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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清蒸鱼中段”?这是作家王蒙的说法,他回忆,“林斤澜曾经打趣,我们这些人如吃鱼肴,只有头尾,却丢失了肉厚的中段。意指我们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初露头角,然后是八十年代后的归来。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中段二十年呢?不知何往矣”。而对于王蒙而言,其幸运在于,由于《这边风景》书稿的存在,“我找到了我的三十八岁到四十七岁,找到了我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清蒸鱼的中段。”
我们所熟知的王蒙,其“鱼的前段”是《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前者在作者十九岁时写出,但出版已是新时期后,而后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于《人民文学》杂志刊出,随即改变了王蒙的命运,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放逐边疆十多年;再见王蒙已是度尽劫波归来,《布礼》、《蝴蝶》、《杂色》、《夜的眼》、《春之声》直至《活动变人形》等,“鱼的尾段”虽老辣而弥坚。中间空缺的那许多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王蒙的沉默期,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时隔三十多年后的出现,让我们兀然发觉王蒙的创作生涯尚可补上如此重要的一环。
《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是王蒙在极度苦闷中为重燃自己的文学梦想而创作的。由于在特定的时代写作,不得不打上特定的烙印,作品内容紧贴现实,呼应着其时的政治要求,“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小说的出版终竟搁浅,束之高阁。如今的面世,是因为“总算到了可以淡化背景的文学写作与阅读时代了”,王蒙做了重新校订,基本保持原貌,每个章节后加了“小说人语”以作说明,拉近作品与现时读者之间的距离。
对于现如今的读者,《这边风景》具“出土文物”的显著风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修正主义、阶级斗争,暗藏的异己分子,正气凛然的正面人物,波荡起伏的敌我角力等等。这一切,表明了《这边风景》的应时、应景,其向政治生活极力靠拢的姿态显豁,毕竟任何作家都是无法摆脱时代之影响的。但若仅止于此,大约这部作品也就没有于多年后出版的必要了。王蒙的政治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与他在实际叙事中有意无意的强烈生活化倾向构成了分裂,使得这部作品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笼罩下,散发出浓郁的日常生活况味来,僵化的教条无法覆盖活泼的生机,正所谓“风景这边独好”,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仍然无法遮掩住。
《这边风景》以新疆伊犁地区为故事的背景,围绕粮食盗窃案和伊犁事件,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大的骨架,也是如今看来时过境迁的“风云”往事了,所幸饱满的血肉中渗透的是生活的汁液,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大结构的过时,留存了仍值得回味的地域、民族风俗画。政治的坚硬无情毁灭不了生活,老百姓的现实逻辑终究会透过政治的罅隙不可遏抑地释放出来。王蒙说,这部作品把维吾尔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喜怒哀乐”、“打馕、做汤”、“洞房花烛夜”等都写到了。在这种意义上,自今日的眼光看来,《这边风景》的主角或许并非是哪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生活”本身,“即使在政策偏颇、民生艰难的岁月,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我的体会是,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左’的荒唐”。
能有如此的特征,与王蒙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忠诚是分不开的。王蒙对新疆的感情异常之深,他从北京自我“流放”至此,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当地农民对他质朴诚挚的护佑让其感铭于心,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学会了维吾尔语,学会了干农活,真真切切融入了这片土地。对于维吾尔人民的日常起居、音容笑貌、风俗宗教等,王蒙实在已同自家人般熟悉,因之,《这边风景》虽以其时的政治正确为大的导向,但空泛的概念和口号是无法构筑小说的坚实楼阁的,一旦离开政治大而不当的区域,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的笔触立时鲜活起来,打馕、烤肉、割麦子、刷石灰等,举凡生活百态,无不活灵活现,见出勃勃的生机来。而从创作手法来说,可以看出王蒙深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底色(尤其俄罗斯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对生活情状的描绘,无一不是写实的功力体现。而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时时出现叙述的分裂,两种话语交替出现,政治话语了无新意,多是报刊内容的演绎,或作者叙述,或自角色口中说出,空泛无辨识度,而生活话语真切动人、纤毫毕现,有着原生态的细节。作者的笔在此两端来回撕扯,恐有纠结之感,所幸他未放弃后者,令文本尚存不可或缺的生机。
但我们仍不能不说,《这边风景》之主题先行对整部作品的掣肘与损害太大了,使其文化意义显然大于其文学意义。多年前,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在回忆文章里就说过:“这本书写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刊物选载过,但总的来说不是‘优生’,很难挽救,最好只好报废。”虽然报废之说言重了,但其他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边风景》的重见天日,对于补足王蒙创作的链条之意义不言而明,但同时提出一个问题,若将之放于当代文学史中,什么位置合适呢?我觉得评论家雷达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这边风景》在审美上不属于“文革文学”,“因为没有那种‘三突出’的绝对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品性,当然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写作’,而是大体上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特征”。这种论断着重于文学阶段的审美特征,未局囿作品创作时间的限定,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对文学作品的补遗式挖掘或打捞,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于研究作家的创作与审视文学史的全貌,意义不可谓不大。《这边风景》的面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佳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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