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科研界对影响因子过度的依赖扭曲了影响因子使用的原意。因此，有观点认为出版商应停止推动影响因子的提高，这显然是因噎废食。无疑，通过合理手段提高影响因子不论是对期刊、出版商还是作者而言都大有裨益，我们需分清的是，影响因子仅是期刊层面的衡量指标，而不应成为对研究者个人工作或期刊中某篇文章质量的评价指标。

朱英/摄

近来，有些观点认为出版商应尽量避免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究其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旧金山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sessment，DORA）及学术界的某些声明中一窥端倪：不少从事期刊规范监督的工作人员认为，部分编辑、期刊和出版商正通过违规操作手段提高影响因子。所以，一些新成立的期刊（如eLife）曾公开允诺不再致力于提高其影响因子。

但我认为，这种“自我设限”就如埋头沙堆的鸵鸟般逃避现实。通常而言，期刊把影响因子、流通规模、社论口碑、周转期、同行评审标准、信息披露规则等作为其评价指标。

期刊想提高自己的影响因子当然无可厚非，事实也证明期刊的高影响因子及可获取性切实地服务了学术界。但需要强调的是，影响因子是期刊的评价指标，而不是针对作者个人学术能力的评价工具，也非对一篇论文的评价标准。它指某期刊过去两年中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所以，如果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10，就意味着该期刊中的论文每篇平均有10次被引用（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围绕“哪些引用才可计算在内”的话题争端）。

尽管影响因子在学术界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滥用，但这不会改变它适用于期刊评价这一事实。

爱思唯尔、美国胸肺学院、施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SAGE、牛津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始终在努力提升期刊的影响因子，而且成效显著——当然是通过合法手段。谷歌（谷歌网页排名算法的核心就是影响因子计算）也把影响因子作为在其搜索列表中区分期刊的方式，并在搜索结果中显示期刊影响因子以供用户参考。

于编辑、审稿人、作者和出版商而言，当然是影响因子越高越好。虽然也有人利用自引用（self-citation）、引用圈（citation rings）和共同操纵（denominator manipulations）等违规方式推高影响因子，但大多数影响因子的提高仍要归功于编辑、审稿人和出版商辛勤的工作和对文章的精心筛选。某些情况下，期刊高影响因子的获得是需通过经年的辛勤工作、创新型论文资源和谨慎的战略选择来实现的。总之，影响因子的提高通常是期刊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成果。

最近，我们公司旗舰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了30%以上的增幅。这要归功于多方面的改进，包括社论和关注度的提高、品牌管理的升级、新产品的开发，还有社交媒体的应用让我们提高了内容意识。这是通过编辑、出版商和营销人员多年努力后取得的合理的影响因子提高，当然值得庆贺。

影响因子排名靠前的期刊也往往是科研界最想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期刊。这些期刊通常都有极高的社会声誉，且能得到大量的优质稿件，再加之严谨的评审、精心的挑选和一贯以来高水准的良性循环出版，集这些优势于一身的期刊对科研人员来说绝对十分有吸引力。

遗憾的是，当期刊的影响因子以某种方式转嫁到研究者身上时，平均值就被当成了“代表”。所以，影响因子好比一把双刃剑。对一位某篇文章被频繁引用的作者而言，期刊的影响因子可能确实代表了这篇论文的实际引用；但对一位文章被低引用的作者而言，影响因子可能会夸大引用率。

《旧金山宣言》的主要思想并没有错，它规定：

不要把基于期刊的评价指标（如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衡量文章质量的替代指标来评估科学家个人的贡献，或以此为依据片面地做出对科学家个人的招聘、晋升及项目资助等决定。

但《旧金山宣言》把要求出版商停止提高影响因子作为解决学术评价滥用问题的“理想”解决方式，这似乎就有点儿过度了。那些接受此思路的出版商就等于默认了影响因子已混淆性地成为了期刊、论文和研究者个人的评估指标。但正确做法是，若你是期刊的运营者，就应该重视影响因子并让外界知道期刊的影响因子。

期刊影响因子十分有用，但和任何其他的评估指标一样，它也应该被正确地使用。它代表的是期刊的平均水平，会出现波动，也可以被预估。需要再强调一遍的是，影响因子是期刊层面的评估指标，而不是论文或研究人员层面的评价指标。

所以，如果你的期刊本来就有很高的影响因子，当然要继续提高它。但是，请不要利用影响因子来评估那些本来就不是用此来衡量的对象。

（本文编辑 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