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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记不住一张脸》是一本特殊的自传。希瑟·塞勒斯是一位文学教授,此书出版前,她只以若干童话故事集在业内小有名气。使本书暴得“大名”的,是它的内容无多少人能够深入了解更无多少人愿意如实写出,盖因传主所罹患的“面容失认症”(俗称脸盲症)无论在生理、心理抑或伦理层面上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希瑟·塞勒斯说自爆此症好比同性恋“出柜”,不知道砸过来的是鸡蛋、石头还是鲜花。
“面容失认症”是一个什么症呢?简单说来,就是患者无法通过人脸来辨识人,除非有特殊的发型、胡须、衣着、口吻、举止……才能让他们认出人来。但问题在于,这些特征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他们永远处于一种解读密码且常常解读失误的状态之中。在本书中,塞勒斯频换工作以求新环境新工作,从而让同事朋友“重新”介绍自己,即使如此,她的脸盲症仍一如既往地使她对跟她热情打招呼的朋友视而不见,扑入陌生人的怀抱而把丈夫晾在一边,将继子当成敲诈勒索的小流氓而预备报警……人们都离她而去,她发现自己心理有病,快要崩溃了。
如果说脸盲是本书的一条明线,那么,作者回顾童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那部分内容,则是与之平行的一条暗线。为什么说是“暗线”呢?因为这部分童年生活,很容易“暗示”脸盲的成因,这在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说完全是说得过去的。但本书最值得一书的,恰恰是作者戳破了凡事从童年寻找成因的思维定势,从而一举否定了脸盲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说法。事实上,在哈佛大学几位专家的帮助下,作者认识到脸盲与自己的童年生活、尤其是与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致害”,还是一种自我保护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亲情得以维系,而作者的精神也终究没有崩溃。
说起作者的童年生活,我们真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作者的父亲酗酒、流浪、热衷异装癖,真正撑起家庭的是母亲。但这个母亲实在太奇怪了,她前一刻还在做点心和烤蛋糕,下一刻却急着收拾细软准备搬家,每搬一地总要门窗紧锁设置警戒,家里永远闷热难当灰尘扑面、铺的地毯只许爬不许走……这还不算,母亲对女儿的管束严厉得近乎中世纪的修道院,她把女儿的恋人吓走,诅咒女儿的婚姻,女儿38岁谈婚论嫁(后来还失败了),这个母亲连问都不问一句。
为了让自己保持“完美的水平状态”,作者从小便以一种最费力的方式行走于人世,隐匿、掩盖所经历的一切,臆造出幸福童年和美满家庭的海市蜃楼。在此过程中,她任患病的母亲一遍遍地侵蚀自己的生活,而与他人的交往,“即使是最简单的互动,都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公开自己的病情前,它们一直荼毒着作者的生活,脸盲并非因它们而生,但因它们而大大加深了。
当记者问及若有办法根治脸盲,她会作何考虑。作者直截了当回答“不”。她说脸盲确实把她孤立于世界之外,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体验是一种难得的训练:“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审视每个人,注意让他们显得独特的小细节。脸盲可能是比上研究所还要好的写作训练方式……我不能想象我的人生没有脸盲。我就是这样知道如何认识世界的。”以脸盲方式“认识世界”写下的这本书,确实显得卓而不凡,其中不少章节读来颇有卡夫卡式的神秘和荒谬感。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著名作家冯内古特和致力于全球环保事业的生物学家简·古道尔都是不同程度的脸盲患者,后者还曾感叹自己博爱一生却记不住几张人脸而遭遇的尴尬和非议(事见《希望的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4月版),但大多数患者选择了沉默。事实上,脸盲并非心理疾病,它主要因先天基因和后天脑损伤而起,当下并无药物疗救的途径,最好的办法是坦然公开。希瑟·塞勒斯的幸运在于家人、朋友和厕身其中的学术环境的宽容和自由,而现实中另外几起公开的案例则被目为心理疾病而遭疏远甚至隔离。说到底,脸盲的公开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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