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泳先生新出的文集《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首先就觉得“思想利器”这个说法颇有意思。谈当代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而提升到“思想”，而且是“利器”，其意既深，也有针对性——比如作者在后记中说，“中国当代历史研究面临的一个特殊困境是档案不能届时解密，所以搜集史料或者给出史料方向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关于“史料方向”，他以当代文学研究为例具体论述道：“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时代环境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方向，目前还不为研究者注意，这就是意识形态部门的内部材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第116页）毫无疑问，这些史料的确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利器，而它们所发生的作用也断然少不了思想性的冲击。作者在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的时候说：“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只要能给出新史料即是好的研究工作，给出的越多，研究即越有价值，解释历史可能是后人的事。”（第290页）从历史研究必须以过硬的史料说话的意义上说，是对的；另外从档案届时解密之艰难的现实状况来说，此言更有针对性。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问题》一文中，作者指出，档案届时解密无法制度化造成了当代史研究的困境，这种困境的解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制度的变革。因此，在原始档案使用困难的情况下，“内部文献”和公开出版的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基本史料状态。具体而言，“这些史料一般包括相关的政策文件（如完整的会议简报）、批判材料（如相关言论汇编）以及系统的行政机关的内部出版物（如《宣传通讯》）等形式。这些‘内部文献’通常以内部发行为主，虽然数量有限，发行有相关级别限制，但相对于原始档案的唯一性来说，它有一定的存世量，而且分散在各处，对研究者来说，它的获取相对于原始档案有易得性，具备成为系统史料的前提”（第105页）。这是对目前当代史研究的史料使用状况的客观分析，也是在近年来当代史著述中越来越明显呈现的趋势。如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主要运用的“内部资料”如“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期”、“市高校党委办公室编《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期”、“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高等学校重要教授反映汇报》第×号”、“北大党委会《北大教授情况反映》”、“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期”等等，以及谢泳在本书中大量运用的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中宣部秘书处编辑的《宣传通讯》等等，都是典型的运用案例。

著名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认为，新中国依据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人事档案制，对后人研究那些处在社会中上层的知名人物是极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各种记录运动经过和反映运动中人们表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有的藏在档案馆，有的发表在报刊上，有的散见于各个单位发行的各种小报及资料汇编里，也有的保存在与我们研究的对象在同一部门或同一组织工作的其他人的日记、笔记里。只要研究者深入发掘，认真梳理，要考察研究他们在单位工作情形，以及运动中的遭遇，不难发现大量具体的史实和情况。”（见《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对这些“内部史料”的存在状况，这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

值得一提的是，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汇集起来作为资料文献出版，是对当代研究的功德无量之举。例如，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整理、编辑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就是一项重要的成果。据集刊的“出版说明”，“这套丛书收录的是流散于社会的各种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等。”但实际上它收录的范围也包括了所谓的“内部资料”，如该集刊第九辑《铁道学院（“三反”快报）》，原为某铁道学院节约检查委员会宣传组编辑、刻字油印的八开小报，时间从1952年5月至8月，内容包括消息报道、通讯、文章、评论等，反映出1952年“三反”运动在一所高等院校的进展情况。但是，从内容来看，这辑资料反映的应该更多是思想改造运动。该书上下两大册、近一百万字，全是教授们的自我揭发、自我诋毁和上纲上线的批判以及感恩戴德，还有学生对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互相揭发、批判，的确是研究这一运动很有系统性的第一手史料。

那么，如何让这些史料成为当代史研究中的“思想利器”？拿到史料固然重要，要读懂和挖掘其中所蕴涵的真正价值，还是离不开研究者的功力和思想眼界。比起隐瞒、封锁，对史料的有意伪造是对历史学家最严峻的考验。如中世纪史专家布洛赫发现，在王室的特许状下面常写着由国王“颁布于某日某地”，而实际上这一天国王根本就不在那里；在八至十二世纪，整个欧洲到处都流传着为了各种目的而伪造出来的文件、王室特许状、牧师团法规、教皇法令，它们被用作“据理力争”的证据。更荒唐和可怕的是，当时即使最虔诚、最正直的人也都会参与作伪活动。另外，国家或政治领袖人物往往也会悄悄地或利用制度安排来销毁文件档案。更值得警惕的是，与做贼心虚地销毁档案相反，有些档案文件则被有意推送到历史学家的面前，诱惑他们相信某些事情。如英国的《国家审判文集》是关于十六世纪以来英国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审判过程的文件汇编，但前四卷是1719年由辉格党人的宣传部门组织出版的，因此严谨的历史学家对引用这部分文件均十分小心。

对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治史者而言，历史学家高华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见《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关于史料的见解更有针对性：“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事后所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考辨、核查。领导人的年谱也一样，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问题。对于民间史料，他认为绝不能因为其民间性而忽略其内在重大价值。另外，他很重视以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加强阅读史料的敏感性，使其“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高华对公开史料的运用和深刻识见是很鼓舞人心的，可以说，在今天还试图以封锁档案资料来维持历史谎言、继续建构历史神话已经难以奏效了。

谢泳书中的《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介绍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关于胡风事件的报道》一文可以看作让当代史料成为“思想利器”的很好例子。该文对《内部参考》所涉胡风事件史料进行了综合梳理，研究的目的是：第一，通过这些新华社收集的信息“观察当时中共上层以及相关部门对胡风事件的全面判断”；第二，判断“这些信息与决策者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关系”（第152页）。结论是，“我们在逻辑上可以判断，胡风事件完全是决策者为了政治目的而制造的一个典型案件，当这个案件发生时，决策者并非不了解处在事件中心的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而为了达到预设的目的，一切真相都不复存在。在当时的行政系统中，对于胡风事件的判断，完全顺应决策者个人的好恶，对于事件真相的分析和思考完全不发生作用。”（第161页）另外，文章详细介绍和大量抄录了民间对于胡风事件的反映，也是研究那个时代民间思想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