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精装）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1）1949年后研究成果肯定了这场革命的农民战争性质，缺点是未深入探讨其客观发展，总结历史经验。 （2）洪秀全借来的西方上帝比传统宗教更便于发动、组织下层群众，其中特别是“崭新”的仪式、戒律被改造为严格的军事纪律，起了很大作用。 （3）以宗教信仰、道德说教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不可能持久。不应把农民革命和农民领袖理想化。 （4）砸烂的只是孔子的牌位，军事斗争冲击了“四根绳索”，却不能变更它。 （5）《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与空想性，纯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违反了客观历史的发展。 （6）集体化、单一化、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和生活蓝图，企图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组织和权力支配社会。 （7）《资政新篇》是珍贵的续编，它比小生产者的空想更符合历史过程。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1）龚自珍的浪漫前奏曲和魏源、冯桂芬的历史地位。 （2）七十年代马建忠、薛福成等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 （3）主张新经济发展为要求上层建筑的改革：八十年代郑观应等人的政治主张，开议院成为变法维新的关键。 （4）新旧意识形态既尖锐对立，又相互渗透。 （5）九十年代改良派思想的高峰：理论上的成熟，提出了民权、平等等重要观念。 （6）与顽固派、洋务派的思想斗争：反对“中体西用”。 （7）低估了封建顽固势力，要求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的第一次失败，改良派自由主义让位于革命派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康有为思想研究 （1）康的思想体系的四个方面及其成熟过程。 （2）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渗入先进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当时主要特色之一。 （3）传统人性善恶命题论辩的时代内容：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反对封建传统的天理人欲论。 （4）“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 （5）“大同”空想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容：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是其主要特点。 （6）人权、平等、自由、独立作为理想大同社会的基本原则。 （7）“托古改制”在政治斗争中的实践意义。 谭嗣同研究 （1）谭嗣同思想产生的时代阶级特征：九十年代的改良派左翼。 （2）谭的“以太”基本上是物质性的概念。 （3）“仁”与“以太”的多层关系。 （4）“心力”是唯心论概念，“心力”与“以太”能否等同诸问题。 （5）对封建纲常和君主专制的猛烈抨击是谭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 （6）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诡辩论、科学与宗教、革命与改良……一系列悲剧性的矛盾。 论严复 （1）严的历史地位不在代表改良派，而在给近代中国人以进化论的新世界观。 （2）这是他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影响了好几代知识分子，《天演论》不只是翻译。 （3）介绍英国经验论哲学和逻辑归纳法。 （4）对理论思辨重视不足，从而由经验论到主观唯心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近代中国哲学一个重要教训。 （5）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介绍《原富》、《法意》）是未起影响的重要方面。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1）中国近代分为四期（18401864，1864～1894，1894～19ll，191l一1919）：两个革命高潮，两个革命低潮。 （2）自立军运动和拒俄义勇队是革命派发展中的两个关键环节。 （3）由爱国而革命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不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而是国家的独立富强，成为出发点和首要问题，它为以后几代革命者所不断重复。 （4）兴中、华兴、光复三会有不同特色。 （5）陈天华的反帝救国，章太炎、朱执信的主观社会主义是具有代表性和有社会根源的思想。 （6）邹容呐喊的人权、民主、自由最终被淹没在上述两种思潮之中。 （7）反帝、反满遮盖了反封，对封建主义以新形式或旧形式继续统治估计不足，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论孙中山的思想 （1）建设富强祖国、反对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两大内容。雄伟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2）民权主义本应是革命的中心。《民权初步》的积极意义。 （3）“权能分开”说的弊病，“万能政府”在中国条件下便可向封建法西斯变质。 （4）民生主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又反对资本家。 （5）孙的“生元说”。中国近代哲学的某些特征。 （6）革命的失败突出了理论的重要性。（《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的唯物论的认识论。 （7）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章太炎剖析 （1）决定章的历史地位的是作为宣传家思想家的第二时期（190

 

内容提要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康有为思想研究
谭嗣同研究
论严复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论孙中山的思想
章太炎剖析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后记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成绩最大的应推太平天国。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上，或在论著的质和量上，都如此。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这场革命的性质，过分肯定了这场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农民战争。当然，也有很大缺点和不足，最重要的缺点是忽视客观地探讨农民战争的客观发展，总结这场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经验教训。近些年，在“四人帮”统治下，更不许谈这方面的问题。相反，梁效、罗思鼎之流在其所谓歌颂农民革命的旗号下，故意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说得神乎其神，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下面试就人所熟知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　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像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进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
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各种内容，如以经济平均主义为内核的朴素平等观念，和“太平”“天国”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口号，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从汉代的《太平经》到唐代的《无能子》，从《诗经?硕鼠》里的“适彼乐土”到《抱朴子?诘鲍》的“安土乐业，顺天分地”，都确如列宁所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它从西方学来了一套新的形式，把这种反剥削的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此来作为发动、组织、统帅农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觉，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洪秀全，他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是这场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首领（前期的组织家和军事领袖主要是杨秀清）。与一般思想家很不相同，洪秀全的思想已成为千万农民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现实斗争的武器，成为太平军的灵魂，并且也是太平天国“钦定”的意识形态。他的创造性，就在于他借来了一个西方的上帝观念来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1837年洪秀全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一本毫无革命意义和思想价值的基督教的拙劣宣传品。但它所联系某些中国现实所宣传和翻译的《圣经》教义诸如天父、耶稣、洗礼、祈祷、仪式以及反对偶像，斥责儒、道、释等等，对当时广大中国人来说，则确乎闻所未闻，是与中国各种传统观念和思想形式，从孔孟经书到佛道迷信，大相径庭的新鲜事物。应该说，正是这一点，符合了最后一次考场失败正无路可走的洪秀全的迫切需要（他的那场大梦，下意识地表现了他对现实制度的满腔愤慨和泄愤式地要求报复与反抗的意念：一个没人瞧得起、屡次科举失利的穷书生，偏偏要来统治山河，主宰人世）。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新鲜理论、观念和仪式符合了当时封建统治比较薄弱、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的广西地区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借来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比皇帝的权威还要大的上帝，来打倒、否定和扫荡世间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权威。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比起三合会、三点会的下层传统秘密结社更具有上述功能，更便于与旧观念和习以为常的旧生活方式决裂，把会众的思想、行动和全部生活统一起来，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原道救世歌》）。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到《原道觉世训》，洪秀全终于由宣讲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发展而为政治斗争的号召。《劝世良言》强调的是人的堕落、神的惩罚；《原道觉世训》中却充满“他是何人，竞砚然称帝者乎”之类的战斗呼声。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当地农民起义的需要。并非如国外某些论著所认为，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的形式。
洪秀全对那种种强调谦怯自卑、逆来顺受、甘于屈辱、安于命运，所谓打你左脸再把右脸送上去之类的《圣经》教导合弃不要，明白指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基本合弃了《劝世良言》中那种种叫人安分守己、服从封建统治、维护现有秩序、不欠债、要完粮之类的东西。洪秀全强调宣传的是所谓“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和斗争，是自己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斩妖杀魔，“上帝差朕降人间……尔等妖魔须走快”（《九妖庙题壁》）；“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永安突围诏》）；洪秀全的上帝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博爱”之梦，而是农民弟兄的复仇之神。洪秀全在起义之前还宣传一些什么“止杀”“是以先代不嗜杀，德合天心天眼开”（《原道救世歌》），“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原道醒世训》）。到了后来却一再指出，“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资政新篇》上的洪秀全批语）正如洪仁歼所说，“咸丰的军队对于我们并无丝毫恻隐慈悲之心”，“我们亦不以仁爱给他们”（《天京游记》）。可见，洪秀全的上帝及其革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特别是当时你死我活的极其剧烈残酷的军事斗争）所决定、支配和改变的。
普列汉诺夫讲到宗教时曾提出观念、情绪和活动（仪式）是三个要素（《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洪秀全把这三者都注入了革命的内容。“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爱观念，被注入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平均主义和原始朴素的平等观。宗教狂热被充实以积压已久的农民群众的造反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仪式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三者之中后者本最实在和具体，一切宗教都必须依赖种种仪式戒律，才能维系其存在和表现其观念和情绪。洪秀全把摩西“十诫”改为“十款天条”，成了“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罗孝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后又不断扩充发展为更为完备的各种《行营规矩》、《定营规条十要》、《行军总要》等等。例如，“人皆兄弟”的观念在这里便具体化为官长必须爱惜兵士，军队必须爱护百姓等等（见《行军总要》）。
拜上帝会的一些基本宗教观念和热烈感情，就这样在这种神圣化了的纪律和仪式中得到了宣传、贯彻和严格执行，在斗争中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这种仪式、纪律和宣传，非常重视“天情道理”的宣讲，这种宣讲的突出特点是把宗教观念与起义前后的革命历史糅杂在一起，实际是太平天国特有的思想教育。太平天国强调要“换移心肠”，“天晴则操练兵士，下雨则习读天书”（《天情道理书》），“凡刑人必讲道理，掠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贼情汇纂》）。太平天国有一套又一套的非常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升天”“宜欢不宜哭”（《天条书》）等等，例如“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说杀尽妖魔四字），每饭不忘除妖魔”（《癸甲金陵新乐府》）。这种重视宗教宣传（太平天国的思想教育）和仪式规定（太平天国的组织纪律），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可阻挡。“以人众为技，以敢死为技，以能耐劳苦忍饥渴为技……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贼情汇纂》）。一方面，借助于一种新的宗教形式，的确改变了传统农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成为一支革命大军；另一方面，又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战争的现实需要，舶来品的基督教形式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向西方学习”必须适应和结合中国的实际才有作用。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开创了范例。
然而，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所宣传的观念、道理，所进行的思想教育、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因此在多大的程度和范围内能使人真正完全地长久地信服，便是一个问题。首先，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对这种宗教教义的信仰忠诚性并不一致。杨秀清、萧朝贵搞的“天父”“天兄”下凡附体，对他们自己来说，明知是一种欺骗，这与洪秀全真正相信梦境里的真实是不同的。洪仁歼说：“兵者，势也。因其势而导之，则一往莫遏……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此中奥妙，无人知觉”（《资政新篇》），也透露了与杨、萧类似的消息。石达开则是一开始便“不甚附会邪教俚说”（左宗棠：《与王璞山书》），后又“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吉庆元朱衣点上天王奏》）。其次，尽管惩罚极严，有杀头危险，但从李秀成到洪天福等等早期就仍违反天条，偷看禁书（见他们的《自述》），思想、观念、情感、意志靠一种非理性、反科学的宗教信仰和强制纪律来统一和维系，是不可能支持长久的。它必将走向反面。特别是经过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巨大事件之后，忠诚的信仰就逐渐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资政新篇》），仪式流为形式，禁欲转成纵欲，道德纯洁走向道德毁坏……前期那种夫妻同居一次也得杀头，那种“虽极热，夜卧不得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贼情汇纂》）之类的严厉禁律，官兵王侯，比较平等，“寝食必具，情同骨肉”的动人情景，都不再能继续维持……这表明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主干的农民革命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方向。洪秀全从前期经验出发，直到最后仍一再颁布各种诏令，极力强化道德说教和宗教宣传，结果在前期取得巨大成效的，现在却收效极微。以前好些论著说洪秀全到天京后如何昏聩无能，不问政事，以致失败。其实洪秀全始终是管事的，并且与前期一样，仍然在行政、组织、军事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锐、识力和才能，例如选拔将领（如英、忠、辅、侍等）、任免人员（如赏罚严明，对干、英、忠诸王亦不少贷）、决定战役（如东征、第二次西征等等）。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在基本思想和政纲政策上仍然顽固坚持、并愈来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理性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说教，他不是如实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是把革命的成败归结是否忠诚于宗教信仰，抱着他那些僵死的教义和前期的经验不放，甚至最后在改国名、朝名、玉玺名上面做文章，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等等，以期拯救危局，改变形势，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从这个洪秀全个人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的正是阶级的局限。一代天才最后落得如此悲惨、被动，是由于他不可能摆脱传统生产方式带给他的深刻印痕。所以，不应将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理想化。一方面，它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仍然要回到传统生产方式去，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数十年武装斗争，也可说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继承关系。因之把农民战争理想化也是有原因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号称“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下进行”的，从而它与历史上的任何农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本应有原则区别。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曾建议郭沫若写太平军。然而悲惨的是，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所有农民革命的长处和弱点，它的巨大成功和失败，却只有今天才更能了解其深刻内容和意义。
二　砸烂孔丘的牌位
洪秀全由于信仰上帝不拜偶像，砸烂私塾中孔丘牌位，被解聘，从而开始走上革命活动的道路，这确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反孔，本文认为，不应把它形而上学化，要看到它的两重性。
洪秀全固然因考场失败对孔孟教义怀有不满，但他主要是在起义后，因为与阶级敌人的对垒，才日益坚决反孔。所以，起义前著作中充满孔孟的传统思想、观念、语言、名字（如“孔颜疏水箪瓢乐”、“颜回好学不二过，非礼四勿励精神”等等），这时才明确删除，并一再焚书禁书，明令只许诵读洪秀全颁布刊行的经典，“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即旧约、新约），真天诏命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地主与农民极其紧张的阶级大搏斗反映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上帝与孔丘、革命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和势不两立，这当然具有极大的造反意义，是对几千年来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空前猛烈的冲击。为了反对地主统治阶级，连这个阶级所保存的一切文化和文明，也在唾弃毁坏之列，“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杀而后快”（《平定粤匪纪略附记》），是农民运动中常见的现象。尊孔与反孔，剥削有理的儒家理论与反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正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