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心里想着做曾国藩，最终做了刘大鹏。一颗达官贵族的心，却久囿于煤商老农的身，修身尚易，齐家更难。高卧书斋，败局人生，梦中治国，一腔哀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可想而知。

沈艾娣所写山西近代乡贤刘大鹏(1857-1942)的《梦醒子》一书，近几年已成为英美大学生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指定读物，现在居然译成中文出版了，而这竟然是她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和她认识十几年了，看到她的书终于来到书中所讨论的中土世界，实在非常“欢喜赞叹”。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相识乃由这本《梦醒子》结缘。当时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主要任务是完成这部书稿。当时一同访问的还有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彭晓燕（Michael Biran），她写这本书也得益于与他们的讨论。我们几乎每周见面一次，总是听她讲她的书稿，偶尔会帮她核对一下刘大鹏日记原文和她的英文译文。其实她对原文理解得非常好，我提供的修订意见极其有限。

关于作者

每次吃饭都抢着讲自己的新发现

在我眼里，艾娣真是青年学者的榜样，她真正称得上一位极有计划性（highly organized）、极度专心（highly concentrated）、极度自律（highly disciplined）的学者。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其中四本专著，处理四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两本在英国出版，两本在美国出版，这些专著无疑让她在学术界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积累，使得她年仅三十八岁便被哈佛聘为历史系正教授。我两次去哈佛演讲，尽管停留时间很短，都约她见面吃饭，她都抢着讲自己最近的研究心得和发现。她正是这样一位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学者。

没过几年，艾娣又被母校牛津聘回去接替她老师科大卫空出的教职。她是科大卫的众多得意门生中较为特别的一位，并没有跟着科老师做华南，而是以做山西著称。记得她曾跟我说过，“科老师训练了我，但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看法”。正是中国传统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科老师其实也很关注山西。就在今年夏天，师徒二人一起参加了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晋城营的指导工作。

她的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都在尝试新的史学研究和写作方法，开辟新的领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她大学本科在剑桥学习古典专业，人文学的基础非常好，写作上更是力求典雅。而她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写作学术著作时常常将读者装在心里（reader-friendly），她的英文书多数都在300页以内，这一点在学界也是很难得的。

艾娣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以写专著为主。专著能着眼于本领域内的一个大问题，甚至引起其他领域读者的思考，而这需要多年的积累。

专著的写作也能体现一个学者多方面的史学方法和写作手法，因为可以交替进行史实描述、史事叙述、史料分析，乃至于理论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专著的写作更需要一个学者的沉潜，真正是考验一个学者的持久的（enduring）和坚韧的(persistent)的特质。艾娣无疑具有这样非凡的特质。事实上，除非所谓世俗的诱惑如名利之外，学者在学术上也面临许多诱惑，比如见到新潮流、新史料的出现，见猎心喜，赶紧跟风写个急就章应景，或者搁不下面子，答应一些文债，而这些都会影响自己的专著写作计划。大概不少青年学者都有这样那样类似的挣扎，应引以为鉴。

关于《梦醒子》

史家讲官修正史忽略的故事

艾娣在中文版序中提示说《梦醒子》是一部受到近代欧洲史学领域发展出的微观史影响的作品，但不是典型的微观史，只是用叙事的结构来展示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分析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她使用的主要资料来自于刘大鹏自己留下的日记、著述，以及采访当地人的口述资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英文版的“刘公大鹏先生行状”。

刘大鹏这样的乡贤，一生坎坷，虽有功名，却未在官府谋得一官半职，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基本上不可能进入“国史”。中古时代的墓志常常说到志主的家世和事迹“国史家牒，可略言矣。”这个“略”可以是简略，也可以是忽略。有些人确实在国史中露了一下面，但其事迹很简略，和墓志的内容不可比。但更多人是在国史中完全被忽略。

艾娣的刘大鹏传是按照她所理解的刘大鹏的复杂身份如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来组织材料、叙述传主生活的，这是典型的强调史家主体的叙事史，英文所说的“史家来讲故事（I tell the story）”。这与中文学界强调的所谓“让史料说话（Sources tell the story）”非常不同。史料自己并不会说话，要靠史家去理解、阐释、组织。此书夹叙夹议，引用了大量二手文献，比如书中讨论孝道中道德、礼仪、情感的紧张关系，提示了柯启玄、伊佩霞、高彦颐、张寿安的研究（44-45页）。这样的提示能够将一个小问题的讨论和更大的学术领域之间建立起相关性，从而彰显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总之这本书在视野、方法、写作上均可称典范之作。

刘大鹏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由艾娣给他完整写出来，也会被官修正史忽略。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艾娣更关心的是，像刘大鹏这样的乡贤，如何在清末民初社会剧变中挣扎于各种身份认同和角色变换，以及这些乡贤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在这样的剧变中如何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影响，这些乡贤所生活的乡村又如何在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等方面经历现代化之痛。

关于刘大鹏

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

刘大鹏虽然中了省试，算有功名，文化教育水平很高，从他的日记来看，他对自己的文化地位自视也很高，但因为没有为官，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并不高。光有功名并不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为了缓解生活上的困窘，他不得不去富人家坐馆，也不得不经营煤矿，并在煤矿业萧条之后从事农耕，实际上从私塾先生变成商人又变成农民。在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系统中，这意味着人生的失败。但这些转变与山西在近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并非刘大鹏个人的力量所能抗争。

正如艾娣所指出的，“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15页)。这正是刘大鹏这类有功名未入仕儒生的宿命。这些人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梦（刘大鹏的梦见69页），一生却只能挣扎于“修身齐家”。心里想着做曾国藩，最终做了刘大鹏。一颗达官贵族的心，却久囿于煤商老农的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可想而知。修身尚易，齐家更难。艾娣一再强调了刘大鹏在道德上的高度自律和努力做一位孝子，但在支撑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并不成功。

全书叙事和讨论都非常细致，不过限于叙事体例，书中有些论点未进一步展开。这里只说两点。其一、书中对刘大鹏受曾国藩影响开始以写日记砥砺人格的讨论较为简洁（9页），而当时全国各地这类乡贤以曾国藩作为政治和个人道德与事功的榜样是一个重要论题，值得更多讨论。其二、传统教育目标与科举考试形式之间的冲突也是一个有趣论题，克服道德、功名的追求和学习、考试方式之间的矛盾是当时读书人的一大挑战（30页）。

通过教育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确是传统孝心的体现，而科举废除后，高考在形式上取代了科举，但高考与科举对读书人的忠孝观念和心态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读书为中华之崛起、为家族之荣耀，都是传统忠孝观念在教育精神上的体现。其实，直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乡间，读书和参加高考有着多重意义，精神上为“光宗耀祖”、为父母“争气”，道德上为后人树立人生楷模，经济上能够吃上“商品粮”，政治上获得“城里人”的地位。这一观念的历史传承和变迁值得进一步探讨。相信读者也会发现其他一些极有启发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