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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05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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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三联书店脱离“凌迟”状态后,我干了十年。这十年,我除了盖了一个大楼,还真说不出多少业绩。只不过,我利用当年的有利条件,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知道分子”。
著名的翻译家、三联书店解放初期的编辑骨干王复加先生,关于三联书店于一九五一年的被撤销,有一句名言:这是被“凌迟处死”。当时把三联书店的业务分解为几个片,分别改属别的好几个单位,而又在人民出版社保留了一个出书的虚名,实际上世上已不复再有三联书店这单位了。说这是“凌迟”,并不为过。
这么过了三十多年,到八十年代,在一些老同志的呼吁下,又允许恢复三联书店了。
到了这时候,许多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已经退休甚或过世,阴差阳错,让我这个同历史上的三联没有多少关系的人来重建那个已被“凌迟处死”的出版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当过好多年出版社领导的秘书,见过他们怎么管理一个出版社。但是,那都不是被“凌迟处死”过的单位,没有那么“一穷二白”。现在,给了我三十万元,让我着手从一片空地上重建三联,实在谈何容易。
最难的是编辑工作。就当年出版工作的管理方式说,三联书店已经没有任何现成的“地盘”。万般无奈,我从上面争取到“文化”图书的分工。可是没有熟练的编辑,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三联书店被“凌迟”之前的老编辑张梁木。老张是解放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进了三联以后,在陈原领导下负责编辑地理图书。陈原经常表扬他善于联络作者。他不是学地理的,但是白手起家,几年之内使三联成为当年主要的地理书籍出版社之一。陈原经常给我看他写的访问报告,绘声绘色,生动详尽,十分动人。看得出来,他的成功,起因于他能真诚团结作者。但到八十年代初,我不敢在人前提到他,因为他是当年出版界的大右派。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学习张梁木。
三联书店没有办公室,这么办?我从熟悉的单位借了一些小房子。于是几十个员工分别在北京东城、南城五个地方办公。我这个总经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天天往这五处跑。这个形势,逼我把三联书店实际上办成一个“皮包出版社”。我在四十年代末,在上海伺候过一些皮包出版社的老板,他们还常常让我替他们的出版社干活,然后给我一些小费。现在我居然想把三联书店办成皮包出版社,这事说出来准得挨骂,因为实在太丢人。
但是一些老干部倒很同情我的处境。出版界的元老王益同志,多次想办法帮我走出困境,但是大多无法达到预定目的。另一位元老陈原同志,在精神上十分支持我。当我有难处时,他会用外国话对我说些鼓励的话,告诉我一些办法。我最愿意他同我讲世界语,因为那时周围的人都听不懂。
陈原他们那时最关心的是《读书》杂志。这是他们这些老革命出版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理念改变的具体体现。于是,新三联书店五个狭隘的办公场所,我去的最勤的是东四六条的《读书》编辑部。我在那里发现,这里联络的学人最多,用《读书》的名义对外联系,收效最快。于是,我学习当年三联张梁木先生的办法,不断亲自找有学问的作者讨教。我也正好赶上好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些大学问家热情高极了,非常欢迎我上门,大家谈得都很高兴。
我当时还采取了一个新办法:多同海外的学问家联络。这是出于几个原因:第一,这里还不大有出版社注意这个稿源,专业同台湾联络的出版社还没有成立。第二,我发现海峡对岸的文化界对中国文化传统了解的比这里深广。那当然是因为这里搞了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不仅是文化理念,连办事的习惯他们那里往往是中国传统式的。例如谈版权,台湾的刘国瑞老兄高兴的时候,总要对我说:你老兄“闲话一句”。这是当年上海帮会的语言,我当然懂得。于是做事便愈来愈顺利了。
同海外学人的联络当年很得力于一些朋友的帮助。不知什么原因,上帝派了罗孚先生来北京帮助我。他名在北京“服刑”,实际上另用一名为《读书》撰文,又为我介绍了许多海内外朋友。后来台湾的杭之先生也为我扩大联络范围帮了大忙。
总之,三联书店脱离“凌迟”状态后,我干了十年。这十年,我除了盖了一个大楼,还真说不出多少业绩。只不过,我利用当年的有利条件,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知道分子”。我今天能够厠身文坛,就靠的这些“知道”。而这又得力于一位出版界大右派大哥的榜样。年迈无奈,应朋友之请把一些“知道”的资料编印出来,向读者陈明真情,第一本,是为《师承集》。
2015年9月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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