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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人士子有一番看似天真的自觉:一是以为文化统御一切,解决了思想文化问题其他便迎刃而解;一是往往以在野的身份而抱有在朝的态度,参与社会事务。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日后的运命。以此论观梁漱溟先生,当然亦能看出其很深的印记,但诚如梁先生谈梁任公时“春秋责备贤者”之语,何况梁漱溟先生是何等特殊而生动的人物?先生以儒者做最后定型,儒家本质上说都是天生的教师,要把金针度与人,莫不有开放的胸襟,《我生有涯愿无尽》这本“梁漱溟自述文录”收录了梁先生在不同时期自述其思想生平的文章,坦荡无遗,几经整理编排,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解读前贤内心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特征的最佳纪录。
2013年为梁先生诞辰120周年,世人有把先生称为“行动的儒家”,意指先生曾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前后又奔走国事,为民盟发起人之一,在理论之外,躬身实践参与社会。也有人称其为“最后的儒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缘于梁先生一方面传承,如恢复古典儒家反躬自省、默察万物,讲学之外一度与学生子弟有晨起“朝课”的习惯;一方面也与同时代人相仿佛,希望为旧学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以解决时代难题,而这种探求又以反求诸己为主,西方哲学为辅,带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意味,但根系深植于故土,并不像某些海外新儒家,因为受到“五四”时代和世事变故的持续刺激,而转为激烈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当代人因为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有“匹夫不可夺志”之举,加之先生哲学著作多为艰深难测,以及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历史影像均为嶙嶙骨鲠之士造型而产生误识。自艾恺教授1980年访问梁先生后,谈话纪录随其专著为人所识,特别是访问录音在坊间的流传,大大颠覆世人以往印象。笔者近年才初次涉及该录音,先生晚年谈话风格之清逸、声音之年轻生动,使人闻之忘俗。或许原先对先生当世言行的价值判断应有可修正之处?
对于早年从事乡建运动,梁先生是较早注意到民国政制自上而下缺乏基础的人,于是决定离开都市生活,到乡村去。然而中国乡村历来的情况,以先生的话说,是“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 。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成为日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梁先生这一支的工作宗旨。这与晏阳初先生当日在河北定县推动“平民教育”,又各有侧重。梁先生做乡建运动并不像后者那样,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和影响,他说当时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像是“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可见其精神思想的投入程度。
常戴顶毡帽的梁漱溟先生,平日行止确如一位老僧,细诉其思想嬗变历程,从青年时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其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年纪尚轻便执北大教席,也是因《究元决疑论》引起兴趣广博的蔡元培注意,专讲印度哲学。先生早年遇到革命的时代,后来目睹了民国初创、国会开会和党争上演的颇多丑剧,渐渐失望;期间对英国政制有过专研,埋下了后来在广大乡村推行乡治、试图解决中西政制文化的根本差异的伏笔;也曾宣扬过社会主义,从学佛学医转向儒家是梁先生平生思想最重大的转型。儒家“仁者不忧”的积极乐观气质不但当日吸引他重新入世,也奠定他此后的哲学态度。晚年时,梁先生在口述、受访等场合多次表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乐观。而此漫长思想历程,主要靠自学与内省,除去父亲教育思想和家世的影响,实在是不寻常的例子。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由九龙方面进占香港,社会秩序大乱。时在香港民盟《光明报》工作的梁漱溟在同人的帮助下,曲折辗转回到内地,途中幸未遇险。后来在家书中梁先生写道,“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并解释说,如不是这样,则民族复兴的延迟和中国文化孔孟之学的晦塞便是天命,或大任并不曾降于斯人。这种在中国文化复兴中担大任的“天命意识”,或许是梁先生精神世界特质的最深刻反映,所谓“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先生当日在北大,正值新文化运动前夕,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他讲东方古哲之学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问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要就是解决西方、中国、印度这三大文化体系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问题,超越了狭隘的优劣比较。梁先生回忆说,此书一出,“解决了东西文化问题”。为中国文化安身立命,嗣后成为梁先生始终自觉的使命,也深刻地成就了他人生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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