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2013年11月05日 来源:南都周刊
时间:
何兆武
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出生于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 《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作为中国知名的历史、思想文化史学者以及翻译家,何兆武著作等身,却历来隐遁在大部头之后,直到2006年推出口述史《上学记》,才性情尽显。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随笔,让当下人嗅到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自由空气,也让很多为教育困境而焦虑的人为之向往。
1921年出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跌宕起伏。在《上学记》中,他既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又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天性顺和、不容易激越,是何兆武留给他人的深刻印象。如今,人至暮年,回顾往昔,何老说自己一生中更愿做“逍遥派”—派系面前,他能理解他人与己不同的诸多选择。而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有效地活着。
有效地活着
电话中,何老很快就答应接受采访,至于时间,“我反正退休了,都可以”。
清华大学西南一隅,是一片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年代久,颜色几近暗沉。有梧桐树穿插其间,高大茂密。中间一栋楼的拐弯处是一个大的自行车棚。多年前,时年八十余岁的何兆武,还常骑着自行车来往,同在清华教书的葛兆光看见了,不由得生叹:何老真是健康。
推门而入,何老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下意识地起身,腾出自己的座椅让予你,显然,腿脚已有些不便,步履迟缓地挪到床沿上。
这是一个堆满书的狭小房间,书桌凌乱。桌旁是一个单人床。他已经九十二岁了,因为摔了一跤,右腿植入金属架,现在极少出门,身体已大不如从前。
但此时此刻,何老像个学生一样端坐着,准备接受提问。
很少能见到像何老这么爱笑的老人,说话声止住了,笑容和笑声还闪在那里。听力有轻微障碍,偶尔会答非所问。而且,越近的东西越不容易被他记住,他间或会重复自己的话,像复读机,仿佛这些词句是第一次被他如此排列、组织,表情无辜,且充满兴致。
交谈中充满了空白和停顿。偶尔,他会在十几秒后,奇异地为前一个话题,补上一番叙述,但大部分时候,就空在那里,荒着。
他脑力尚健,完全接得住很多形而上问题的回答,只是,这样一些瞬间,还是让人知觉,衰老和当时窗外的暮色一样,已经慢慢降临。
每个早晨醒来,何老会颤巍巍地推窗,拉窗帘,换空气,在屋子里练练自己编的活动操,然后热面包片,涂cheese,张罗早饭。保姆跑来帮忙,却被他推开。偶尔出门遛弯,上下楼梯,他也是如此,坚持自己来。去校医院看病,排很长的队,有年轻人礼让,让他插个队或者坐到椅子上,他都拒绝,他愿意和所有人一样,就等着,“又不是不能站了。”他说。这或许是他保持尊严的方式之一。
“要坚持有效活着,无效活着太痛苦了。”他说。他最惊惧的,是成为已故爱人生前那种老年痴呆症患者——事事依靠别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十余年里,他们几乎没有交流。
他的爱人也是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姐姐的同学。书桌上,放着一张放大的她的照片,只是已经记不起摄于何时。
“文革”时,何老和历史学家顾颉刚、谢国桢一起被关到牛棚。顾颉刚威严,不多言语,而当时八十有余的谢国桢则一团欢喜,总乐呵呵的。当时的何老,问谢老 :“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一定得益于您的开朗。”谢老却说不然,其实“精神上特别压抑”。他当时颇为不解:“大家都尊你大学者、老前辈,还压抑什么?”谢老说:“我熟悉的亲友几乎都不在了。”
而现在,他领受了那种感觉, “我这一辈的,大多数都走了。现在,我时刻准备着。”
他爱人照片旁边,是孙女在澳大利亚读书时的照片,隔三差五,孙女会过来陪他。
“她不喜欢读书,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也由着她去。”“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她从小跟着我长大,很亲。”
他笑得圆融,完全没有长辈的威严或者读书人的清高自持,一副惟愿所有人依天性,自然而成的通达。
当年,对自己的儿子他也不横加干涉,顺应他自小喜欢打鸟的个性,支持其成为一个在野外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的工作者。他赞成依着自己的兴趣来,这样无论是否出成绩,自身就有个满足。
逍遥游
何兆武就是一个非功利读书的样本。西南联大七年,他接连读了四个专业,就是因为一直不明确兴趣在哪。而当时的教育制度也给了他这种自由。中学时,因为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神殿到中世纪的教堂,他都觉得有趣,就报了土木建筑系。到第二学期,他发现兴趣不在此,就换了历史,而原因他已记不清,兴许是当时的战局让他充满疑问。其间,他发现对繁琐的历史考据并无兴致,并不认为把一个人的生卒年份考证出来,就等于理解了历史。
许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历史观做了总结:“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历史也会一无所知,虽说他可以复述许多辞句,但是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本科毕业后,受好友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系研究生。可没多久,就因肺病,休息半年。在这期间,何兆武读了丁尼生、勃朗宁、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歌,因为欣赏丁尼生的人生观,在第二年他就转入了西洋文学系,跟着吴宓读研究生。在吴宓与人闹人际纠纷离开后,他又跟着美国人罗伯特·温特学文学批评。
何兆武说,“我年轻的时候,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没有排除一种驳杂的思想。”也或许因此,他从来不是一个容易偏执的人,总是留有余地。——他表述自己的观点,你反驳他,他并不急于辩解,“你说的这种,也是可以理解”。
19岁那年夏天,何兆武读到傅雷翻译的《恋爱与牺牲》,作者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认为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的。当以此宽厚、同情来看世界,可发现整个世界处处值得怜悯。这给他很大的启发:人生多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文革”时,同在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平时闷不作响的会计,有一天也参加了造反派,何兆武有些纳闷,有一天问起他,怎么突然这么活跃,会计说:“还不是为了饭碗!”
何老说,他能理解会计的选择,毕竟人要吃饭,在这点上,他是唯物的。他说,如果你黑夜行路,遇到强盗拿刀打劫,你是交出钱包还是誓死抵抗,如果有危险,他可能选择交出钱包。
但有些人不这样选择,在社科院历史所,他有一个好友杨超,德才兼备,是前辈侯外庐的得意门生。1968年,抓“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历史所揪出将近三分之一,凡被揪出来几乎没有不承认的,但是杨超不承认,他拒绝交代别人,写了一张字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然后自杀了,年仅三十九岁。何老对他抱以惋惜:“他就是太认真了,别人都跟演戏一样随风转,他却来真格的,难道你就看不穿吗?”
“文革”时,何兆武不参加任何组织。“我确实弄不清楚每个派别做的是什么,所以从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我做逍遥派。”
但是,何兆武有自己的政治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他都参加,但除此外,他都不参与。一来受父亲告诫,政治是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要远离;二来有自知之明,感觉自己不是那块料,并不容易投入热情。很多时候,他愿意做一个旁观者,走在历史边上。
但他并不圆滑,对待紧跟高举的人,譬如冯友兰,他在《上学记》中也有过讥诮:“1949年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有一段江青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批孔高潮之际,冯先生已届八十高龄,以梁效写作班子顾问的身份随江青去天津,不幸因病住进医院,病榻之上,还立即写了一系列咏史诗……”出版后,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对媒体表示有所不满,何老笑着说:“冯先生的姑娘不同意,说诗歌的出处不对,但其实,可以例举的很多。”
何老觉得人要把名利看淡一点,但是想到的确有人以此为乐,他也就笑笑。他举例说起薄熙来庭审中,英国人向薄谷开来索要的金额。“1500,万,英镑?”他小心谨慎地排列这个数字及其后缀,步步生疑,带着惊讶。“如果索要这个数额,应该意味着他猜测对方有这个财力吧”。
他也有一些小机敏和小“狡黠”。“文革”时,每天早晨起来,会有仪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会生疑,暗暗想,毛泽东明明在老三篇里说,人总是要死的。但他自己还是会从众,祝愿,说一些假话,因为当时的氛围如此。
何老讲起一个笑话。“文革”时,在河南,有辆卡车抛锚了,修理半天没修好,正好看见对面一辆卡车过来,于是招手。车停住,这边人打开小红书,大声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车出问题了,请帮忙。”对面非常淡定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力量,要放在哪里,就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叫自力更生。”说完,就开车走了。
一头雾水,一生荒废
“如果‘文革’没有结束,你的人生会如何。”
“不可想象”,他答。“关键看谁掌权”,又补充。关于“文革”,他说自己搞不明白的太多。
何老频繁使用“内幕”这个词。
书桌上,那本正在翻阅的聂元梓回忆录里就藏着这样的疑问:一个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被毛泽东盛赞的,“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 “五大领袖”之首,却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想不明白,不了解内幕。”他叹道。
此书旁边,放置着一本《邓小平时代》,他已经大致翻过,“他(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可能知道详细内幕,必然充满推测和想象。”
何老口述的《上学记》为很多人关注后,很多人寄望他的《上班记》,他却连连摆手,没有“上班记”了,原因在于,自己不做官,根本不了解很多事情的内幕,无法讲述。比如上世纪50年代,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牌子上写的是“科学院”,实际上却属于宣传部门。在他来看,科学是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而宣传是先给结论,再去研究,两者本质不同,却混为一谈,他一头雾水。
正是那时候,何兆武被调往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分派给他的课题是“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些不合时宜,和某些需要并不吻合,所以逐渐兴致寡淡。然后,他白天上班,晚上“跑野马”,在家搞起翻译。因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学说出版宽松,他就尽量在这些学说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就这样应运而生。
何老的译作中,只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而这其实是一个任务。“文革”时,因为翻译这部文稿,他被扣上“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的“反革命”帽子。但让他深感荒诞无序的是,“文革”后,他从当年委托他翻译的商务印书馆的同学那里得知,书的翻译工作其实是毛泽东指派下来的。
据何老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的罗素和美国的爱因斯坦合搞世界和平运动,唯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出于该运动对于美国霸权的限制,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邀请罗素来华访问。当时罗素已97岁,临上飞机,因怕难以胜任长途劳顿,最终选择放弃。作为致歉,他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指派商务印书馆翻译出来。
一个毛泽东发出的命令,最后却以维护他的名义给否定了,“内幕”究竟如何,何兆武作为当事人,却一头雾水。
他因此惋惜,“文革”的很多当事人没有留下口述,尤其江青,他说完全可以派两个人去给她做记录,然后,放到保险柜里,百年后再解密——“西方有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
学者丁东认为,虽然在那一代人中,何老的生活道路相对平坦,但是他的反思很彻底,表达也很到位,晚年已近波澜不惊的境界。
面对老者,年轻人总想获得点拨,关于经验与智慧。何老却笑笑,说没有。他觉得:人这一生,是被动来到世间,既然来了,就只好活下去。这不是人的主观选择。
少年时,因为阅读17、18世纪的一些人性学家作品,何兆武动过写幸福论和爱情论的念头,现在却难以起笔。“幸福是个无法统一的东西”。年轻时,他也曾一派天真,觉得二战结束,会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自由、民主的世界,但没想到之后的道路那么曲折。
书桌上还放着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南方周末》,都是朋友寄来的。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己订阅 《人民日报》,直到中苏论战之时,有一天他看到评论里写:今天看起来,双方说的都是废话。而这之前,他们投入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学习《九评》。劳动就这样白白废掉,他有些黯然。
80岁生日时,清华大学准备为何兆武举行一次正式的生日庆祝活动,结果所有朋友都到场,他这个主角却把屋门一锁,不见踪影。事后解释,他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人,称不起这样的隆重纪念。他始终觉得自己这一生是荒废的一生,成绩等于零。
1938年,何兆武17岁,和父亲从岳阳赶往长沙,那段路程不过百余公里,因为战乱,他们最终坐船去。于是,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就这样拉长,走了五天。一路景色却胜极。
在船上,他陷入一种思考:怎样算是进步?尽管坐火车优越,但是坐船却是另一种美妙,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这么慢慢走。
这个场景,像极他一生的一个缩影。
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平行公司北京百道世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网络媒体平台百道网、百道网微信、帮书店微信,以及百道学习APP和小程序等平台上发布的文章,版权属于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或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著作权人共同拥有,严禁转载。任何纸媒、网媒或社交媒体需要发布或转载,请与版权专员联系(service@bookdao.biz),获得授权后,方可转载。对于任何未经授权的转载,我们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