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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0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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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本文是沈昌文先生在第12期博雅论坛上的发言。沈先生在演讲中分享了编辑透过作者的伪装,帮助读者发现一本好书的经验;后一部分则是一位年轻编辑请教沈昌文先生怎么处理作者关系时沈先生的现场作答。沈先生声音洪亮,讲话逻辑清楚条理分明,又不时掺杂一些过往的趣事。我们稍作整理呈现给读者。
一本书有很多伪装,做出版的往往出于无奈,把书里的要害宗旨伪装美化,使读者得到感官上的享受,而不是论点尖锐、观点明确等等。书的真正要点跟宗旨要靠读者的智慧去发现,这是出版者跟读者很大的矛盾。我相信读者朋友应该都具有这种能力。
我的习惯是首先了解作者,他是自由派的、新左派的还是其他,然后再看目录、前言、后记,从目录间可以看出作者想讲的关键话,感兴趣就找这一章翻一翻,于是大概知道了作者有一种什么样的企图。这对选书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事,也是必须做的事。说实话,我编杂志好多年,无非是帮助读者看书,给他指出种种,然后说明作者想讲的重要话在哪儿。这不能怪作者,语言环境使得作者不能不有种种客套的说法、礼貌的说法,然后再把关键的话讲出来。所以我在编《读书》杂志的时候,请我的同事想办法向读者指明这一点。很多编辑在这方面很有能力,前面加个副标题、提要等等,甚至于把最要紧讲的话都隐藏在最后面,这使读者产生一种联想、一种感觉,这样就达到目的了。
我觉得编杂志的人,或者介绍书的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读书的人了解书中曲折的意思。我很高兴现在的书比我在位时出得好,不仅数量多内容也好,可读的书多得要命。关键在于选择,当然在选择上现在还是有不少缺点。我现在最想批评一点,以前我每次会上都批评,可是得不到改进。
国内的学术著作如果是翻译台湾的版本就有索引,因为台湾的书有索引,如果翻译原文书就会把索引删掉。这太可惜了。我编书的时候有索引,其实不是我的灵感。当年我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我是工人出身,不知道怎么被领导发现,就把我选拔借调到中宣部的这个办公室。当时中宣部给我一个特权,可以“废物利用”。我的任务就是专门去发现废物,什么废物呢?就是一些有外语专长的专家,他们政治上犯了错误,甚至坐牢了,我可以找他们翻译东西。那个时候翻译日文书都是清河农场里那些满洲国犯人翻译的,他们日文好,我当时算工人知识分子,所以有权找他们。
李慎之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队长,也是副社长,后来划为右派,成为右派改造队队长。当时我特地去找他,他是一个大“废物”,我们团结了一大批“废物”,都是些外语专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已经觉察到翻译外国书时把索引全取消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经过组织上批准实行了一种办法,就是把外文书的索引照样印在书后面,而在中文翻译书旁边加一个外文的编码,就是中文的切口旁边把外文书的页码放上去,这样还可以用索引,只要查编码就行了。后来我发现好不容易中华书局出版了书有索引,结果一查原来是翻译台湾版,台湾版有索引,所以它也有。
现在出版的书还有很多毛病,但整体上有巨大进步。在出书的内容和选题方面,我觉得还是形式上进步多。我非常讨厌袋子(指塑封),书的袋子我都要想办法取消掉。
在书的使用上,现在已经大有进步,但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本人1979年4月出版《读书》杂志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叫《读书无禁区》,我提供了不少材料,很多人说还有什么禁区,我告诉他禁区多得简直不可想象。现在禁区已经少得多了,可看的书也多了,我很兴奋。可是还有好多应该改善的地方。
编辑如何和作家建立感情
在选题执行的时候,编辑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作家的写作方向往往和编辑希望的有一些冲突。编辑的出发点更多的是怎样让选题更好被市场接受,更好被读者接受。但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比编辑更专业,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这就产生了分歧。编辑怎么平衡与作家的关系?
做编辑是很困难的职业,基本上是“两面派”。我们三联书店从80年代开始就流传一句话,“组稿容易退稿难”。组稿要留余地、有分寸,另外要有感情,跟作家建立感情。这个感情我们总结了两条,第一条,要请客吃饭。第二条,要送礼。
请客吃饭很简单,但也是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我们所谓的请客吃饭,不是到四大俱乐部请35万块一桌,那样的规格出版社请不起。我在三联书店的规定是请作者吃饭不能超过一个人一百块,那么必须了解作者的爱好,比如说张中行,一定要请他吃北方菜,他不吃南方菜。我请王蒙吃饭有好多次了,每到秋凉我就请他吃大闸蟹,他吃得特别快,五六个一会儿就吃完了。我查他的历史,他没有在南方生活过,都是在新疆等北方地区,他怎么吃得那么快?当时觉得可能他是外行,不怎么会吃螃蟹,以后再吃就不找他了。后来发现不是,我读书看到会吃螃蟹的人一天能吃一百个,这么说来王蒙可能是会吃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研究作家的爱好是很难的,饮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送礼。现在讲究送一万块人民币,我主张给作家送礼至少要有3万块人民币那么厚,是什么呢?不是人民币,是书,出版社出的样书,特别是作者研究的领域。比如说我跟金克木聊天,他老跟我讲,他找不到某本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书。我就让干部找,下次见面就送他一本,他多高兴!关于出版社的样书,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有一条,凡是有价值的,编辑部至少放二十本,不用编辑写条子领,不需要总编室主任批。编辑看着合适的作者就送给他,这比2万人民币还值钱,所以我把它叫做送厚礼,这样跟作者感情就拉近了。拉近了以后,什么事都好做了。
我们《读书》杂志很困难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在位时的传统就是不但要有观点,而且文章要好读,好多作者写来的文章观点很好,但不好读,只能退稿。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工作,做点巧妙的“阴谋诡计”,一定得罪人。我得罪一个大作者叫何方,何方是老革命,他写李一氓的革命精神。我认识李一氓,他的谈笑风生,何方可是一点也没有写出来,我就退了。何老气得不得了,后来我请李先生跟我说情,何老的愤怒才摆平,所以一定要预先做工作,一定要跟作者有深厚的交往,有感情。
我的交往就两个,是现在最反对的那两个,请客吃饭和送礼。这个送礼,尽管送出去的样子像2万块人民币,其实不是,2万块送不起——如果有2万块可以送作者,我自己就先“贪污”了,至少要送两本他爱看的书。
(本文编辑 岳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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