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商务印书馆在港中大店举行了一场题为“最难忘情是书”的讲座，主讲人是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金耀基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地位超卓。牛津大学出版社近期集中推出了他的四部学术作品集，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社会不同的文化现象。利用讲座间隙，晶报记者采访了金耀基教授，他谈及多年的研究心得，同时也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体会。

谈新书

增订版精神一贯性更强，更符合我现在的想法

晶报：这次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您的这四本书，有三本是您以前著作的增订版，但这三本增订的篇幅还是蛮大的，有的换掉了原书一半的内容，有的甚至更多。为什么此次增订有这么大篇幅的替换？

金耀基：我以前只写论文的，而且大多数都是用英文写的，只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1992年的时候，牛津大学出版社第一次要出版中文书，我们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出版社，他们出版了许多种语言的书，但直到1992年他们才首次出版中文书。林道群（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总编辑）找到我，想要出我的书，能作为牛津版首批中文书的作者之一，我当然很高兴了，于是我就把那段时间没有发表的论文结集，交给他出版，这本就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而另一本《中国政治与文化》，也大概是同时期出版的。

对这两本书，我当时是比较满意的，可后来再看，其中有一些文章的表述并不那么精准，你知道，我们在不同时段里要讲的东西，有时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嘛。两年前，林道群和我谈新书《社会学与中国研究》的出版事宜，他跟我说，你以前的书都已经卖断了，是不是考虑出增订版呢？我当时很开心，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但可以让我增订以前那些不满意的地方，还可以把我之后又写的一些新文章替换进来，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增订的工作，把自己过去所有出版过的书、写过的文章，都翻了一下，把与原书精神一致的文章都找了出来，重新把它们进行了归类。所以这次牛津版这几本增订版，不仅比以前收录的文章多，而且在精神一贯性上也增强了，更符合我现在的想法。

晶报：在您这几本书的增订版出来后，您从中有没有看到昨日之金耀基与今日之金耀基的交战呢？

金耀基：你提这个问题，说明你看过我的东西（笑）。在1966年的时候，我在台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传统到现代》，这本书后来被很多人评介。在这本书里，我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观点来写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一方面我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写的，另外一方面，我是以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写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证明中国文化高过西方文化，或者是西方文化高过中国文化，而是我们要面对一个文明的Change，我们要从一个古典的文明中转出来，我们不能永远都停留在一个过去的文明之中，说白了，就是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否则是没有前途的。

记得当时我在自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我不反对传统，但我批评传统，我不对未来抱有幻想，但我有一种期待。我们回溯世界历史，任何大的现代化的运动，尤其是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广度、深度文化传统的国家，一定是从传统中慢慢超越，进而转化过来的。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的现代化，是没有传统的现代化，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是平面的，没有什么文化底蕴。

晶报：事实上，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传统，既是现代化的阻力，又可以是助力。

金耀基：对，传统有时对现代化是有制约和阻碍的，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变成新的资源，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这是那些没有多少传统的国家所无法企及的。那么，应该如何把这种传统的助力发挥出来呢？就这个问题，我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的现代转向》（此次牛津大学出版社亦推出了这本书的增订版）一书中曾经进行了阐释，我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而牵扯的是一个国家从一个古典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文明体制的发展。你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有哪一样是跟100年前完全一样的？几乎一样都没有！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现代转向。我认为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向里有这样几个主旋律，第一个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向，这比较好理解。第二个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向，坦白讲，这条路中国人在一百多年来走得很辛苦，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三个是从经学到科学的转向，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古代读的东西是“四书五经”，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四书五经”与西方的《圣经》一样，都是经书。

晶报：可中国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经书已经被请出了教科书。

金耀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西方也有，比如蔡元培当初在德国留学时，就发现20世纪初的德国大学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科学与神学的分离。于是蔡元培回国后，就说我们也把经书拿掉吧，不必放在大学教材里面了。再之后，就是一系列新的西方科学运动得以展开。当然，严格地讲起来，蔡元培他们当时也许没那么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具体意义，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做的就是一个知识上的基本转变，一个从传统经学到现代科学的现代化转变，而这个转变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大的推动力。

谈道德

我们不仅要知愚、求真理，还要知善、求善

晶报：但在经学转向科学后，科学就在中国的教育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记得您曾经提到，一所大学不仅要教授科学的真，还要教授伦理道德的善，以及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而后两者，明显在中国的大学中欠奉。

金耀基：你说的很对，所以我也说，中国从经学到科学的现代转向并没有真正完成。我们都知道，文明是必须要有秩序的，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这些现代文明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伦理秩序，学术秩序，但现在中国的大学，显然在教育学生知愚知善上做得并不好，也就是说，学生只知道知愚，大家都在追求科学的真理，而没有人知善，求善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先在大学建立一个知善、求善的秩序。

晶报：如今社会上乱象丛生，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大众在知善、求善上缺乏重视？

金耀基：我觉得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伦理道德秩序都还在构建和变化之中。我举个例子，比如美国已经有好几个州通过了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法律，而前不久在法国却有一个人为了抗议同性恋结婚而自杀。我们能说赞成同性恋结婚和反对同性恋结婚，哪一种伦理道德更高尚，更合理吗？显然我们现在仍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和标准。所以我认为，伦理道德秩序不都是通通在经书里面。

晶报：那么这跟中国缺乏一神教是否有关系？记得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人需要接受一神教的洗礼，而中国式的宗教是多神教。

金耀基：我觉得这种说法同样过于片面和简单化，西方有很多国家信奉一神教，但是西方在现在的全球化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两种一神教文明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我认为，与其在宗教信仰里找共识，不如大家在科学中进行交流，比如说中东大学里教的物理学，会跟美国大学里教的物理学不一样吗？这当然不可能了。所以说，世界最应该全球化的，应该是大学，因为科学的世界是相通的。至于现实的世界，我不认同“我是文明人，而别人都是野蛮人”这种分法，我们这个世界既然是多元化的，就一定要承认这种多元化。最简单的道理是，如果要和平共存的话，你就一定要尊重你的敌人。

晶报：在您看来，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金耀基：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缺乏秩序，甚至说反秩序，这是经济伦理方面的问题；也有政治伦理方面的问题……所以20世纪初就有人认为，社会失范最大的问题是意义丧失。什么是意义？举个例子，以前出现了伦理道德的问题，人们会说这是上帝安排的。可现在不行了，因为在科学主导的社会中，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跟我们如何安排的、如何做的有关，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人类自身上。

谈写作

对中国学者而言，英文是重要，中文是必要

晶报：您的每一篇英文论文，都会用中文再写一遍吗？

金耀基：大多数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我的中文版论文会和英文版有一些笔法上的不同，但论述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则是一样的。有时，我也会请别人帮我把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然后我再按照自己的原意进行修改，我觉得这样或许会有新的视角。说起来，我这么做实际上是出于某种使命感吧，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作者长期只用英文写作，而没有用中文发表论文，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体系的。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是只用英文写作，我认为这很不好的。

晶报：现在世界上用的最多的语文，一种是英文，一种就是中文，据统计，这两种语文的使用者都接近15亿人口。但英文和中文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却相去甚远。

金耀基：是的，英文现在是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行的语文，我们现在讲全球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基于英文全球通行这个基础上的，因为英文可以带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英文能成为世界通行的语文，当然是因为19世纪英国是世界霸主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因素也与美国在20世纪的领先地位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到现在，科技文化对人类起到了垄断性的作用，而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这也就进一步奠定了英文作为世界性语文。打个比方，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假如他不懂英文，他就很难生存，因为他不但看不懂海量的英文材料，也无法写出让全世界人看得懂的文章。不过，虽然一个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文章非常重要，但我更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用中文来发表文章更是必要的！另外，我觉得中文将来也有成为全球通行语文的可能，但中文在成为全球通行语文之前，必须先要成为全球学术通行语文，这是一个必然！

晶报：就您个人的语文写作而言，可谓涉猎广泛，既有知性的历史学、社会学的论文，也有感性的散文随笔。

金耀基：对于我来说，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我用脑写的，就象《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这样的书，另一种则是我用心写的，就象《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这样的书。也就是说，前一种是我用理性写的，而后一种则是我用感情写的，这两者千万不能闹混，如果用感情去写社会学论文，那就糟糕了（笑）。

晶报：除了论文集和散文集，您接下来有没有意愿写一本专著？接下来的新作已经在筹划了吗？

金耀基：我想我不会写专著的，因为在我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不接受专著的，只接受论文。也就是说，假如你用一篇论文都还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话，书就更没有必要写了，而已经用一篇论文说清楚了问题，那写书也就显得多此一举了。我有一本论文集叫《大学之理念》，写的是关于中国大学教育理念如何转向现代化的问题，而中国如何完成经学到科学的现代转向，是我这十年来最关心的话题，所以我的下一本书会是《大学之理念》的续篇，目前还在写作中。

晶报：能否先透露一些新书的内容？

金耀基：我会写一些自己对于科学的反思。你知道，我是非常推崇科学重要性的，但是我绝对反对科学主义，因为人类的知识不仅仅只有科学知识。托尔斯泰曾经讲过：“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他那么重视科学，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们——你要科学告诉你怎样才能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科学是不能告诉你的！那么什么能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我想也许文学里面是有答案的，也许其它文化里面也是有答案的。

谈阅读

买了却不看的书，是最贵的书！

晶报：您是一个爱书之人，可现在的阅读已经逐渐沦为一种速食文化，我们看现在的流行书销售榜，多是一些讲旅游、美食、情感的书，现在读人文社科方面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金耀基：我在30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建立一个“读书社会”，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书香气代表了一种文化，但读书文化不单单只是买书来读那么简单，而是要看去图书馆借书来读的有多少人？要看你所在的地方能制造出多少本土图书？从这些指标，才能慢慢看清楚这个社会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随着网络、智能手机的出现，现在不少香港人已经连报纸也不买了，至于书，据我了解香港现在还是有不少买书的人。我觉得，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不会被电子科技产品完全取代的，因为读书会让一个人有存在感，这是一种很自然很愉悦的感受。你说我是爱书之人，的确，我从小就爱读书，书是我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接下来，我的人生应该还会有几年时间吧（笑），我想这些时间还是会跟读书离不开。

晶报：请您分享一下您个人的阅读习惯。

金耀基：我可以跟你讲老实话，为什么我对退休这件事很高兴？除了退休能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很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做以前自己很难做到的事情。在我没退休的时候，特别是做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时候，我每天非常忙，要教书，要写东西，还要想学校该如何发展，忙行政方面的事，开很多会，应酬很多人……实在很难有时间看看我喜欢的书，虽然它们就在我旁边的书架上。退休之后，我的阅读习惯终于被我找回来了，我真的有时间可以读自己喜欢的书了。那时候，我忽然发现很多买了很久的书，就一直摆在那里，从没有看过。你知道什么书最贵吗？就是你买了却不看的书最贵（笑）！

讲到我自己的阅读习惯，小说看得不多，我还是更喜欢读历史，哲学类的书。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养成读书的习惯，你要是养成了这个好习惯，你不读不看都会很不习惯！另外，不但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也要养成买书的习惯，学会如何买书，买好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图书馆，那就是自己的书房！这个地方不是说非要有多大，要有多少本书，只要你自己觉得这是你最宝贵的地方，并放上满满的书，你的心里都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至于每个人要读什么样的书，我并不想过于强调自己的偏好，不是说你买漫画书我就反对你，但我希望告诉大家，你在看完自己喜欢看的书之外，也可以看一下其它类型的书，要努力去了解不一样的事物，并给这些事物在心里留个位置。

寄语青年

体会一下不同的生命意义，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晶报：您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中提出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古时候大多数是学而优则仕，大多数是做官的，服务于政府，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是一脉相承，比较缺乏独立性。想请您解释一下您提出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金耀基：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新型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就是从经学到科学之后，中国现在的大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的过去是没有大学的，我们只有太学，只有国子监，西方是有大学的，而中国今天的大学形式基本上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基本跟过去的教育机构隔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不仅是表面的制度转变，内容也发生了从经学到科学的转变。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里，在经学的时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点也不需要难为情的事情，如果不能入仕，那么你怎么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古时的知识分子就是要告诉自己，我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样才能安天下、安百姓。因此，古代的中国有着非常强大的科举制度，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大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是，中国进入现代之后，整个文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社会概念比以前要大的太多了，去政府单位做事的知识分子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现在的行业太多了，不是360行啊，而是3600行、36000、360000行那么多行业的一个大社会，现在从大学毕业的好的学生，要立足的天地比以往宽广多了。当然，知识分子即使不进入政府系统，也还是可以体现一些影响的，比如很多教授被政府邀请去做顾问，30几年前，我也曾被香港政府邀请去做ICAC（香港廉政公署）社区研究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也算是对香港的廉政建设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想，现在的知识分子一定能看清楚社会的出路以及价值在哪里。

金耀基（1935－)

浙江天台人，社会学家，曾任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著述很多， 主要包括《从传统到现代》、《大学之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学思与生涯》。

□金耀基牛津版作品

《大学之理念》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剑桥语丝》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海德堡语丝》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敦煌语丝》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学思与生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社会与文化》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中国的现代转向》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中国政治与文化》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作者：刘忆斯 庄向阳/文