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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12日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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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1953年生,知名历史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忍不住的“关怀”》、《革命》(四卷本)、《“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奎松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5月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美) (爱德华·W.萨义德Said) (E.W.) 著 单德兴 译
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他们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这是一场历史悲剧。知名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他试图通过重构1949年巨变前后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来还原那一段史实。
这部著作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先后举办专场学术研讨会,萧功秦、茅海建、陈思和、许纪霖、金雁、雷颐等著名学者参与,共论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转型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孤独”等话题。
从服装看知识分子变化
杨奎松说,他写作此书,不是从知识分子的概念出发来做研究,而是把他们当成“人”,他希望看一看作为“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的政治浪潮中是怎么应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整个阶层曾经被打入所谓“老九”的行列,以至于很多人的一生陷入混乱之中。
杨奎松从服装的变迁来比较中西知识分子。他说,在西方,从笛卡尔到卢梭、伏尔泰,到康德、黑格尔,一直到福柯,打开他们的书翻看他们的照片,我们会发觉他们的着装几百年前是那个样子,几百年后还是那个样子。他们基本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而中国则不同,最初的康梁穿着长袍马褂,头戴顶戴花翎。20世纪初,大量知识分子出国留洋,在日本,他们很多人都穿着和服或者日本学生装。五四知识分子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服装样式,比如穿长袍马褂。民国时期除胡适以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正规场合下都是穿西装。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要不然穿军便服,要不然就是毛式中山装。
杨奎松说,虽然着装变来变去,但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主要考虑的,还是中国到底怎么转,转向何方。西方的学者从17、18世纪思想启蒙以后讨论的话题,绝大多数不是民族国家问题,是讨论整个人类命运问题,讨论什么是公平、正义,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问题。他们讨论的思想范围,是超越国家边界的,超越民族的。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讨论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如何受欺负,我们今天如何翻身、如何崛起、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争和恐惧都是真实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忍不住的“关怀”》这个题目,本来该是他做的,他在20年前就想做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但是发现资料很缺乏,所以没有做下去,想等到有资料的那一天,结果杨奎松的书已经出来了。许纪霖解释,什么叫“忍不住的关怀”?就是你不去找政治,而是政治找上了你,所以叫“忍不住”。
这本书的第一篇讲张东荪,杨奎松提供的形象和戴晴《在如来佛掌中》的形象有差异,许纪霖认为,这种差异就像当年王晓明写的鲁迅传记《无法直面的人生》一样,写的是鲁迅的另一面,心理上负的一面。许纪霖说,戴晴从文学角度切入,她将个人的很多情感因素投射到历史里,很多资料判断的确有不太靠谱的地方。但许纪霖认为,要想了解张东荪,还得两本书一起读。戴晴把张东荪拔高了,杨奎松写的是另外一个张东荪,是有恐惧感的、软弱的张东荪。这样,张东荪复杂的形象在我们想象当中就完整了。
许纪霖说,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些人,不要以为他是伟人,像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宗教改革,是有历史情怀的,1949年以后没这种人了。陈寅恪要不是有人保护,放在那个环境里面,要么像傅雷一死了之,要么也照样写检讨,照样恐惧。
许纪霖说,在那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恐惧中抗争,在抗争中恐惧,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特别可亲,才像我们所想象、所理解的前辈。
知识分子应自我边缘化
这本书也引起学界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认为,知识分子改变社会,靠的是良知、冷静与理性,应该通过独立观察,来解释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预知我们的未来应该向何处去。
萧功秦说,体制内的资源垄断,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形成巨大挑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经费,各种评奖层出不穷,人们很难不受到它的诱惑。但萧功秦认为,知识分子一旦受到这种吸引,就会失去学术独立和自由,除非从事非思想史的研究,比如高架铁路如何造,成吉思汗打花剌子模时是往西路走还是南路走。
面对如此强大的体制力量,萧功秦认为,自我边缘化是最有效的途径。他认为,只有处于边缘状态,才能使知识分子抱有内心的自由。虽然缺乏研究经费,甚至处于生活的窘迫状态,甚至受到社会的、家庭的压力,但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知识分子能得到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内心的自由,这正是知识分子原创性的来源,你可以从事自己想做或者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化创新能力,他所具有的潜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萧功秦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边缘状态是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动力。
萧功秦说,虽然我们缺乏宗教资源,但是我们的人文传统当中却有着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相当丰富的内在的资源,这是一种知识上的审美主义。知识和学术专业中的乐趣,所谓知识当中所获得的至德之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种知识审美主义,可以使一个知识分子在边缘状态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支撑。
专访杨奎松
他们既主动也被动
继四卷本代表性作品《革命》之后,杨奎松最新著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此书以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为研究对象,关注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命运变迁,力图从被改造的当事人来还原一段历史史实。
应该如何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为何集体失语?本书三位主人公的经历对后世知识分子有何启示?日前,杨奎松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或许是我们理解这本书,以及解读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
集体失语原因有三
《文化广场》:您为什么选择知识分子作为研究新中国建国史的切入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杨奎松: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陆续研究并发表研究新中国建国史的研究成果,包括出版建国史研究的书。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和我研究建国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的历史是相关联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从被改造的当事人来尝试还原一段历史史实而已。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按照西方比较一致的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是指社会上那些具有独立地位、批判精神,勇于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但是,我们研究的是历史,因此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站在新中国语境下,当年所讲的“知识分子”其实指的是那些受过相当教育的或者有文化的人。具体什么教育程度或文化程度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当年也不一定,因为这一概念对应着的是“工农”概念。当年的工人、农民基本上都没有文化,因此在文化程度很低的人群当中,当年读过中学,甚至读过高小的,就可能被人视为“知识分子”了。由此可知,新中国成立后被要求改造思想的所谓“知识分子”,其实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那种精神方面的独立追求。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是极少数。
《文化广场》: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语,不仅在公共文化领域缺乏,即使在个人专业领域的研究也乏善可陈,您认为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根本原因恐怕有三:一是制度环境变了,以前可以自由思想言论的许多条件没有了;二是生存环境变了,以前可以凭借一技之长养家糊口的社会条件不存在了;三是诉求目标变了,由于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足以改变中国落后混乱面貌加速发展步伐的政治社会基础,因此绝大多数曾经有过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相信,有必要牺牲小我服从大我了。
此生最大诉求是爱国
《文化广场》:您在本书前言中提到金雁的《倒转“红轮”》,这是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著作。在沧桑鼎革之际,俄国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杨奎松: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同。俄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形成开始,就和官府相对立,因此从来与监狱、苦役相伴而行。影响到今天西方知识分子,也特别强调思想的独立性。中国的读书人则大不同,从古至今都有一种经世致用的“入世”情结,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读好书是为了仕途功名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及其科举制度,包括中国一两千年文官制度的传统长期影响熏陶造成的。
《文化广场》:“文人论政”、“书生报国”。那一代知识分子以爱国、救国为己任,但他们最终放弃自身的价值归属,是被动还是主动?
杨奎松:当年留在大陆不走的知识分子,大都已经或准备在政治上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身的价值取向,因为他们此生最大的诉求,就是爱国、救国和强国。“向人民投降”,既被动也主动。被动是因为原来的思想常常与新政权的要求不合拍,因此不少人改造起来很痛苦;主动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自留下之后就认同了共产党的成就和权威,因此思想上相信共产党代表了人民,故总想能跟上人民前进的步伐。
他们三人各有典型性
《文化广场》:您选择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作为本书中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是他们三位而不是别人?他们具有怎样的典型性或代表性?
杨奎松:选择他们三人,首先是因为他们都留在了大陆,在政治上基本上都认同共产党主导的新政权。其次是因为他们不是那许多并无独立思想和政治诉求,只是有文化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典型性在于,大家政治上虽然都基本认同新政权了,但思想上认同的情况却大不一样。王芸生是许多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努力跟进的一个代表;潘光旦是政治上认同,思想上想跟进,但改造起来很痛苦的一个代表;张东荪是政治上基本认同,思想上却不大认同,并且总是坚持自己的一套因而必定境遇悲惨的一个代表。
《文化广场》:您声言研究三个历史人物,跟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人物传记与历史研究都需要有史料作支撑,都需要作者的观点,两者具体的区别何在?
杨奎松:我研究这三位知识分子,是为了透过他们尽可能地还原和贴近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段知识分子不得不思想改造的历史真实,不是要去为他们个人立传,也不准备去全面研究评述他们的思想。因此,我的写法既不同于人物传记的写法,也不同于人物思想史的写法。我不过是打算换一个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当年发生的那些历史而已。
冯亦代的动机是真诚的
《文化广场》:您不赞同把冯亦代等知识分子协助有关部门做定点汇报工作定性为“卧底”或“告密”,并举例说冯亦代对潘光旦、费孝通的汇报客观上帮助了二人。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把握道德评判的尺度?
杨奎松:我在研究历史中的人物时,从来都要求自己注意两点。一是要相信人本性上都是善的,要相信绝大多数重要历史人物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不能简单地从结果来倒推动机;二是要避免拿今人或今天的价值观去看待过去历史中人,而应站在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角度、立场去理解当事人所思所想及所为。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例,不要说他们互相为敌几十年,一方都导致了另一方面巨大的损失,并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如果我们像过去国共冲突的年代那样,只站在一方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你是我非。站在国民党人的角度,蒋自然好得不得了;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蒋自然坏得不得了。而且,不仅评价上相互对立,就连史实都会弄得截然两样。以此种态度研究历史,就连还原历史真实都不可能。事实上,如果我们抛开特定的立场情感,回到他们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场景、环境、条件和他们的观念立场去了解他们当年考虑和处置问题的想法与动机,就不难发现他们“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冯亦代虽然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但研究评价一样也需要把握好一个换位思考的方法问题。如果你能站在冯的角度,用心地去读他的日记,就会知道,他当年会那样做,一个根本原因是他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利的,而且是报答党对自己信任,就像从事地下工作一样,他还会充满一种光荣感。因此,他做这种事的动机是真诚的,也因此,他也完全是抱着当年那种政治标准并以他的政治判断在认真地观察和汇报。说被汇报者一定都不幸,会被害,就不客观了。我们不能拿今天的观点来看过去。可以肯定,当年很多人的思想改造和转变是真心的,因为真心,党要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在道德上非常鄙夷这种人,就简单地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当年人的这种作为。要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有着不同观点立场的人来说,道德也要看用在什么人身上。八十年代我所在单位一位老主任就很理直气壮地告诉我说:“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搞阴谋!”
摆脱民族国家的观念束缚
《文化广场》: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人的经历对后世知识分子有何启示?
杨奎松:最重要的启示恐怕有两个。一个是知识分子固然总是会忍不住去关心现实、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甚至批评社会、批评政治,但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本质上,包括性格上,其实未必适合于将自己投入到政治漩涡中去。一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当逐渐摆脱民族国家的观念束缚,更多地思考和关怀人类共同精神、共同价值方面的问题,更多地着眼于具有普世性的人性、人道、人权等人类共同关怀的发展进步问题,避免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裹胁,动辄丧失精神的自我。
《文化广场》:这一部《忍不住的“关怀”》之后,您在关于新中国建国史研究方面还有何具体计划?
杨奎松:我几年前已经出版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二卷。我的研究目前涉及的面向比较多,只能看时机和条件,成熟一本出一本,故暂时不能提供特别具体的出版计划。
延伸阅读
《知识分子论》
●推荐理由:关于“知识分子”的入门级读物。长久以来,乔姆斯基与萨义德并称为美国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个国家的良心”。一个人要具有怎样的特征,才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萨义德的回答截然不同于辞典上的那种“正确然而无用”的解释。
萨义德在书中对“知识分子”作出了新的界定:在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术中间人于一身,往往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故国人民有所思》
●推荐理由:多年来,陈徒手一直在坚持不懈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他的《人有病,天知否》曾推动过国内目前的口述史研究。这本新著同样是研究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扎实史料,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包括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等人。可与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对照来读。
《倒转红轮》
●推荐理由:金雁是研究苏联、东欧近代史的专家,她的这本专著在2012年引起学界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极大关注和思考,在阅读中很自然地从多种角度映照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心路历程。《倒转红轮》从索尔仁尼琴开始讲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讲述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叫做“倒转”是因为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位,从最末向前追溯。从索尔仁尼琴开始到高尔基,路标派,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到宗教的分裂运动。完全可以称得上一部俄罗斯的近代思想史。
《士与中国文化》
●推荐理由:余英时兼通中西之学,《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岀中国士人思想变化的脉络。“士”就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演变是十分复杂的现象,由先秦至今,一代代累计下来,就堆成了一部中国读书人对于人生价值取舍的历史。探讨一个业已不存在的实体,而暗暗寄托了自己对现实的评价和希望,这大约是这本书能够唤起诸多读者共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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