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阅读经验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了常来往以外，对主流观念的认同、赞扬（当然也不乏某些应该“警惕”或“改进”的话语）是最重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显然是这样的“老朋友”。美国经济当然是斯蒂格利茨谈得最多的问题；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也说过很多。两者联系起来，中国媒体多称其为“抑美扬中”，这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说法。“抑美”的问题先不说，他的“扬中”在我看来有不少不接地气的空话，但偶尔还是有些敏锐的看法。如2006年他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的改革要谨防利益集团“趋利”，比起以前总是赞美“摸着石头过河”，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但是他对“利益集团”究竟由谁组成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不接地气。他强调要有政府的监管，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接“地气”的问题首先是谁来监管政府。

但是有意思的是，当他“抑美”的时候，当他激烈地批评美国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思考借鉴。斯蒂格利茨2012年出版的新作《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6月）从市场、政府、法治、思想观念、宏观经济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剖析了美国现阶段的不平等现状及其原因和出路。他从金融、市场、政府等方面揭露美国那百分之一的人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制定适合自己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制度、市场规则，以手中的权力将财富从社会底层以种种巧取豪夺的方式转移到上层。斯蒂格利茨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经济中的大部分不平等是寻租造成的。所谓寻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垄断性干预和损公肥私的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特权者代代相承取得垄断巨额财富的机会。而从更根本的原因来看，“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恶性下降式螺旋使我们顺势而下，……”（序言）。该书中译本没有译出来的副标题是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今天的分化社会如何危害着我们的未来）。“分化”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就是贫富的分化、社会地位的分化，即不平等状况的社会图景。关于在人们印象中的美国经济强大的感觉，他说：“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序言）斯蒂格利茨据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指出，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但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可能比美国还要高。所谓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体制不平等这三个他所论述的最核心问题，从“接地气”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市场的发育程度可能连失灵的资格都尚未具备；政府有些事“一抓就灵”与失灵并存。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既不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战，也不是市场与政府之争，而是两者拙劣的结合，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只能是被某种力量把持，而整个经济学以外的外部世界是无处不在的看得见的手。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斯蒂格利茨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进程必须要改革，以使它更能响应民众的意愿并能削弱金钱的势力”。应该创造出一种更为民主的民主制度，因此“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然而这样的努力一直备受阻挠，原因很简单：金钱利益集团有足够的激励和资源确保当前政治体制继续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第121-122页）那么，怎么办呢？斯蒂格利茨对于街头抗议政治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据报道，斯蒂格利茨曾前往“占领华尔街”宿营地，向那里的人们发表演说，强调指出1%的人占有99%的财富的问题，在埃及、西班牙他也同样走到广场与抗议者交流，这种走向街头的姿态表明他的道德热情。在“序言”中，他对抗议政治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抗议者是对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对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做的与实际做的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并且随着公平这一普世价值观被少数人的贪婪侵犯，人们的不公平感变成了一种背叛感。”“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来抗议独裁统治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厌倦了那些陈腐僵化并且以全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青年人又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呼吁变革。”而在美国，抗议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他还不无针对性地回应着对于“占领运动”的意义的质疑：“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序言）

学术的严谨性是对这类通俗经济学著述的重要考验，可以说该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例如第一章一开始，同一页中关于“最上层的那1%人群却设法占有了国民收入的巨大比例——超过了1/5”，以及“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还有“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均见第3页），作者在注释中给出了很详细的统计说明（见第264、265页），不仅提供了数据的多种出处，而且进行了比较分析，表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该书的注释部分不仅资料出处详细，而且也包含有重要的思考性论述，与正文所谈问题相互补充。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书中看到他对右翼人士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反驳意见的分析批驳（第23-24页），虽然也显得很有道理，但还是有理由怀疑他所列举的四条右翼人士的意见是否有代表性，而且我感到他心里或许应该知道这四条其实不是右翼人士对他的最激烈的批评。另外看起来似乎有失严谨的是，右翼人士的四条看法中的前三条都没有以注释给出数据和出处，但是他自己对这三条的反驳却有数据和出处支持。

美国读书界对该书的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赞扬声中比较普遍的是肯定其对美国经济、政治的现行状况敲响警钟，“不平等的代价”在今天的确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危机。在批评的声音中，有人认为其为左翼摇旗呐喊，有人甚至说斯氏是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马克思”，这些都是情绪化的表现。值得思考的批评是“经济思想”网站的一篇博文，Jonathan M. Finegold Catalán《不平等的代价：好、坏、丑》（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在论述了该书的“好”之后指出，“坏”的例子之一是在解释税收的时候引用的都是对结论有利的模型，没有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而所谓“丑”，是指在没有充分界定说明的情况下，塑造出一个1%和99%的巨大对立面；强调相反的经济观点是意识形态之争，暗示着经济科学中不存在争议和改善方法，以意识形态的分歧掩饰了学术之争。另外，他还批评斯蒂格利茨认为应该有一个对民主负责的中央银行，但其实所有中央银行都是没有效率的。当然，这位作者的“丑”说法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