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与齐邦媛的《巨流河》有着完全不同的属性。正如两书书名所喻示的那样：前者平淡朴实，恰似花生在贫瘠土地和严酷气候下的艰难生长，最后仍然结成果实；后者大开大合，犹如河流在宽阔的神州大地百折千回，浩浩荡荡归向大海。而许燕吉的命运，与齐邦媛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作为文化名人许地山的后代，她早年丧父，只是在和家人一起逃难和求生时得到了父亲余荫的庇护。虽为50年代早期的大学毕业生，但半生都处于生存的困厄。出生于1932年的许燕吉，比齐邦媛小八岁。她们两人在1949年之前都曾经共赴国难，前者可谓半生蹉跎，在命运的洪流中无法自拔，饱受屈辱和煎熬，最后迎来了幸福的晚景；后者半生平安丰富，不仅有着圆满的婚姻和家庭，而且在文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上成绩斐然。抛开事业成就不谈，两人的生活经历对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许地山去世于1941年8月4日，此时的许燕吉仅有九岁。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她和家人的命运急转直下，当在情理之中。然而，如以解放初期为分界线，对比她前后命运的不同即可发现，在前一阶段，许燕吉和家人的求学阶段，虽然颠沛流离，多次受困，但是，她和家人得到了父亲余荫的庇护，虽然遭遇了很多生活困境，但是有很多机会和选择。而她成人并上大学之后，所有的经济资源被统御起来，所有的社会空间被压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和家人只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吞噬。

许地山去世才三个多月，香港即告沦陷。许燕吉家的房子被抢，一家人流亡柳州，得到了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的帮助。之后又到了湖南，她的母亲做上了位于永兴县的湖南第三中学校长。随后卷入了湘桂大撤退的洪流，在贵州和李四光夫妇一起受困于独山。此时，她外公和爸爸的朋友，贵阳交通银行行长邹安众派人把他们接到了贵阳，母亲去了国立十四中任教，许燕吉和哥哥都到十四中上学。由于战局恶化，他们再度奔赴重庆，经过吴景超、翁文灏的帮助，母亲到战时生产局做了收发，许燕吉考入南开中学。抗战胜利后复原，她母亲到了南京宋美龄的“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经过父亲老朋友，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的帮助，许燕吉插班进入明德女中，后来又转入三女中，迎来了解放，并在1950年秋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

1954年毕业的许燕吉被分配到石家庄奶牛场工作。她相对平静的生活自此开始风云突变。1955年8月，她被隔离审查半年多，直到以“莫须有”的方式自证其罪后，这才被放了出来。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她响应号召，向党提意见，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单位开除，从此开始了“求生存”的艰辛历程。

投奔在石家庄的丈夫吴富融后，许燕吉去了街道上的竹编组劳动，7月30日被捕，以“新生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六年刑满释放之后，许燕吉还有五年的附加刑。她发现自己没有了容身之地，于是去了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在这里，她遭遇了逼婚。抗拒之后，她喜欢上了男犯吴一江。作为报复，逼婚者将许遣散。这样，许燕吉不得不再次面对生存问题，到河北新乐县坚固村再次改造。

她在坚固村劳动，全年的分红不会超过25元，连基本的生活开销都不够。她和吴一江长期分居两地，可能在生活上还要连累对方，于是斩断恋情，远走陕北，嫁给了一个年近半百的文盲农民。

不难看出，许燕吉虽有北京农业大学的大学文凭，1954年就毕业于畜牧系，属于稀缺人才。以当时百废待兴的状况，她不难发挥特长。但是，在那个年代，人才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许燕吉的因言获罪，不过是数十万“右派”中的寻常一例。在城市，就业机会由政府掌控，显然不会对她这样的“敌人”所开放。无论是去监狱就业，还是去农村再次改造，许燕吉几乎都处在极端被动地状态，甚至是别无选择。当国家以巨大的政治压力施加于个人，控制了社会的所有存在空间，掌管了一切的生存资源之时，个人的命运就只能是“权为刀俎，我为鱼肉”。具体到许燕吉身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熬过去。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揭示，在特殊的年代里，普通人的感情和欲望，被时代的精神所扭曲。许燕吉的婚姻和爱情，正是这样的产物。在极度贫困，生存压力巨大的时候，爱情和婚姻并无浪漫可言，而是显示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一般的脆弱。

许燕吉的第一段婚姻，是她和大学同学吴富融的结合。两人从1950年同学，1954年结婚后，婚后感情很好。由于许燕吉1958年9月28日被判刑，吴富融12月25日就提出了离婚。许燕吉“流着泪给吴富融写了封长长的信，一方面表示悔改和重新做人的决心，一方面求他念惜我俩从未红过脸的感情，倘若他能等我出狱，我会以一生来报答。”她形容此时的自己，“我就像个无助的溺水者，救助烂泥塘边的一棵小草，想暖回还有温度的爱情，想留住和社会的联系，想借力回到过去的生活。”尽管这样，到第二年5月，吴富融还是坚决地和她离了婚。

在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期间，她喜欢上了男犯吴一江。到坚固村再次劳动改造的现实，又使得她必须以现实的眼光来考量，如果两人结婚后生计该如何维持。此时的她，早已经过了“爱情至上”的年代，饱经沧桑的坎坷经历，已经促使她从两人结合的种种后果来考虑。“爱情是得有付出的，有害无益的婚姻必不长久，我已经经历过了。”为了生存，她来了一个快刀斩乱麻。事后，吴在信中称自己上当受骗。许燕吉明白了，“这吴一江也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没如己愿，就能恶言相向，我若成了他生活包袱，他肯定也会和吴富融一样，踢我一脚，我当初的决定还是对的。”

从河北远走陕西武功县杨陵公社的许燕吉，嫁给了一个一字不识，比自己大10岁，还带着一个十岁儿子的农民魏老头。两人做到了“互不侵犯，和平共处”，“我们由生疏渐渐熟悉，但绝对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句话蕴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婚姻双方都是在没有任何压力和逼迫，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以许燕吉和魏老头这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无可指责。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展示个人在高歌猛进革命年代的卑微存在，为生存而失去尊严、婚姻和爱情的锥心历程。尽管许燕吉以豁达的心态，波澜不惊地回眸自己生命的波折。但是，它带给读者的，却是对于操纵许燕吉命运力量的质疑。许燕吉的心态是平和的，她的愤懑早已随着岁月的逝去，化作了声调平和的娓娓道来。在她看来，“国家的事不是我能左右的，一个小人物在人海里就是微尘一粒，风把你吹到哪儿就是哪儿。我的心态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只能这样，别无选择。有一回陈鲁豫采访我，我说无论走到哪儿，哪怕在监狱也好，我都挺快乐的。”

不可否认，许燕吉以顽强的生命力，抗过了命运的重压，在艰苦的环境下没有放弃，显示了其生命力的强盛。生命权对于个人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在正常的国家和正常时代，这种权利无可置疑地被看重。如果一个有着良好品行和知识技能的公民，被迫为求生而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屈辱而艰难地苟活在政治压力和底层社会的夹缝中，甚至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性别特征求得生存，那显然是生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