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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2001年在新居留影
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1913-2001)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他与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东北师大邹有恒先生被学界誉称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三大元老”。
我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求学期间,就拜读了周先生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 两篇经典性的论文;我也许可说,是受到周先生研究论文的影响,曾撰写了《明治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资本主义发展》为题的毕业论文。然而,在我心中十分仰慕的周一良先生,竟直到1982年12月他来复旦大学历史系参加“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座谈会”期间,为全系师生作《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术报告时,我才有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当时,他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不用讲稿,顺口而出,非常生动自在的表述,令听讲者都感受到他的大家风度和渊博精深的学问,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88年8月,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合办的“大化革新国际学术讨论会”时,聆听了周先生的开幕词和闭幕会上的总结讲话,我因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故撰写了《大化革新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刊于当年《世界史研究动态》第十二期上。1992年5月,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届日本学中日研讨会”上,周先生作了题为 《新井白石论》 的报告,当时我与周先生曾有过简短交谈。现在回想起来,在周先生率领我们研究日本史的过程中,本人未能争取更多时机向他请教,直接聆听他的面赐教示,实在是个莫大的损失!
周一良先生于1985年3月10日至4月6日,依据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所签订的协议,赴日本访问四周,真如他所说“温古而知新”,他将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的经历详细地作了介绍,写成《扶桑四周》一文。我是在当年的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上读到此文的。
周一良先生所以能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学问大家,这跟他有着深厚的家教熏陶和导师的殷切指引是分不开的。他在日访问期间,在神田旧书店里购得仓田保雄著 《英利世夫传》一书,极为兴奋。因为法藉英利世夫先生,华名叶理绥,是西方研究日本文史之学的先驱者,也是周先生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时的导师。周先生云:“我早年从家庭教师学习日语,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涉猎。但系统地讲求日本语法,系统地学习日本文学,得窥门径,还是英利世夫先生所指引的。所以读到他的传记,倍感亲切。可惜的是,作者如能广泛地访问英利世夫的弟子,定能搜罗到更多有用的资料,更能充分反映其人。”寥寥数语透露了他对导师的无比感激之情。
周一良先生为我们日本史研究者作出表率。他一再强调搞日本史研究要重视日本的语言和文化,同时要了解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如池田温先生陪他去当年江户下町风貌的“天麩罗”小馆,吃裹面炸的鱼虾海味类食品,被日本人称之谓天麩罗。周先生能将其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天麩罗一词是外来语译音,语源虽有种种说法,但可能来源于意大利语tempora,意为时间,指吃斋时,因在日本的天主教士这期间禁食兽或鸟肉,只吃裹面炸的鱼虾海味,因而日本人称这种食品为天麩罗。”再如,日本神社前往往悬挂着一个写着“赛钱箱”的盒子,“这个‘赛’字又是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赛神’即酬谢之意。中日文化之间的渊源与痕迹真是无处不相逢啊!”周先生对日本的文化和中日文化关系能作如此深入和透彻的解释,足见他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底,而成为学术大家决不是偶然的。
周一良先生早在1935年就撰写过《“大日本史”之史学》论文。此次访日期间,在神田旧书店中购得日本研究朱舜水的顶级学者石原道博(茨城大学退休教授)的《明末乞师日本之研究》,该书不仅有石原先生的手笔,且是其自藏本,故喜出望外。“因函购赠在东京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夏应元同志,他不久前曾到水户拜访过石原翁,这也算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上小小一段文字因缘吧?”(夏应元是周一良的大弟子);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冯佐哲,1964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曾受教于周先生。他就清代曹寅所著《太平乐事》杂剧中的“日本灯词”内不少由汉字移写的日语词汇请教周先生,“冯佐哲同志以此见询,愧无以对,因带到日本,请教了平山先生”(东京大学平山久夫系专门研究中国语音学的学者),后给冯佐哲一个很好的解释。足见周先生不仅对师长或同辈还是对后学弟子均能待之以诚。如今,浮现在我们脑海中周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令人感慨良多。
周一良先生在为期四周的赴日访问期间,仅据文中所提到日本学者名字的,我数了一下就有三十九人(其中半数以上我也曾有过交往)。周先生在跟新老朋友的言谈中,充分显示出他极为深厚和娴熟的中日语言、文化、历史的功底,致使日本学者无比钦佩,受益颇多。这真是为我们如何开展中日学术交流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我先后收到周先生惠赠的两本书:《中日文化关系史论》 和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译著(寄赠时他已患帕金森症,故由人代笔),特别在前一书的扉页上他还亲笔挥毫:“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拙作寄请建民同志指正并书数语,以期共勉。周一良 九二 八 北京”。周先生给我的殷殷希冀之词,永记心头,它一直在鼓励和鞭策着我。如今,周先生虽离开我们已有十二年了,但他的理论建树和渊博学识、提携后学的真情实意,总是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时值纪念周一良先生诞辰百周年,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的业绩,定能嘉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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