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水照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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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般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金锁记》

半世纪后，中秋后的某个夜晚，走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看到朵云轩的招牌，不禁想起张爱玲的句子，今晚月圆如旧，游人如织，朵云轩和邻近的时装店相比，是有些冷落了，步行街上游览的观光车，取代了老式的有轨电车，自然，电车的叮当声是早已听不到了。张爱玲的上海毕竟是过去了。

早在十三年前为拍摄《作家身影》纪录片，就曾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名作家穆木天认为北京的“胡同”、广东的“里”、和上海的“弄堂”，各自有着不同的情趣，他这么形容：“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的房子。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的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可是，那座小城的围墙，同封建的城垣不一样，而是一些朝着马路开门的市房……弄堂房子中间那些密集的房间，是有一些美丽的名称的：前楼、后楼、阁楼、亭子间……亭子间倒不像个亭子，而像一个水门汀的套椁。阁楼只是棚板上的一块空间，更是徒有虚名了。亭子间是盖在厨房【上海人称为“灶披间”】上面的一间面积一百尺左右的房间，与前后楼有一条短通道隔开，倒是“独门独房”的，也是全屋房租最便宜的。弄堂里的人家十之九都是习惯在后门出入的。后门进去就是厨房，那是主妇经常活动的地方……弄堂的房子是一排一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一般弄堂不会很宽，住在房子里任何房间的人，从窗口望出去，必需仰头到四十五度角才能看见天空。第二天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是整个弄堂里不调和的合奏乐。其中之一是上海弄堂特有的竹刷子洗马桶的声音。上海那时虽有“东方巴黎”之称，但绝大多数的弄堂房子还没有水厕的设备。晚上各家把马桶排列在家门口，大清早有粪车来掏去，主妇们就把空桶洗刷干净，竹条制成的刷子，碰着木桶，处处可闻，形成弄堂里的特有声响。另一种交响乐是馄饨担子、油炸豆腐、酒酿和儿童玩具等各种叫卖声，使弄堂变为特有的小天地。然后是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佣在弄堂口，后门口，互相交换和传播听来的新闻。到了夏夜，弄堂里更是摆满了小凳，随处是摇着鹅毛扇纳凉的人……

穿越了多少的弄堂，我们来到了静安路【现名南京西路】和赫德路【现名常德路】口，看到一幢坐西朝东的七层西式公寓——常德公寓，它原名Edingburgh House，虽已苍老斑驳，但仍然鹤立鸡群地屹立于路边，惯看秋月春风。它是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住得最久的公寓【一九三九年她们住在五十一室，同年夏天她远赴香港大学深造，一九四二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她辍学返沪，又与姑姑搬入六十五室，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迁出】，张爱玲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写成，包括小说集《传奇》及散文集《流言》等等。张爱玲对这公寓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看她那篇幽默风趣的《公寓生活记趣》即可得知一二。张爱玲说她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噔噔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对于这事，后来成为张爱玲姑丈的李开第说：“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我说，怎么啦，爱玲说，姑姑叫我给伊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

一九〇七年上海就有电车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起点站就在常德公寓的静安寺路上，因此张爱玲说，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她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得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她在这里完成了小说《封锁》：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向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而也由于这一篇短篇小说《封锁》，让当时远在南京的胡兰成从藤椅上不觉地把身体坐直了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一遍，除了赞好之外，仍于心不足。他写信给小说的主编苏青，问这张爱玲是谁？之后他从南京到了上海，他到了常德公寓来，但正如苏青先前告诉他的，果然张爱玲并不见他，于是他从门洞里递进一张字条。又隔了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胡兰成，胡兰成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的美丽园【现延安路三七九弄二十八号】，离她那里不远。

秋天的午后，我们来到美丽园，弄堂里散发出一种大户人家的氛围。三层楼的砖木结构，独门独户独院，显示当年的主人是颇有来头的。玲珑有致的阳台、八角形的大窗子，院中的玉兰树如今已高过楼顶，它们应该是见证了这对恋人的欢笑话语的。胡兰成住在二楼，如今房间格局早已改过了，不变的是那木制的楼梯，仍有他们细碎的履痕。

胡兰成当时竟想和她斗，他向她批评当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也问了她每月写稿的收入。虽然那些显得有些失礼，但珍惜之意也还是在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张爱玲亦喜滋滋地只管听他说，在客厅里她一坐就是五个小时，也一般的胡涂可笑。离开时，胡兰成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说：“你的身材这样高，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美丽园的日子，终究是美丽的、两情相悦的，在浓密的花木底下，自有一份缠绵与依恋氤氲在心头。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道：“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我爱看她穿那双绣花鞋子，是她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鞋头连鞋帮绣有双凤，穿在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她知我喜欢，我每次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要穿这双鞋。”

之后胡兰成来到常德公寓看张爱玲，胡兰成登门入室，这样说：“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的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四〇年代另一位“海派”男作家李君维也到过张爱玲的客厅，他说：“我有幸与张的好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大楼，在她家的小客厅做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张爱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时流行的大圆角缎袄，就像《秋海棠》剧中罗湘绮所穿的，就是下面没有系百褶裙。”

胡兰成与张爱玲曾在这里的阳台上眺望红尘蔼蔼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胡兰成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而张爱玲也曾感慨地写下如下的心境，她说：“她【苏青】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了，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我看苏青》，一九四五年四月《天地》第十九期。】

抗战胜利前夕，胡兰成预感有朝一日，大限来时夫妻各自飞的日子来临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地回到上海，在常德公寓张爱玲的住处住了一晚。那是爱玲到温州千里寻夫，并伤心而别的八个月后。当时他们的感情早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了。当晚他们分房而睡。第二天天还未亮时，胡兰成来到爱玲的房中，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不是缠绵绯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他也许想不到，这竟会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别了。女作家淳子不无感慨地说：“沦陷的上海，有的革命，有的醉生梦死，充满了世纪末的荒凉和疯狂。也许是没有了明天，便不肯放过今天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无可救药地爱上，像《倾城之恋》的一双男女，千百人的死，千百人的痛苦，只为了成全她和他。”

《倾城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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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张爱玲和她姑姑从常德公寓迁出后，就曾搬到华懋公寓小住，也就是现在位于茂名南路和长乐路交叉口的锦江饭店的北楼。在华懋公寓的街角有座兰心剧院，它从一九三三年后专映外国影片，一九四〇年上演过于伶的《好公寓》、曹禺的《日出》等话剧。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就是在这里排演的。而这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后来在新光大剧院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当时应该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华懋公寓之后，他们又搬到南京西路梅龙镇旁的重华新村小住。学者陈子善教授说在重华新村的窗口，张爱玲和她姑姑曾看着解放军进城。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搬到南京西路附近，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现名长江公寓】的三〇一室。在这里张爱玲重拾旧笔，写下后来喧腾一时的《十八春》【也就是后来依此改写的《半生缘》】，只是当时只能用笔名“梁京”发表。当然最后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艾》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他也很想安排她到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因为有些人认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但张爱玲还是深感无处容身，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她以恢复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永远地离开了上海，离开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弟弟张子静在她离去之前，曾经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张子静后来回忆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漠然良久作为回答……”

《十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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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而到一九五二年八月间，张子静从浦东过江来到卡尔登公寓找张爱玲，姑姑开了门，一见到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是的，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过。几番风雨海上花，张爱玲这一走，真的是再也没有回头了！她挥别她心系的上海，挥别她的亲人，更挥别了她的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惘然。

（本文编辑 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