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博雅论坛第七期主题为“编辑的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在充斥着市场意识的大环境下，编辑人该如何兼顾文化理想和商业理性？上海六点文化创始人、华东师大社六点分社社长倪为国认为，背负理想进入出版业的编辑要打好两场仗，其一是与自己的战争，在舍商业之理性与得文化之理想之间博弈；其二是与作者的“战争”，以己之立场“俘获”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一个好的编辑如何才能挣脱商业的桎梏、在杂草丛生的出版园地中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倪先生以西塞罗的一句话作答并勉励后辈——宁可跟着柏拉图犯错误，也不愿意跟着某些人做正确的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社长 倪为国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编辑人的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提出这样一个题目，本身就意味着现在的出版人的文化理想是缺失的，或者说，人们难以找到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之间的平衡点。借用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的书名，我认为，我们今天所谈的编辑人的文化理想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

理想意味纯粹。纯粹意味着要做“减法”。如果你是一个做童书的编辑，童书品种很多，种类很丰富，你首先要做减法，确定做几年级或几岁孩子的童书，然后再做减法，在确定的年龄段做什么主题的童书，减至你擅长，且有意义为止。这样做书，才叫有文化理想。

商业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即使失败也是为了下次的成功。商业理性关心的不是书的内容，只关心能不能卖，能不能赢利。所以商业理性始终需要做加法。加各种各样的营销，请各类名人大V护航，只要能卖，加什么都可以。

理想可以是彼岸的东西，没有实现没有关系，可以守护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主题我很难评说，我给出的答案大家会失望。因为至少在目前的出版体制下，我认为，个体的文化理想与市场的商业理性平衡的支点是很难找到的，如果我告诉你们，可以找到的，那是在忽悠你们！

我在这一行干了很多年，认识很多优秀作者，见过各种各样的出版人，包括试图兼顾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的优秀出版人。充其量说，能兼顾，但找到平衡难。

因为商业理性是嬴利，赢利，再赢利，并每年要递增，而且是按会计年度计算的。而作者写一本书，编辑编一本书，很难以会计结算年度来计算。所以，我今天很难给出很好的经验，只能“空谈”一下所谓编辑人的文化理想。 

 编辑是一个人的“战争”

对我个人来说，我不敢自诩一直保持着一个编辑人文化的理想，而贬抑商业理性。因为商业理性，是有一套完整的、有逻辑力量的说辞（或者说理论），一旦接受这套理性，你的提问、你的困惑、你渴望的答案已经被预设在脑子里了，那套逻辑力量给你的最终答案其实就是要千方百计赚钱。但我想与在座的编辑同仁一起关注的问题只是：在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或需要不需要有文化理想？如果有，如果需要，到底能不能坚持，能够坚持多久？坦率地说，这些年，我也会做“加法”，什么意思？就是在做选题或编辑书时，会加一些“与书内容无关的东西”，甚至是“垃圾”，比如，要给书加一个腰封，说一些名不符实的话，加个名人推荐（这个名人可能完全没有读过此书），你不做加法，有人会用商业理性那套东西来规劝你……我也经常显得无奈，甚至无力反抗。

与自己的“战争”

所以，坚守文化理想，第一，是你与自己的一场“战争”，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编辑这个职业与其他行业是不一样的，如公务员，公务员只要执行领导指示，按流程作业就不会有大问题，其他职业也大都是通过协作来完成的，比如电影，有了好剧本，还要有导演、演员合作来完成。但编辑就是一个人的战争，所以你自己必须是一个 “战士”，战士就必须“武装”自己。所谓武装，就是你的知识储备，你对选题的敏锐、掌控能力，你对书稿内容的驾驭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这里不展开讨论，以后找机会与大家分享）；其二，从事这一出版职业，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你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就必须舍弃很多东西，包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这并不是说大家不需要赚钱。商业理性与文化理想在今天始终充满着张力，所以你要想明白，你要用什么东西武装你自己而不被商业理性左右。 

今天中国的出版业以利润、赚钱与否作为考核编辑的标准，这种“包产到户”式考核，一个有文化理想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时间长了，一定会被挤压，甚至会觉得也许本来就应该是商业至上的。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抄袭书、包销书、项目书、跟风书。比如《一个人一生要去的五十个城市》成功了，马上就会有诸如《女人一生要去的三十六个地方》之类的作品出来。没有理想的编辑注定是缺少创造力，想赚钱，就只能去模仿。

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当你考量一个选题上与不上，如果蠃利当头，那你必然会丧失对选题的基本判断力，一个丧失对选题基本判断力的编辑，他心目中不会有“作者”，只会想“名人”，那么多年来，我从来不会在考量选题的时候，涉及到赚不赚钱的问题，更不会以此来要求手下的编辑。在这一点上，我要比董老（董秀玉）幸运，因为她作为领导面临的压力大，而我作为一个个体，我所要考虑的是，这个选题好不好，是不是符合我们“六点”的理想。

战胜自己确实很难，我也曾动摇过。“六点”创立初期，曾做过一本小说《非人》，作者是意大利影、视、歌三栖名人。这就是一本悬疑小说，当年，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有人反复向我推荐，心一动，买下了，这本书一连印了5万本，当时整个编辑部都很兴奋。这种兴奋会带给你莫名的困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本人人都会冲着利益去做的书，这样的小说是完全无法承载理想的。后来意大利的出版社向给我推荐作者的第二本书《眼见为实》，我拒绝了。因为做这样的书，不是我的理想。如果心思一旦转移到赚钱上，对做学术书就没有兴趣了。

我在培训新员工时，一定会告诉他们：一个编辑如果一年编十本书，十年编一百本书，在这一行业做三十年也就三百本书。一生编辑三百本书，放在书架上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你要想明白，这三百本书能流传下去几本？只有能流传下去，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才会彰显你的价值和书的份量。所以，这三百本书的作者在哪里？这三百种书的选题是什么？变得尤为重要。一个编辑能这样提出问题，这样认识问题，这就有了一种文化理想趣味。当然，我不是说，做悬疑小说没有理想，只是趣味不同。 

与作者的“战争”

第二，是你跟作者之间的“战争”。这个世界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很有可能是“唐僧”。作者也是如此。名人，并不一定会是好作者。衡量一个编辑有没有文化理想的标准就是看你手上有什么样的作者队伍。

一本书尚未上市或作者还没有完稿，商业理性经常会这样提问：这本书目标读者群是谁？在哪里？这看似很有道理，而这个提问的实质就是：这本书能让多少读者掏出钱，不能确认读者掏钱的书不能出版。这就像一个怀胎尚未出生的孩子我们就必须判断，这个“孩子”将来会不会有出息。我个人认为，对一个编辑来说，最重要的，一是作者，二也是作者，三还是作者。你发现、鼓励、选择什么样作者，能在他身上寄托什么样的理想。这是一个编辑的趣味所在。或者说，一个成熟的编辑，总是通过选择一个个具体作者来寄托自己的文化理想。

我的编辑经验告诉我：一本好书，一本能流传的好书，与读者无关，与读者的阅读多少也无关，只关乎作者。好的编辑心目中只有作者，好的作者心目中自然会有读者。编辑与读者的关系是通过作者建构起来的。因为没有作者就没有读者，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读者圈。但商业理性是强调关心读者的，因为读者是买单者，蠃利是唯一的目的。我们的前辈出版人曾举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例。爱因斯坦1919年提出了相对论的假设，1924年被证明，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十几个人能读懂，那《相对论》这本书要不要出呢？按今天的商业理性原则当然不能出。

编辑是一个眼高手低的职业。所谓眼高，你写不出历史书，但你能判断什么样的史书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当然这也是一门学问（这里不展开讨论）。有了这个能力，你与作者之间会产生一种张力，你会知道你的作者群在哪里，在某一学术会场上，哪些作者能入你的眼，哪些人能成为你的作者。你要真正有能力把你的文化理想寄托在作者身上，或者你有能力说服作者或译者，为你写作、翻译一本书，这就是所谓与作者之间的“战争”。

一个好的编辑要打赢这两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要战胜自己，一个是要有好的作者队伍。在我看来，评价一个编辑，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他手上有多少作者，有什么样的作者，这也是一个有文化理想的编辑最起码所要积累的资源。

 明确自己的立场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不同的立场，你会有不同的文化理想。我个人认为，立场之于编辑是很重要的。这个立场，既有是非问题，更有价值判断问题。有立场，你就会对作者作出选择，对选题作出取舍。有立场，你就会知道，你的作者群在哪里？你要的选题是什么？有了立场，你就会明白，哪些书应该引进，值得引进，哪些书不该引进，哪些书应当拒绝。我的编辑经验告诉我，有没有明确的立场，是衡量一个编辑选题有没有方向，一个编辑成熟不成熟的标志。

你做史学书，你就应该有正确的史观，你做哲学就应该对哲学基本脉络和理路要非常了解。现在国内许多出版社动不动出版西方某个学者的全集，文集，这是很糟糕的。哪些人值得引进，哪些人不值得引进，背后就有立场判断，就有理想趣味。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是永远做不出好书的。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起名叫“六点”？大家知道：六点钟的时候，时针、分针合成一竖，不偏左不偏右，表示公允。汉语中，六个点是省略号，省略号表示无限和绝对，表示我们相信而且要追求绝对的东西。对于相对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虚无主义、现代派、后现代等的东西，我们是拒绝出版的。我们的logo中有拉丁语Horae，这是表示时间和正义的女神。所以，立场是衡量你有无理想很重要的标杆。如果在座的要树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明确立场，我个人认为你的编辑路子就走对了一半。 

 理想要“守”才能“成”

 有了文化理想就要坚守。坚守就意味不能按商业理性的“会计年度”来考虑问题。我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做了二十多年，就是《中国学术编年》（1000万字）。这套书刚印出来的时，我看到样书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二十年，我们真的是咬紧牙关、历经酸甜苦辣坚持下来的。

守候理想，守候自己心目中的好书，需要耐心。2013年年初上市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我守候了八年。《当代中国文学史稿》三卷本——我守候了近15年。好书可遇不可求，好书永远是需要等待的，而这种等需要很大的耐心，这就是文化理想的坚守。 

结语

今天，出版界的乱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些人总是想着“与世界接轨”，总想着所谓做大做强。出书卖书毕竟不是卖iPad，我以为所谓做大，不是书卖得越多，品种越多，就越大，而是指书的品质和影响力；所谓做强，就是你的书、你的作者能否提供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作品。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叫乔布斯，他是商业理性和理想平衡得很好的一个人。乔布斯生前说过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拿出我全部的技术换取和苏格拉底喝一次午茶的机会”。这话被常人忽视。我对它的解读是——在今天技术、创新决定一切的世界图景下，在一切都被技术绑架的情景下，乔布斯提醒我们这些自诩已经被“启蒙”的人，当我们成为“低头一族”时，不要远离古圣先贤对我们的教诲。在这个角度上，你才会理解三百年前卢梭所预言的，“我们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达一定会使人的灵魂变得越来越坏。”如果这个“坏”存在，其实出版业负有很大的责任。乔布斯这样一个将商业理性运用得非常纯熟的人晚年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思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畅销的书要始终保持一份警惕，畅销意味着向大众献媚。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或优秀作者是不会向大众“低头”的。向大众低头的人有两种人：政客和所谓的“文人”。

在我有限的编辑经历中，比较幸运的是，一直按着自己的文化理想在走，并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扶植。也许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复制，但我乐意和大家分享这些心得。

最后，我想直言，在今天秉持商业理性的编辑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编辑的，因为书与其他任何商品最大的不同是：书，不仅仅是为了消费，更重要的是教化。今天放弃商业上的考量，可能会行不通。但丧失文化理想去做书，或许是危险的。我们究竟该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我想起了古罗马的演说家、也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西塞罗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宁可跟着柏拉图一起犯错误，也不愿意跟着一些人做正确的事情”。

坚守理想需要这份天真和勇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