抱着你、领着你去沃日拉尔镇花园里看蝴蝶在花间飞舞的父亲的模样；有时他还滑稽可笑地给你喂奶嘴。那位先生常常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法国旅行家写的秘鲁游记，他常常接待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后者就是未来的“解放者”，他率领大军解放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父亲圆脸、浓眉的模样是你从母亲摆在富阿莱大街楼上床头柜上的油画像上看来的，那是特里斯坦家族在秘鲁阿雷基帕市圣多明各大街住宅里的油画之一。你长时间地注视着那幅油画，直到确信那潇洒、高贵、雍容的先生就是你父亲为止。
弗洛拉听见了欧塞尔大街上早晨的喧闹声。她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她的一系列约会将在九点开始。通过锁匠皮埃尔·莫罗的帮助，以及好心的阿格里高尔·佩迪吉耶写介绍信把她推荐给地区互助会的工人社团，她已经确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你还有时间。再躺上片刻，会增加力量。安达卢西亚女人，准备迎接环境的变化吧。
如果堂马里亚诺上校再多活上几年，事情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弗洛拉，那么你就不了解什么是贫困了。可能你会带上一笔丰厚的嫁妆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结婚，生活在沃日拉尔镇上周围是花园的豪宅里；可能你就不知道饥肠辘辘地上床是什么滋味了；可能就不懂得什么是歧视和剥削的内涵了；“不公正”可能对你说来就是一个抽象的词了。你父母可能会让你受教育，会叫你去上学，听老师的话，给你找个家庭教师。虽说不能肯定的是，好人家的女孩受教育仅仅就是为了招来一个好女婿，当个贤妻良母而已。于是，凡是为生计所需而应该学习的东西，你可能就都不了解了；于是，你也就不会有让你终生难堪的拼写错误了。而且毫无疑问，你读的书肯定比现在多得多。你可能会整天忙于穿衣打扮，细心照料双手、眼睛、头发、腰围，会过上一种沉湎于舞会、剧场、吃喝玩乐的生活。你会是一只钻进美满婚姻里的漂亮寄生虫。你绝对不会好奇地想知道你生活的小圈子之外的天地究竟如何，因为你在父母、丈夫和儿女们的庇护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你会是生儿育女的机器，会是个幸福的女奴，会在每个礼拜天去做弥撒，参加周五的掰饼会。你到了四十一岁将会成为肥胖的主妇，狂热地追求巧克力和九日斋。你就绝对不会去秘鲁旅行，不会去英国观光，不会发觉躺在女友奥林匹亚怀抱中的感受，也绝对写不出现在这些作品了，虽说有拼写错误。当然，你绝对认识不到妇女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你也绝对不会想到，妇女为了自身的解放，必须与其他被剥削者团结起来，以便发动一场和平革命，这场革命对于人类的未来，就像一八四四年前基督教的诞生那样重要。“亲爱的爸爸，你死了反而更好。”她笑着下了床。没有疲倦的感觉。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感觉到脊背和子宫的疼痛，也没有感觉到胸口冰冷的潮湿。弗洛拉，你感到心情好极了。
第一个聚会是在上午九点，在一个车间里碰头。本来锁匠莫罗是要陪同她一道前往的，结果他由于有个亲戚去世而急匆匆地离开了欧塞尔。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自己独舞吧。按照事先的约定，有三十个欧塞尔互助会的成员在等侯她，他们的团体有个漂亮的名称：自由的责任。他们几乎都是制鞋工人。由于来访者是女性，他们的目光露出怀疑和不安，个别人还带有嘲讽的神情。自从几个月之前她开始在巴黎和波尔多给一些小团体讲解工人联盟的思想以来，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眼神。她讲话的声音丝毫也不颤抖，表明她坚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随着她讲解的深入，听众的不信任表现渐渐消失。她说明了工人们在团结起来以后应该如何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享受健康的权利、正常的生存条件。她说一旦分散开来，工人们肯定会受到老板和政府的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