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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朱晓专栏】中信2009年版《众包》一书的读书札记。2014年6月22日开始批阅,7月6日阅毕。宋体为原文摘要,黑体在原文中并不黑,楷体为读书时的批语。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豪 著
译者:牛文静
出版时间:2009年06月
2006年杰夫·豪在《连线》杂志首次提出了“众包”的概念,将之定义为“由非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内容,消费者兼为内容创造者”。本书介绍了众包的去来今。
玩票的玩出了道行,自古以来范例就不少,但是,互联网把业余的力量释放出来了。在令人啧啧称奇的产品和服务的背后,是全新的人群组织方式。
众包一定也可以生成知识产权,不对,是冲击知识产权,这热闹值得一看。
2012年12月28日购于天猫,2014年6月22日开始批阅,7月6日阅毕。宋体为原文摘要,黑体原是我阅读过程中的圈点;楷体则是我读书时的批语。
钱并不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因为人们不仅仅是为了奖金,更是为了赢得信誉。这种现象是新兴的“信用经济”。
朱按:信用经济是金钱经济的返祖现象,钱本来就是信用的通行符号。
其特征是:在热衷某件事的专家中间的竞争性互动合作,鼓励原创和创新,更重要的是,自由获得信息的权利。没法区别用户和程序员,因为使用电脑的人就是编程的人。
朱按:用户就是生产者,这在早期是小范围的情形,在现在就是大范围的情形了,而且范围还越来越大,大到人人都参与了版权、人人都有版权的时候,“版权”的概念就会被时间给取消掉了。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对软件知识产权的要求就已经产生了。1976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写了一封“给爱好者的公开信”:“绝大多数爱好者请注意!你们在偷你们(使用)的软件。”谴责建立在免费分享软件和源代码的基础上的黑客习惯。什么样的爱好者会花三年时间写程序找漏洞然后把心血公开让人们免费共享?盖茨料不到的答案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花三年去做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是上千个人一起做的话,为什么不愿意?
朱按:一个人创造,对应于封闭的知识产权体系,信息流的速度低;上千个人共同创造,则对应于开放的网络社区,信息流的速度高。
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专家理查德·斯托曼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了GNU计划,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该系统建立在开放或者自由使用代码的基础之上,允许使用者自由窃取、拷贝、截取、粘贴、修改,更重要的是,允许使用者在源代码上加入自己的代码。
朱按:孔乙己“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立意要创新的人把软件窃过来修改添加、同时也允许别人来窃,也不算偷吧。
1985年,斯托曼建立了公益自由软件基金(FSF),“自由软件”的重点在“自由”而非价格:我们在为争取自由使用权而斗争,不是为了免费而斗争。
朱按:自由软件的“free”是个双关语,不好翻译,“自由”事关性灵,“免费”还是纠结在一个“利”字上。反观版权保护,也纠结在“利”字上头,对性灵却毫不顾恤。
1986年,斯托曼创造了“GNU大众许可”,这是一个比开放源代码软件行动更伟大的贡献,这个许可,不仅规定经许可的所有东西可以被自由使用,而且任何包含它们的东西也都要遵守这个规定。使用这个许可的软件成了它本身的许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版权”。
朱按:“大众许可”很妙,固执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人即使全都算上也只是小众。使用即许可,几多大气!“反版权”在构词法上类似于“反物质”,反物质一接触物质就会湮灭,“反版权”反到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的时候,版权也会整个儿地没了的。
趁着美国审核的混乱,一些公司增加了专利申请。2005年,微软预计将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从两千项提高到三千项,其中有的专利似乎毫无实际意义,比如“制造和电话相关的备忘录的系统和方法”“为文件添加和删除空白”,这看上去很好笑,但申请的结果却并不好笑。
“在一些公司,专利诉讼官司成了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发明一些专利根本没打算用,就是为了勒索。”一般我们称这样的公司为“专利恶魔”
朱按:“恶”字有深意。纠缠于知识产权的人们总戴着“预期恶意”的有色眼镜:动别人知识产权的是恶人,仗着知识产权勒索的是恶魔,知识产权若不保护只有恶果……知识产权体系是慢动作磨出来的,只适应于低速信息流,慢悠悠地才好算账。在信息高速流动的网络时代,只看如何快一点儿创新,没工夫算账,你一算,别人就更新了。至于如何尊重和养护知识产权,光靠精英是设计不来的,要自下而上地汇聚群众智慧,要改造旧思想,变观念为“预期善意”。
IBM公司曾严密地保护其专有软件,现在IBM的程序员却开发开放源代码软件——这种软件无法通过许可赚钱,IBM 甚至送专利给“自由软件基金”。这算不上慈善,据IBM的人说,提供与开放源代码软件相关的“专业服务”赚的钱,远远超过IBM因放弃专利许可而损失的钱。开放的举动带来了新的改变和产品,也提高了IBM在编程圈子里的声望。
朱按:特斯拉董事长、CEO兼产品架构师 Elon Musk,在今年6月14号发表博文《All Our Patent Are Belong To You》,开放了该公司的专利,并表示公司不会“对任何出于正当目的使用我们技术的人发起专利诉讼。”马斯克说:“我认为目前的专利体制确实需要改革,没哪个正常人会觉得现行的体制有利于促进创新。”
这家公司公开知识产权,是有渊源的。它以特斯拉为名,显然是为了表示对“科学超人”尼古拉·特斯拉的崇敬。当年,尼古拉·特斯拉永久公开交流电的专利,放弃了可以令他成为世界首富的版税,交流电无专利费,造福全世界。
马斯克对专利体系不敬,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也不敬,2012年1月扎克首次公开反对《反网络盗版法》(SOPA)和《保护知识产权法》(PIPA)。他在博客上明确表示:“Facebook反对SOPA和PIPA,我们还将反对任何会损害互联网的法律”。他还表示:“互联网是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连接更紧密世界的最有力工具。我们不能让未经深思熟虑的法律阻碍互联网的发展”。
俗话说,无独有偶。慢慢地,有三有四,七七八八,以至于n,知识产权体系就土崩瓦解了。
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团体的领导人埃里克·冯希贝尔出版《民主式创新》,说的是消费者如何慢慢地获得创新权。
朱按:“民主式创新”就是众包。消费者凭借互联网而获得的,不仅仅是创新权。
民主创新,专制要创新也有限。专制更拿手的是标新立异,“标”“立”的解释力,取决于笔杆子和枪杆子或者枪杆子和笔杆子。解释力强则过去现在未来老大哥居功厥伟,解释力弱就只好痴人说梦了。
“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能自己将真正想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而不是让制造商代为完成。”
消费者并不会在真空的环境中创新。“个人消费者可以免费分享他人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者形成了“用户创新社区”,志同道合的成员们要遵守一个公认的社交准则:免费公开自己的创新内容,放弃任何私人利益。改进他人的创新才是这种社区存在的价值。
这样的社区为其所属的公司带来很多有利条件:效率高,创新无花费,与创新有关的交易成本最低。
朱按:放弃任何私利。董仲舒说过“君子不言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言利还可以有条件地接受,不计功谁干啊?
哈佛大学法律学者尤查·本克勒在研究了Google、P2P文件共享、开放源代码软件和维基百科等案例后认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模式出现了,“社会生产”(本克勒下的定义是: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个体既不是靠市场组织起来的,也不隶属于任何管理体系。)
朱按:“社会生产”的“社会”,不宜作名词想,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积淀的带褒义的形容词:在人群中与人为善、人心向善、私吾私以及人之私、富有团体责任感……含义很难一语道尽,所以囫囵说是“社会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异化了,主义也异化了,难怪连邓小平都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网络时代将复兴有模有样、有滋有味、有情有义的“社会主义”。
社区的激励主要是一种行为动机:对创造的需求、对某个项目的信心、社区责任感或者在社区扬名的机会等。
社区既是一位更好的伯乐,也是一位更好的绩效评估员。
朱按:千里马常有,作为伯乐的社区也常有,就真的能够人尽其才了。伯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机制,一套动态的推举机制,直接的推举甚至可能极端到抽签,间接的代议终将被消解掉,不管是选出来的代议还是自封的代议。
迈斯沃克软件公司的软件设计师格利说:“我想要举办一个竞赛,更好地模拟人们的创意遍布全球的真正方式。”
朱按:创意遍天下,精英早就该歇歇了。
“比赛的最终目的不是获胜,而是想出一个让其他所有选手大开眼界的绝妙改动,这就像是一个以声誉为基础的追分系统。”
朱按:声誉。求名不求利,这可能是后知识产权体系——如果将来还有这么一个体系的话——的特色之一。
为了创造出更好的方案,比赛允许参赛者“借鉴”他人的代码——每个方案在提交后,会很快被打分、排名,然后公布在网页上,其他选手都能看到全部的程序代码,他们可以剪切、粘贴最好的代码,然后加入一些改动,重新提交。改动再小也没问题,假如微调能让代码变得更好,那么,哪怕这位选手只改动了几行,他的排名也能上升到第一位。
这种对抄袭的鼓励不但没有离间MATLAB的用户,所有人都前所未有地着迷于自己的工作。在竞赛的10天里,所有人的知识产权被公众任意反复使用,结果这10天的喧嚣被证明是一种解决问题极其有效的方法。
在竞赛快结束时,最好的代码比第一天的代码强千倍。这就是为什么实践让理论奄奄一息。
朱按:“实践检验理论”——且不说检验真理——只适用于低速信息流的时空,信息高速流动时的实践,瞬息万变,理论注定越来越赶不上变化。行动快到可以裹挟理论、可以让理论疲于应付到奄奄一息,再快一点,理论就会连影子都没有了。
想法的自由交换促成了整个过程,孕育了一个合作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好的想法可以变得更好。
朱按:思想的自由交换?那不乱套了?假如保守只是可交换的思想之一种,请你继续保守;假如保守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王思想,此路不通请绕行。
解决问题的分布式网络的力量已经有所体现了。
朱按:分布式网络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解决问题。
在1945年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哈耶克写道:“文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都能从不知道的知识中受益。文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个人知识的局限,方法之一是改变无知,但并不是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而是通过利用那些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广泛分布在大众当中的知识。”
格利说:“在MATLAB竞赛中,人们会立刻出现,聚在一起对程序进行不断的修改。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能做到的,我们有使用这个超级大的集体大脑的权利。如果我们可以开发这个大脑来治疗癌症,才是真正让人惊叹的事。”
朱按:人际大脑。我们有使用人际大脑的权利,也有使用人际大脑的义务。僵化短视的知识产权体系是人际大脑的癌症。
这个刚刚萌芽的社区建立了一个信用机制:别人下载一次你的图片,你就可以下载一次别人的图片。这是网上逐渐成长起来的无货币交换机制。“给予者同时也是接受者”。
朱按:无货币交换机制——其实就是物物交换——这可能也是后知识产权体系的特色之一。版权不再是稀缺的东西,版权所有人也不再是精英,你也有版权,我也有版权,他也有版权,版权换版权,既增长知识又增进智慧。
物物交换是部落文化的特色,也许这印证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部落化”。
Mod是游戏修改版本的简称。Mod 是游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制作游戏就像弹吉他或玩滑板,是一种让人仰慕的技能,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制作游戏已经变成玩游戏的一种自然延伸。
朱按:游戏延伸为制作,消费者演变为生产者。不要以为这只是孩子的把戏,他们会很自然地把这种模式带进成年人的世界,请以十年为期来看变化。
游戏修改将为游戏赚很多钱。这让游戏修改的惯例成为一种制度,游戏版权的所有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是一门精明的生意。
玩家最想要的不是新游戏,而是自己制作游戏所必须的工具。
朱按:出版人可以由此联想一下:受众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生成内容的工具。授人以书,不如教人做书。
游戏业只是一个前奏,其背后是一场更大的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界线,这点已开始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娱乐业声称很多“用户自创视频”侵犯了版权法。唱片业坚守版权,执行焦土政策,收益却灾难性地下滑。
朱按:“焦土政策”是版权法的妙比,自我破坏,损敌人并不利己。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跨越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后一切都变了。“我们”在这儿特指每个仍旧通过报纸来获取信息的人,我们观看、聆听、阅读内容;而孩子们创造内容。
孩子们比成人的人数多得多。
青少年正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创造媒体内容,但如研究者博伊德指出,在这儿要重新定义“大众”这个词。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在“打发时间”,青少年还是正在逐渐形成全新的社会行为和认知能力。当他们在5~10年后成为劳动力的时候,这些必将会为工作场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参与文化”的特点是“艺术表达的低门槛”(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廉价且使用方便的工具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也证明了“参与者的贡献很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信仰压倒一切。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托马斯·马隆在《工作的未来》一书中说:“过时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喝着自来水长大的小孩并不知道怎么使用手压泵,在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世界里,很多我们熟悉的东西将步手压泵的后尘。”
朱按:普朗克科学定律这么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死人是最好的改革。在参与中长大的青少年,会沿袭我们的知识产权体系吗?等到他们主事、我们死了,知识产权还会是像现在的这么一个体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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