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天，他回想自己的一生，真是步步都不赶趟：18岁有志向学时失学，而立之年立不起来，四十之后到处是疑惑，知天命之年不认命，耳顺之年好多事看不惯。他说，孔子的标准，是为圣人所设。

不过，让他感到幸运的是，他这个先天不足（缺乏主流的学术传承）、后天失调（没有正规的学术训练）的“学术搬运工”，在退休前十来年，就舍弃了体制内的种种好处，遵从个人兴趣，选择了学术随笔写作之路。

这种选择，使他不再受考核制度的约束，获得了身心自由，并解决了很多思想困惑，并与更多的人有了交流。近日，在其新书《长袍与牢骚》出版之际，他与记者分享了他的治学之路。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

从课题写作到学术随笔

智效民的学术之路，是从1986年进入山西省社科院开始的。那时他已40岁，人生之路至此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18岁高中毕业时，因为父亲是阎锡山政权的一名高官，出身不好的他无法通过高考政审，便主动要求下乡插队落户。1971年25岁时，终于回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调入一所子弟学校当了中学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时，31岁的智效民已经超龄。1978年初研究生开始招生，规定“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可报名，兴奋的智效民考虑再三，选择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专业。因为人情、外语等方面的因素，连考三次不中，智效民只好放弃。后来，他参加了太原师专举办的两年期教师培训班，获得了大专学历。

1985年，智效民调入省民革机关工作，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应机关工作。1986年，山西省社科院《思维科学》缺少编辑，当过兼职编辑的智效民，找到主编张光鉴，终于完成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调动，走上了梦寐以求的治学道路。

《思维科学》不久因经费问题停刊，智效民趁机调到了历史所。为了职称评定和体制内晋升的一系列好处，初来乍到的智效民也参加了集体课题。让他印象最深、最痛苦的一个课题叫《河东盐三千年》研究。因为运城盐化局有钱，社科院就联系给他们做企业史。这是社科院一厢情愿的项目，智效民有一种手捧金饭碗去讨饭的感觉。前后写了30万字，这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项目让他痛苦不堪。

同住社科院宿舍的对门邻居丁东，经常找智效民下棋聊天，看到他这种状态，便劝他不要再干这种傻事。此时的智效民，已经开始在《太原晚报》等报刊上发表“豆腐干”文章。不写论文，在学术界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可智效民觉得做学问必须有趣，写论文不能是一件苦差事。

缺乏主流学术传承、没有正规学术训练的智效民，此时摆在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继续按照别人安排做课题，完成体制内的考评和晋升；另外一条，是遵从个人兴趣，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致力于学术随笔写作。

权衡再三，他决定当一个随心所欲写点读书随笔的“学术搬运工”，并给自己提出“三不主义”——不做课题、不写论文、不参与评奖。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到职称评定，但甘蔗没有两头甜，好处不可能兼得，这一点他有心理准备。

智效民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给沈昌文主持的《读书》栏目投稿，没想到一投即中，信心大增，随后给《东方》《书屋》《博览群书》等报刊投稿，走上了自由自在的学术随笔写作之路。

从近代史到胡适研究

智效民对近代史的兴趣是从青年时插队时期开始的。

智效民的四姥爷，曾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文革”退休后从广播、杂志了解日本的发展状况。他告诉智效民，日本的地下已经挖掘到八九层，地下和白昼一样。智效民特别惊讶，后来就开始思考，近代中国与日本起点差不多，日本打开国门的时间比中国还晚，为什么我们的发展总是落后？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智效民读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赖肖尔的《日本人》等著作。直到前几年，智效民才在《思想操练》一书中指出问题的要害：其实二者的差别从19世纪60年代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搞的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体制可以改，政治制度不能动。”

青年时代的智效民从一些原始资料中发现，许多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教科书中写的那样。比如，鸦片战争时，主和派其实比较顾全大局，主战派却虚骄自大易挑起事端。

1986年10月，《光明日报》开始连载白吉庵的《胡适传》。受其影响，再加上父亲留下的几本《胡适思想批判资料》，智效民在图书馆开始关注胡适相关的资料。在一套上下两册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中，上册选了胡适的一些代表作，下册是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这是智效民真正认识胡适的开始，由此改变了过去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从近代史转向了民国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智效民还看了台湾远流的《胡适作品集》、台湾联经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资料，打下了胡适研究的基础。1988年，他写下了第一篇胡适研究论文《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与主义”之争》，发表在1989年3月的《青海社会科学》杂志上。智效民觉得，对于“主义”的崇拜，是现代中国的最大悲哀。

1989年智效民又写了一篇论胡适“好政府主义”的文章，投给了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期刊，却被退稿。一年后，智效民发现该刊的一位编辑写了一篇类似的文章刊出，心里很不舒服。

研究胡适后，智效民就像发现了一个宝藏，继而对胡适的朋友们产生兴趣。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了《胡适书信集》，收录了胡适和很多人往来的书信，印证了民国时代文人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的说法。此时史学界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胡适，智效民觉得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的领域，于是开始向胡适的朋友们发散开来。2002年，这批文章整理出来，结集成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并在2010年再版。

从知识分子到大学教育

1997年，在丁东、谢泳的推荐下，智效民将个人文章结集成了人生的第一本书《心理单间》。作为一个没有师承、没有科班、没有学历的学术界“三无人员”，他自称不入流，但50岁的他，终于在模模糊糊中找到了方向。

智效民称，学术有两种，一种是大的创新，还有一种是普及。能够创新提高当然是最好，但没有能力和条件，就做普及工作。“没有阵地，我就打游击战，学界有了研究成果我就搬过来，介绍给普通民众就行了。”

智效民坚持写文章要明白和有趣，虽然有趣的境界其实很高。“我写文章首先要明白易懂，虽然做不到让老太太也可以看懂，但稍微有点中学基础的，我力争让他们看得懂，一些地方还要让它有趣一点。”

除了民国知识分子研究，智效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教育。2002年，丁东和谢泳参加了《大学人文》的编辑工作，向智效民约稿写几篇大学校长的文章。智效民首先写了胡适，题目叫《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文章分两部分，分别介绍胡适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当校长的经历。后来，又写了几位大学校长，凑成了2006年出版的《八位大学校长》。

智效民关注教育，其实也和自身的经历有关。从1973年到1986年，从小学到中学，他有十几年的教师经历，对教育体制的利弊熟稔在心。但那时候他是一心想着念书求学，在教学上精力花得不算多。现在碰到那时候的学生，他真心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进入学术体制后，智效民发现所谓的学术脱离现实很远，教科书解决不了青年们的人生疑问。于是智效民通过著述写作，呼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

写作解决了智效民自己的许多思想困惑，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工作和生活乐趣，并摆脱了失语状态，与这个世界建立了联系和交流。

如今，晚年的他过得充实而有价值。这一辈子，他庆幸找到了做学问的方向和兴趣点，知足了。——这是采访结束时他对记者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