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第一次知道黄永玉，恐怕是从《罐斋杂记》开始的。我是在1990年，当时还是学生，买不起书，借一位已经工作的师兄的看。那副情景至今还在脑中：楼顶四周圈着宿舍，住着十几号单身汉和小夫妻，大家在中间的天台中乘凉，坐着各式各样的椅凳，各自手捧书本，边看边聊。有一家的孩子拿着《罐斋杂记》到处跑，说他最喜欢“我丑，但我妈喜欢”那幅。

那是个消息闭塞的年代，看到一本书，大家就只能看到这本书，书之外的其他信息基本欠奉，也查询不到。《罐斋杂记》怎么回事？黄永玉什么样子？我对此一无所知，但书读下来，就对作者有了自己的认知。我想象中的这个黄永玉，就是一个梗着脖子的中年汉子，耿介，狡黠，敏感，落拓。即使以后见到本尊，也依然维系着这种想象，不知道现实中和我心中的哪个更真实。

文字是有年龄的。后来看到资料，才知道《罐斋杂记》创作于1964年，作者年届四旬，正是个中年汉子。黄永玉是在农村蹲点搞“四清”时，无聊烦闷之余写些 “动物短句”消遣时光。有人看了觉得有意思，甚至笑不可抑。“文革”开始，某天黄永玉被叫进一间教室，勒令他交出写“动物短句”的本子。房间里坐着一排类乎审判员的年轻人，有一人在微笑，就是当初对“动物短句”觉得有意思，甚或笑不可抑的那位……

有文，又非单纯的文学；有画，却非单纯的美术。这种文图结合、意义互现的样式，黄永玉越弄越顺手。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永玉三记”，依次为《罐斋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芥末居杂记》。1993年，香港古椿书屋又出版《斗室的散步》、《往日，故乡的情话》、《汗珠里的沙漠》。内地出版时，就合而为六，称为“永玉六记”。

九十年代以来，《永玉六记》有过诸多版本，风行一时，近几年来，已较少再印，近乎绝版。我们是2012年得到授权，准备再版黄永玉先生的这套代表作。到2013年9月份套书出版，比我老的老头度过了九十华诞，距他开始创作《永玉六记》，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本次再版，我们利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对图片进行了耐心的修复整理。除此之外，这套书的装帧设计，对我们也是新的考验。此前若干版本已抛珠玉，这次将以什么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

这一年来，我常去几位老先生家作客，看他们的藏书，尤其是从世界各地淘的外版书，自以为又增加了不少见识，对书籍的理解也深了一些。书这种东西真是奇妙，自古登堡发明现代印刷术至今，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光景了，它的模样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什么？是里面的内容，承载的人类文明的血脉。

我现在所理解的图书形态，应该是这样的：看不出什么好来，也看不出什么不好来，材质印装，能让读者感到妥帖、踏实、放心即可，然后，让书里的内容说话。

这次重新设计《永玉六记》，我们就本着这一理念来确定材质，着手设计，希望能达到这一理想效果。这套书本来就是作者排遣心情的随性创作，我们也不妨做得别那么隆重，煞有介事。

另一感触是，图书内页的空间感。

十几年前我买家具，一张大床，下面一定要带抽屉，好能多放些东西进去，因为家里的地方实在太金贵了。在单位排版，也是拖着鼠标把标题径直放大，直到塞满几行空间为止。这都是局促惯了的人养成的节俭本性。

不是所有的空间都要塞满，所有的东西都要用上。自己合适就行，剩下的，就让它空着，用不上就用不上。

这是我们现在的理念，设计师艾莉老师比我更坚决。

黄永玉先生，我只是在几次公开的场合，或看他坐在台上，或被人簇拥在中间，一直没有机会靠近他身体到六米之内。

这次再版《永玉六记》，我和老头没有见过面，连电话都没打过。设计方案出来，他也没有看一眼，完全是大撒把的态度，我们就直接付印了。

只是在编辑过程中，老头提出，他要从原来的作品中选一些出来，用彩墨重新绘制，单独做一本别册。最终，他画了两套册页，计二十四幅彩色画稿，交给我们编排。果然增色。

书最后出来，送到他面前，老头夸赞一番，又给我签名一套，表示满意和感谢。我们的合作至此告一段落，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接触过。

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李辉老师。选题策划、与作者协调沟通，包括作者二话不说的授权，放任我们去做的那种信任，真正起桥梁作用的是他。

李辉老师多年致力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也与那些文化老人结下了深情厚意。“二流堂”诸多老先生，一个个离世，对他都有了“托孤”的意味。

某天下午，我和李辉老师谈完事，问他接下来去哪儿。他说，去黄先生那里坐坐。我才知道，多年来他坚持定期拜访这些老人家，哪怕只是陪着坐坐，风雨无阻。频次之高，甚至超过了老人的儿女。

李辉老师把黄永玉先生签名的那套《永玉六记》带给我那天，聊及做人做事。他说，最好的关系是，作者跟着编辑跑。两者之间多年达成信任与尊重，编辑对作者尽心尽力，作者对编辑没有二话，编辑走到哪里，作者跟到哪里，跟东家无关，跟利益无关。

信夫，与诸位同行共勉。

原文标题：《永玉六记》编辑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