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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12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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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专访】多年前,当彭伦还在出版业门外徘徊的时候,贝内特•瑟夫为他打开了通往这个世界的一扇窗,让他心生向往并下定决心投身其中。忽然十年便过去,他为读者贡献了很多世界知名作家的“文学大餐”。因为这样一些编辑的存在,才拉近了世界与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文学与读者的距离。
百道网:99读书人一直以来出了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而且有不少是畅销书,您一手策划并且满意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哪些呢?
彭伦:我的作者里主要是塞林格,他一共出了四本书,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三本,从出版的角度来说,99读书人把塞林格的书出完整了,尤其是后面两本翻译难度是很高的。
另外,我们在当代爱尔兰文学方面做得不错,像科尔姆•托宾,在读者和媒体当中影响很大,还有老作家威廉•特雷弗,从整体来看,爱尔兰文学这一块我们做得是最大的。
其他有影响力的作者有马上要来参加上海书展的科伦•麦凯恩,另外就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99读书人签了他的6本长篇小说和部分诗歌作品,将来会陆续推出,目前已经出了两本——《遥望》和《英国病人》,第三本很快就会出来。
百道网:欧美的作品引进到内地市场有很多水土不服的例子,您在引进文学作品版权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看好但是没有被中国读者接受的例子?
彭伦:因为我们本身对外国文学市场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期望不会放得太高,这样对于销售的结果会比较好接受。不过,有一本书我确实觉得很遗憾。2005年我刚开始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做了一本书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苏联经典纪实作品,是二十世纪初一位苏联探险家到乌苏里山区森林里考察的记录,书本身非常好,七十年代时曾内部发行出过,我们重新推出来,读者不少,但印数太少,发行没有跟上,卖完以后没有加印,结果不太理想。
这本书其实反响不错。黑泽明根据此书拍过电影《德尔苏•乌扎拉》,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另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的书,他的系列作品我们已经出了十几本,卖得也不如我们的预期。其他书基本上都和我们的期望值差不多。
百道网:您觉得可能的原因在哪儿呢?
彭伦:原因之一是,克莱齐奥比较特别,中国读者最初接触的是其早期作品,即得诺贝尔奖时已经出的几本书,都不好读,可能就此给中国读者留下难读的印象。但其实这几本书都不算他的代表作,克莱齐奥后期特别是八十年代的作品阅读难度没那么高,但是读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本书成功不成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于克莱齐奥作品来说,与出版顺序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在发行上也有欠缺的地方。
百道网:之前您推出过贝内特•瑟夫的传记,请您谈一下他对您的影响。
彭伦:影响挺大的,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做记者,做得不算很有劲头,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常跟出版社打交道,跟出版界比较熟,所以我下定了决心要去做编辑。
百道网:是否可以说是贝内特•瑟夫把您带入了出版界?
彭伦:可以这么说,是他让我下定决心进入这一行业。贝内特•瑟夫是出版社的老板,这本书本身写的是他跟兰登书屋一些作家的交往,他所写的让我觉得做出版很有趣,对于年轻编辑来说很让人向往。在书中他提及跟很多同行,包括出版界前辈的交往,让我觉得这个职业很有人情味,对读者来说很有意义,而且每本书包括背后的作者都是一笔财富……这才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我当时这样想。
百道网:通过读书所构想的编辑世界跟您参加工作之后的现实是否有一个落差?
彭伦:当然不太一样,贝内特•瑟夫是作为出版人在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实际上也没有说到很多工作中艰难困苦的事情,基调是比较快乐的,书中也提及了书的运作,怎样卖书,但并没有说到出版社运营所面临的难题。从业后就会发现这个行业远远比想象中的复杂,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民营出版公司面临诸多困难,跟出版社的合作等花费很多时间精力,诸如此类,不过,对我们也是一种磨练。
百道网:99读书人做的多是引进类作品,但是作为编辑在引进类和原创类作品上发挥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在您看来,这两者之间工作重心有什么不同?
彭伦:翻译作品首先是找选题,考虑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市场,这跟原创差不多,相对来说翻译作品市场更窄一些,也就是目标读者更清晰,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不要指望它很快走红,在工作上要把心态调整好。做翻译书还涉及翻译,这是原创作品没有的,翻译要确定译者,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译者队伍,对编辑本身的语言能力也有要求;组稿的过程也跟原创文学不同,原创直接面对作者,想办法跟作者拉近距离,说服作者把稿子交给你,翻译就是版权,这里面有些专业的窍门也是需要摸索的。
从周期上来说,翻译书比较长,版权引进、跟译者签合同、翻译,往往要半年到一年,甚至两年。而原创有两种,一种是作者手上有自己的作品,这个周期就比较短,另一种就是你看中这个作者,但他手上还没有稿子,那就要跟作者聊,把作者肚子里的东西挖出来,比如你在一个文学杂志上看到某个作家的作品,写得非常好,就去找这位作家,了解他抽屉里还藏了什么东西。总的来说,我觉得做原创时间上比翻译短一些,编辑上要比翻译好一些。
百道网:在近几年工作中,对原创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在您的工作中,有没有比较赏识的原创作者?
彭伦: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应该多读一些东西,尤其是国外的东西。
文学方面,我基本不做原创,不过我最近出了一本原创绘本,创作者是位画家,在国外留学,以前给我们画一些书的插图和封面。他自己想做一个绘本,有基本的故事。因为不涉及很多文字,绘本相对来说比较好做,对国外出版社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作者刚刚把国际版权卖给一家西班牙出版社。
百道网:您和黄昱宁老师都是2013中国好编辑,两位是同行,您曾经作为译者跟黄老师合作过,请您谈一谈其中的渊源和合作的经历。
彭伦:黄昱宁是我的师姐,我做记者的时候就认识她了,当时她已经开始给杂志写东西了。最初我们合作了菲利普•罗斯的《遗产》,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她在译文出版社,她们社这些年在当代外国文学方面做得非常好。从事编辑工作后,我们也有很多交流,我们还合作过《艺伎回忆录》,当时因为中日关系电影在中国取消了公映,小说是在原定的电影公映日期前上市的。此外,我们跟译文社合作了弗洛姆《爱的艺术》,卖得很好,一直再版,成了长销书。
百道网:您如何调和编辑和译者的工作?
彭伦:做编辑精力有限,翻译的书就少了,后来我就只译了贝内特•瑟夫的传记和菲利普•罗斯的一本小说。不过,现在我手头正在译一个美国编辑的传记,挺厚的一本书,任务艰巨。
百道网:您本身是编辑,对译者的要求应该很明晰,这一条件为您翻译作品带来什么便利呢?
彭伦: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如果是一个不了解出版的译者,交上来的稿子往往体例比较乱,我本身是编辑,所以译出来交给编辑的稿子比较清楚。既做翻译又做编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设身处地地为译者着想,跟译者会有顺畅的沟通,建立比较好的个人关系。好译者不多,优秀的译者可能不只跟你一家出版社合作,所以如果是跟译者有很好的交流,更容易建立合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对译者也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书,也就方便我们为书稿找到最合适的译者。一本书找这个人翻译了,就不会用别的人,一般都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大家都比较满意就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我的译者很多都是跟我合作做了好几本书。
百道网:最后聊一聊您跟出版业结缘的故事,您毕业以后是怎么做了编辑的呢?
彭伦:我是上外国际新闻系毕业的,原来想做记者,但是我又对图书比较感兴趣,想做一份两者都能兼顾的工作,当时没有机会,后来进了一家服装企业做翻译。三个月后我去了互联网企业亿唐,在新闻频道做了三年的新闻编辑,主要做国际新闻。这之后又去了之前很想去的文汇读书周报,慢慢地转向图书编辑,2004年加入99读书人,到现在差不多十年,想想也是很长时间了。
关于这份职业,我是这样想的,编辑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工作,做翻译书周期比较长,刚入行的编辑要出成绩往往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有些编辑可能在图书公司间跳来跳去,这实际上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从策划、确定选题到图书出版往往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出版以后如果不是畅销书的话要长久地跟进销售,发行、渠道、媒体也要做得充分,才会慢慢地有效果。如果两三年跳一次,之前的积累全都没了,在上一家公司签的书带不走,原来做的书就白做了,对作者也没法做出交待。我觉得年轻编辑要成长,首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其次要有足够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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