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远离“一言堂”，防止“某个人说了算”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杨牧之新近发表《出版史上的一段故事》，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的出版为例，认为过去对图书审读虽经很多手续的会签，但仍“容易导致某个人说了算，导致‘长官意志’”。杨先生主张，对图书评价，“有不同意见，或者发生矛盾时，应该有法律管道。”“去法院起诉、打官司。”对此我十分赞成。不过依现行体制，图书审读还是由主管机关处理，故回避“长官意志”并不现实。联系个人亲历，我觉得“长官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长官”同公众一样也会与时俱进的。

杨牧之文中提到，胡乔木同志不赞成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禁了之”，这当然令人欣慰。但这封信是1986年之后写的，而在这之前的1979年，胡乔木对西方现代通俗文学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的。

1979年，我在南京创办大型外国文学刊物《译林》。创刊号刊登了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不料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上书胡乔木，指责江苏译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是“‘左联’时期以来的文学倒退”，“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胡乔木将此信批给江苏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当时《译林》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幸好江苏省出版局高斯局长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一不诲淫，二不诲盗，还揭露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态，为《译林》据理力辩。1980年5月9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的总结中，特意讲了这件事。说：“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会后，冯至先生派车接江苏省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我到他家去，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

过后不久，参加起草冯至这封信的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对人说，这封信是胡乔木授意，内容按照他的意思写，当然冯至也赞同。因为受多年封闭、禁锢的影响，当时文学界，不少人多把西方现代派文学看作颓废和追求感官刺激。所以，胡乔木和冯至对西方现代通俗文学持上述看法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它成为“长官意志”介入了审读，就难免影响到对图书的定性了。

好在冯至随后改变了看法。他特意把自己的文稿交给《译林》刊登，搬家后又要我按新址给他寄《译林》，还要《译林》牵头，出版由他主编的一套德国文学丛书。他和我不打不成交，后来成了朋友。至于胡乔木，他起初批评译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到后来却主张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能“一禁了之”。这说明，即使像乔木同志和冯至先生这样的权威人士，同样会有思想解放的过程。图书审读不是排斥“长官意志”，而是要远离“一言堂”，防止“某个人说了算”；最好能包容兼听，民主定性。我期盼各地都能传来有关图书审读“长官意志”不断提升带来的好消息！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